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与张国焘

在与高君宇交往密切的北京大学同学中，张国焘可以说是与之交往时间较长的一位。从1916年至1924年的8年中，他们一直共同学习和战斗在一起。但是，在他们交往的后期，两人关系渐趋平淡。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政治观点产生了差异。

高君宇与张国焘是1916年9月同时考入北京大学的。两人性格决然不同，张国焘争强好胜，爱出风头；而高君宇则温文尔雅，稳健刚毅，但他们都有一腔爱国热情和改造社会的伟大抱负。因此，他们在课业之余，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探求变革社会的道路，关系自然渐渐密切起来。

1918年，我国留日学生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举行集会。当这一爱国行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之后，留日学生毅然罢课归国，以示抗议。获悉留日学生代表黄日葵等抵京时，高君宇、张国焘等北大爱国学生立即赶往前门车站迎接，并商讨了行动部署。经四处串联，他们于5月下旬发动和组织了2000余名学生参加的总统府请愿。之后，他们先后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国民社，并出版政治色彩较为鲜明的《国民》杂志。面对列强横暴、邦国颠危，他们愈来愈深刻认识到，要挽救中国于危亡，必须寻求救国之真理。而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则是当时中国思想界颇受人们敬仰的导师。于是，他们经常围绕在这位良师周围，共同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并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9年1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的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竟然遭到列强的拒绝讨论。面对列强之横暴、政府之无能，北京大学学生于2月5日在北大法科礼堂开会筹议抵抗。会上，高君宇和张国焘均被推为学生会干事。会后，他们一起联合各校，电致巴黎专使，要求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

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在高君宇、张国焘等学界精英的鼓动和组织下，北大全体学生和高师、工专、法政等10余校学生代表，于5月3日晚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决定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高君宇、张国焘等爱国学生一起冲入卖国贼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殴击章宗祥，谱写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壮丽的一章。5月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张国焘两人同被推选为北京大学驻该会的代表。从此，他们团结一致，带领北京爱国学生继续斗争，直到运动取得胜利。

五四运动后，高君宇和张国焘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不仅一同先后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少年中国学会；而且积极开展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一次，他们和邓中夏、杨钟健在南城讲演时，受到一大群警察的阻拦。但他们毫不畏缩，据理力争，赢得台下听众的掌声。

高君宇、张国焘均系五四运动之骨干，图为五四运动场景

1920年3月，高君宇、张国焘等北大19名学生秘密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同时，还和李大钊一起，与前来北京商讨建党问题的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举行了座谈。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不久更名为北京共产党支部。作为该支部最早成员的高君宇、张国焘等于11月创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被推选为书记，肩负起领导北方地区青年运动的重任。与此同时，高君宇还和张国焘根据中共北京党组织的指示，深入以长辛店为中心的京汉铁路沿线，开展工人运动，并于当年冬与邓中夏等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创办该校之初，困难重重，尤以经费困难为最。山西籍大政客梁善济闻之，欲通过同乡高君宇捐款3000元大洋。对之，高君宇、张国焘断然拒绝。他们认为，为了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性，绝不能收受政客的捐款。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大会”。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张国焘和高君宇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同被推选为大会执行委员。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张国焘等三名中国代表。列宁明确指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人民，以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接见后，张国焘没有向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传达列宁的指示，并“数次声言，不准非党人士参加会议，制造摩擦”。对于张国焘的这一错误做法，高君宇作了坚决的斗争。从此，两人的分歧开始愈来愈明显了。

对苏俄考察后，张国焘对俄国革命后困苦的现状颇为悲观，他在后来撰文说“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而且这些疑问都是俄国人所不能解释的，除了说他们的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不能有其他的夸耀……”而高君宇的态度则与之相反，他在回国之后，不仅对红色苏俄大唱赞歌，而且针对中外反动派诬蔑、诽谤红色苏俄的罪行，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予以回击，并响亮地喊出：“苏俄是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

同年7月，高君宇和张国焘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二大”，并同被推选为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又同赴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会议围绕以何种方式加入国民党展开激烈的争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提出的殖民地问题纲领。而张国焘则予以反对。据张国焘后来回忆，除李大钊采取调和立场外，其余中央执行委员，如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均持反对意见。而马林回忆说，“绝大多数人”接受了他的看法，只有一两个反对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力的是张国焘”。会议最后决定，中共中央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后，张国焘继续从事工人运动；而高君宇则根据中央决定，和蔡和森一起创办、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但在编辑之余，他也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之中，诸如陇海路、唐山、开滦等地的罢工，特别是“二七”大罢工，他不仅和张国焘等参与领导了这次罢工，而且通过编辑《向导》，撰写文章、编撰《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揭露军阀罪行，号召工人群众继续斗争。

1924年5月20日拂晓，高君宇和张国焘等秘密工作和居住的腊库胡同16号杏坛公寓被大批军警包围。张国焘及其爱人杨子烈被捕。而高君宇急中生智，化装为伙夫智脱“虎口”，并于当夜乘车离京赴并。殊料，张国焘被捕后竟然变节，供出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名单。据此，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向各地发出通缉李大钊、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的咨文，要求各地“严速查拿”。接此咨文，阎锡山立即在山西布下一个天罗地网，以抓捕高君宇。但高君宇以其机智和勇敢，在山西省立一中秘密创建了山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之后，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奔赴上海、广州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去了。

高君宇虽然始终不知道张国焘变节之事，但由于政治分歧愈来愈大，他与张国焘的关系便渐渐地疏远了。

（原载《太原日报》2002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