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革命先驱高君宇最仰慕的人物之一。高君宇与蔡元培之间的交往，虽因记载不多而难以一一尽知，但从散见于当时报刊上的文字资料中，我们仍可窥知个大略。

蔡元培画像

1916年，抱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宏愿的高君宇，考入了北京大学。北大这时尽管还保留着其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封建色彩，但自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初名《青年》）发出新文化运动的信号之后，校园里逐渐掀起一个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学术自由的思潮。就在新文化运动春云乍展的时候，由欧美深造归国的蔡元培于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采取贯彻“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聘请各派学者，容纳各个学派，使北大校园很快掀起浓厚的学术自由之风。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了活动的舞台，逐渐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在新思潮冲激下成长起来的新文化战士高君宇，自然对提倡思想自由、鼓吹科学文明的蔡元培产生了崇敬、仰慕、钦佩之情。因此，1918年6月当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正式成立后，高君宇很快加入这一以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的组织。“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条件，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败的不满。高君宇在“进德会”严于律己，砥砺品行，成为该会“出类拔萃的会员”。当时，山西大官僚梁善济（系能左右政局的“研究系”主要成员）因慕其才名，竭力拉拢、引诱他从政，但他毫不为之所动，严格地执行了进德会“不做官”的会章。其后，高君宇又加入了蔡元培为会长、《京报》主笔邵飘萍为导师的“新闻学研究会”，并与毛泽东、罗章龙等同时领得听讲半年之证书。

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学生纷纷组织社团。1918年5月高君宇、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进步学生发动组织了总统府请愿斗争后，旋即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这一团体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涉后，为了便于活动，高君宇等会员于同年10月组织成立了“国民社”，出版政治色彩鲜明的《国民》。这一组织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蔡元培不仅出席了该社成立大会，而且还为《国民》创刊号撰写了序言，对该社社员寄予期望：“愿社员永永保此朝气，进行不怠，则于诸君唤醒国民之初心始为无负也。”高君宇还先后加入了蔡元培热情支持的“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的“新潮社”和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成为这些社团的骨干分子和领导成员。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蔡元培和当时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希望和会取消帝国列强在华的特权和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巴黎和会不仅拒绝讨论中国提出的七项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在和约中规定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日本。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为了筹议抵抗，高君宇等北大学生于2月5日晚集会于北大三院礼堂，决定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绝签字。会后，被推为干事的高君宇等10余名爱国学生，奔走呼号，联络各校学生共同行动。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日下午，高君宇等国民社社员齐集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会议，决定采取斗争行动。深为祖国前途忧虑的蔡元培不但支持高君宇等学生的爱国行动，还将从汪大燮（时任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处获悉卖国政府已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告诉了学生代表。5月3日晚，北大学生以及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大会，决定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在高君宇等学生领袖的带领下，3000多名爱国学生在游行示威中火烧了赵家楼，殴击了章宗祥。反动军警逮捕示威者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晚，北大学生在三院礼堂召开大会。蔡元培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同情学生的行动，表示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只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并保证负责营救被捕的学生。被选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的高君宇和北大学生对蔡元培的讲话十分欢迎，但未听从他关于复课的劝告。从5日起，北京各大专学校一律罢课。

5日晨，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各校校长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14校校长在北大开会，一致表示“学生的行动，为团体之行动，即学校之行动，决定只可归罪校长，不得罪及学生一人”。并组成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以营救被捕学生。会后，校长团奔走于警察厅、教育部和总统府之间；蔡元培还到警察厅表示愿以他一人抵罪，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为配合校长团的行动，高君宇等北大学生会成员亦四处奔走，呼吁社会声援。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受北大全体学生的委托，毅然担任北京大学驻北京学联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于7日释放被捕学生。高君宇受学校委托，雇车将释放的北大学生接到北大文科操场。早已迎候在那里的北大师生欢迎被捕学生归来。大家见面，激动万分，彼此都说不出话来，许多人哭泣不已。蔡元培连忙劝慰大家应该高兴，不要哭。言未已，他自己也簌簌泪下。气氛极为悲壮。

但是，北洋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学生运动的压制。5月8日，总统徐世昌竟然命令将已释放的学生，重新“送交法庭，依法办理”，并发出整饬学风、查办北大校长（此令发出后又匆忙收回）等命令。在这种残暴的压力和尖锐的政治斗争面前，蔡元培同情学生，憎恶军阀政府，但他又深恐因自己累及学校，缺乏与北洋政府公开对立的勇气，便于8日给总统和教育总长写了辞呈，并于9日晨即悄然离京。潜行途中，他又给北大同学写信解释出走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唯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

高君宇等北大学生无不为之而感佩。他们坚决要求蔡元培回校，拒绝政府另派校长，一面上书教育部，面见教育总长；一面向全国各界通电，请求声援。12日，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在北大召开联席会议，议决向政府提出最后询问，若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下令挽蔡，但同时又玩弄花招，把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的命令也一道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保护二贼。与此同时，还连续下达了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对此，高君宇等北京学联负责人愤然发动学生进行反抗。在北京学联的统一指挥下，5月19日北京各校举行总罢课。但是，反动政府不顾学生的反对，竟于6月6日正式下令任命胡仁源为北大校长。当晚，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一致表决拒绝胡仁源任职，要求政府收回成命。“迎蔡拒胡”斗争的烈火越燃越烈。社会各界纷纷声援北大学生。这一斗争迫使北洋政府作出让步。6月22日，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会以及教育部代表到杭州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至此，挽留蔡元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等北大进步学生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北京党组织决定把该会作为公开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根据这一决定，高君宇等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几经讨论之后，决定刊登启事，招收会员，对外公开。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的公开成立，得到蔡元培的关心和帮助。他不仅将该会招收会员的启事登载于《北京大学日刊》上，而且出席了该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外，他还拨给该会两间房子，作为活动的场所。高君宇他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发展会员，举办讨论会、辩论会、讲演会，翻译和编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当时反动派严加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的社会条件下，北大能成为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的绿洲，这与蔡元培的开明方针和保护态度是分不开的。

1922年8月12日，为了促进中苏友好，苏联政府派全权代表越飞来到北京。对于这位来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使，北京各界热诚欢迎，北大师生举行了欢迎会、招待会。蔡元培在会上作了题为《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的弟子之列》的讲演。但是，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中苏会谈设置种种障碍。对于北洋政府这一卑劣行径，高君宇立即撰文进行了有力抨击。为促进中苏建交，高君宇主张成立“中俄同情大同盟”，并提议“由孙中山、蔡元培和陈独秀三先生出头发起”。足见高君宇对蔡元培的仰慕和信赖。

蔡元培招待越飞后不久，报载法国来电一则，“谓法国传说北京大学过激化了，众料远东情形将被危害”云云，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和蔡元培。高君宇立即在《向导》上发表了《北京大学过激化了吗？》一文，予以驳斥。高君宇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资产阶级所以大惊小怪，并不在这种两国人民普通的短时间的交际，而在可号召起广大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那自然要使帝国主义生危惧的，所以法国资产阶级，便诬北京大学为过激化，给东交民巷太上政府般的公使团以一个好题目，好籍［借］着来命令外交系，要他们压迫这个运动了。”最后，高君宇说：“北京大学真是这样的‘过激化’了吗？那是我们被压迫的人民要欢迎的呀！”

就在高君宇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在北京大学部分学生中发生了一场表面上是针对学校当局、实质上是对军阀政府压迫人民、摧残教育不满的讲义费风潮。北京大学的讲义历来是学校免费发给学生的。由于军阀政府对教育的严重摧残，北大教育经费日益困难；加之时局混乱，百业凋敝，使学生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学生积欠学费等情况也十分严重。鉴于这一状况，经蔡元培提议学校评议会以本校经费支绌为由，通过今后所发讲义须一律征费的决议。因此，引起学生不满，各系科学生纷纷开会表示反对，并酝酿罢课，贴出了“反对讲义收费”、“撤消［销］收讲义费的校令”等标语。于是，蔡元培提出辞职。

当时正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高君宇获悉母校发生的这一风潮后，立即致函校内要求废除讲义费的学生代表。他在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同学“将应当追究使他们不得‘安学’的主因——‘打倒军阀’的呼声，却变换成对主持学校诸人的吵闹”。因为学校经费支绌，是因为教育经费被军阀抢去的结果。现在学校和学生在经济的关系上是站在利害很一致的一边。他指出，在外侮日深和民生日逼惨苦的关头，曾经轰轰烈烈领导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同学，应该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高君宇的这封信帮助北大反对讲义收费的学生透过现象看清了事情的本质，不再将斗争矛头指向学校当局。加之，绝大多数学生竭诚挽留蔡元培，以及各方面斡旋，蔡元培打消了辞意，遂于24日回校视事。讲义费风潮至此平息。蔡元培对于高君宇的这封信十分赞赏，指令《北京大学日刊》将此信全文刊载。

1923年初，蔡元培在驱逐彭允彝的斗争中再次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同年7月底重往欧洲从事著述和研究。待他1926年初回国时，高君宇逝世已一周年了，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富有勇于追求真理精神的学生。

（原载《山西政协报》2001年6月29日，7月20日、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