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八载忆红楼，

笔阵纵横荡九州。

京汉工人流血记，

千秋碧血赋同仇。

这是罗章龙先生于198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为笔者和山西大学陈文秀教授等合编的《高君宇文集》题写的一首诗。罗章龙时年85岁，当他忆及57年前“二七”大罢工的往事，忆及在革命斗争中相交的战友高君宇时，不禁情思汹涌，感慨万千。由此可见高君宇和罗章龙先生的战斗情谊之一斑。

高君宇与罗章龙同为北京大学学生，但非同届。1918年9月罗章龙考入北大时，高君宇已在该校读书两年。这时，高君宇在李大钊和《新青年》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思想已日趋成熟。他不仅和李大钊、陈独秀等站在一起，向封建文化的卫道士发起进攻；而且满怀爱国赤诚，和邓中夏等同学发动和组织了以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斗争目标的总统府请愿，并在请愿失败后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当该会受到军阀政府的干涉时，为了便于活动，他们又创建了国民社，出版富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杂志。因胆略过人，赤诚有为，高君宇很快成为当时学生界的风云人物。而罗章龙早在长沙读书时，就与“二十八划生”毛泽东相识，并加入了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颇有改造社会的志向。共同的抱负和理想，很快将高君宇、罗章龙这两位青年学子联结在一起。他们经常聚集在李大钊周围，探讨救国良策；并一起参加了蔡元培先生为会长的我国最早的新闻学研究会等团体。

1919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高君宇和罗章龙不仅参与发动和组织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而且奋勇当先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殴击章宗祥的壮烈行动。在运动遭到军阀政府的镇压之际，作为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联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置生死于不顾，领导爱国学生继续斗争。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罗章龙颇为钦佩。

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商讨建党事宜。高君宇、罗章龙参加了与魏金斯基的座谈。与此同时，他们还和北大10余名同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外，高君宇不仅积极参与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农村、工厂、城区的讲演，以及北大纪念“五一”的活动，而且还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号召工人阶级通过“破坏政权”，以达到“建设新的经济组织”的目的。

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不久，改名为“北京共产党支部”。高君宇和罗章龙同为该支部最早的成员。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罗章龙等创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被推为书记，开始肩负起领导北方地区青年运动的重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党组织决定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学生、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据此，高君宇、罗章龙等19名发起人，通过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了招收会员、公布规约的启事，并争相捐款设立了一个附属该会的小型图书馆“亢慕义斋”。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翻译组，高君宇、罗章龙分别担任英文、德文翻译组组长。翻译组先后编译了康慕尼斯特丛书、马克思主义丛书、列宁丛书等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1922年春，高君宇与李大钊、邓中夏，以及一些社会各界人士，发起非宗教同盟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的侵略。罗章龙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并撰写、发表了《我们何故反对宗教》等文章。

同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高君宇参与其会，并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会后，他在通过编辑他参与创办的《向导》、撰写文章大力宣传中共反帝反封建政治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的同时，还和罗章龙一起致力于北方早期工人运动。早在建党前后，高君宇和罗章龙就深入到京汉铁路沿线，特别是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并根据中共北京党组织的指示，创办了《工人周刊》。该刊设有编委会，罗章龙任主编，高君宇任常务委员；编委会下设北京劳动通讯社，高君宇、罗章龙均为该社领导成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高君宇因在中共北京区委分管宣传工作未能任职，但他还是积极地参加了罗章龙负责的书记部领导的各项斗争。其中有几件事给罗章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件是与工人的关系：“起初书记部到工人区时，双方称呼均表示客气”。“后厮混渐熟，双方互称老史、老罗，更久则以绰号相称”，如“张国焘足智多谋称为张孔明”，“高君宇举止斯文称为老夫子”，等等，“彼此推心置腹，一心向前”。另一件是做何孟雄的思想工作：书记部成立之初，因人力不足，曾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求自愿工作人员，然应征者寥寥，就连该会发起人之一的何孟雄亦持观望态度。为了说服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先后数次与之谈话，终于使之消除了疑虑，参加了书记部的工作。还有一件事是支援陇海路罢工：1921年底，在长辛店工人斗争的影响下，陇海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就如何支援这一罢工，中共北京区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会上，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在罢工消息证实以后再发表援助宣言，视形势发展再采取具体对策。高君宇不同意这一意见，他提议：应设法深入罢工斗争中去，正确掌握敌情，推动工人群众向革命工会走。高君宇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会议决定派罗章龙前往联络，全力帮助罢工。罗章龙离京时，高君宇还到车站为之送行。

1922年10月间，先后爆发了唐山铁路、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罗章龙参与领导了这两次罢工。而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则予以大力声援，他积极参加《晨报》每星期召开的罢工专栏会议，通过该报宣传罢工的斗争。同时，他还针对国民党报纸反对工人罢工的报道，撰文予以抨击。

1923年2月，高君宇、罗章龙参与领导了“二七”大罢工。从2月4日起，他们驻守北京前门车站，随时与长辛店、郑州、汉口等处联系，以掌握罢工斗争动态，采取应对措施。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高君宇、罗章龙等共产党人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同志，并指令“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在这种白色恐怖下，高君宇置生死于不顾，依然战斗在斗争的前沿。他不仅和蔡和森一起，通过《向导》揭露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而且愤然撰写、发表了《勗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等文章，矛头直指反动军阀和总统黎元洪。而罗章龙则起草了《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并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发表于高君宇编辑的《向导》上。

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露反动军阀屠杀工人的事实真相，鼓励工人阶级继续奋战，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高君宇和罗章龙不顾艰险，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并由罗章龙作序，高君宇作后序。罗章龙在序文中说：“我们惟知道以后中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地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高君宇在后序《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中，表达了坚定的无产阶级信念：“我们决然要进行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鼓励工人阶级“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并在文章结尾时，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共“三大”后，罗章龙调到中央局工作，而作为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的高君宇，则致力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两人虽有工作接触，但总不及以前那样频繁了。后来，罗章龙出国到欧洲去了，但始终没有忘记同生共死的战友高君宇。1931年，罗章龙路经北京时，还特意到陶然亭拜谒了高君宇、石评梅之墓，并悼以诗云：

浩浩愁怀棘满园，城南零落旧山川。

一腔孤愤双人冢，寂寞寒烟又经年。

（原载《文史月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