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与孙中山

在高君宇的故乡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一带，流传有这样两句民谣：“病死尚德（即高君宇），气死孙文（即孙中山）。”意即孙中山是因为高君宇英年早逝而哀伤过度死去的。这话显然与史实不符。人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死于肝病，而不是其他原因。然而，人们编造这一民谣亦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一是两人逝世的时间，相隔不足一个星期（高君宇逝世于1925年3月6日，孙中山逝世于同年同月12日）；二是高君宇在促进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上，贡献颇大；三是高君宇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还有一点是孙中山逝世前由粤北上是高君宇一直陪同的。这一切说明，高君宇与孙中山的情谊是非同一般的。

早在辛亥革命前，高君宇在已是同盟会会员的父亲高佩天的影响下，就对孙中山有所了解，并产生了敬仰之情。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静乐知县闻风而逃。高佩天等同盟会员立即组织地方武装，并成立了八都公署，以维持社会秩序，保卫民商。为了表示革故鼎新，高君宇在其父的影响下，和其父、其兄一起率先在全县剪掉辫子。当他回到峰岭底村时，人们关切地问：“要是清王朝复辟了，你们父子剪掉辫子可怎么办？”高君宇反问道：“要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来了，你们没剪辫子的人又该怎么办？”在高君宇的影响下，不少村民纷纷剪了辫子。

1912年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一中后，在课业之余，常常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进步书刊，尤其对《孙文学说》，他更是十分推崇，悉心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同年9月，孙中山应邀由京抵并，考察山西的铁路、矿井，并在文瀛湖畔的劝工楼上作了讲演。高君宇不仅目睹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风采，而且聆听了他那振奋人心的讲演，从而受到极大的鼓舞。从此，孙中山那光辉崇高的形象就深深地镌刻于高君宇的心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发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后，作为中共二届中央五名执行委员之一的高君宇就开始致力于国共合作。他一方面通过他编辑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大力宣传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一方面奔波于京、粤之间，多次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接触，以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这时，孙中山已从“排满”、“倒袁”、“护法”的失败中觉悟过来，他深刻认识到：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而又意志松懈的组织，很难肩负起完成民主革命的重任。在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他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了帮助孙中山重新制定一个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革命纲领，高君宇和张太雷（笔名“春默”）立即在 《向导》 上发表了 《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 一文，将印度社会主义者的一篇革命纲领，介绍给“需要做国民革命的中国参考”；并建议孙中山和国民党参考这一纲领，建立一个“旗帜鲜明地为了群众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这篇文章始终贯穿了“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的中心思想。文章结尾时，他还谆谆告诫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唯有亲切于群众利益的革命党，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党内外，特别是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响，国民党在上海主办的 《民国日报》 很快在其 《觉悟》 副刊上予以转载，以供国民党人借鉴、参考。

与此同时，高君宇还针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一些错误言行，撰文予以批评和忠告。当时局的发展有可能导致国民党与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联合时，高君宇立即撰文告诫说，“如国民党还不在群众前明确表示与军阀断绝搅和”，那“很会使人民将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党与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张段一律看待”。然而，国民党并未听从这一忠告，而是派代表程潜、汪精卫赴奉天（即沈阳） 会见张作霖。程、汪回归后，竭力美化张作霖“一不争地盘、二不亲日、三不复辟”。高君宇立即撰文予以批驳，并说：“我们要恳切的忠告国民党朋友，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时时刻刻应维护的是民众的利益，不是违［危］害民众的封建军阀的利益；他除了向民众宣传革命之外没有别的宣传，更不应替极端敌对民众的军阀来宣传。”尽管如此，高君宇对孙中山的仰慕依然如故。1922年11月，针对北京政府为中俄会谈设置障碍的行径，高君宇撰文指出，为了促进中俄早日建交，国人要立即组织“中俄同情大同盟”，并说：“我提议由孙中山、蔡元培和陈独秀三先生出头发起。”

在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次大会后，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在北京以国民党为旗帜，大力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不久，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被推选为总务股主任，与李大钊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北方地区的国共合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对之，孙中山颇为欣慰，并对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十分赞赏。

然而，对于国共合作，国民党右派颇为不满。他们一有机会就蠢蠢而动，猖狂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当他们的反共活动遭到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抵制后，他们并不死心，竟然打出排斥共产主义者，防止国民党共产化的破旗，招摇撞骗，以达到罪恶目的。对此，高君宇满怀强烈义愤，撰写了一篇题为 《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 的战斗檄文，并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广州会议开幕的当日发表于《政治生活》上。他在文中针对国民党右派“防止国民党共产化”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之后，又转而告诫国民党左派，他说： “我们要警告革命分子：现在国民党已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你们旧日一味只知合作的态度不能适用了，你们亟待要起来做种拥护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精神的奋斗：当了国民党要为一种恶影响所弥漫的时候，若革命分子不起来努力，坐听国民党革命精神消失，那便是对国民党怠工，那便是国民党莫大的罪人。”这篇文章立即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引起极大的反响。高君宇的观点得到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赞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广州会议作出如下决议：“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这一决议，使国民党右派反共阴谋再次遭到失败。高君宇的远见卓识和出众的才干，深受孙中山赏识。因此，高君宇受中共中央委托，从1924年秋冬之际开始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工作。同年10月，广州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发动叛乱，制造了血的惨案。在高君宇等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毅然发起平定反动商团的战斗。高君宇率领工团军英勇战斗在平叛的第一线，直至战斗取得胜利。

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在高君宇等人的陪同下离粤北上。因一路劳顿，劳苦过甚，高君宇抵达北京时，复患咯血症，住德国医院治疗。这时，中共和孙中山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运动如火如荼。为了早日投入这一斗争，高君宇病未愈就出院投入工作。1925年初他在抱病赴沪参加了中共“四大”之后，就全身心投身于筹备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中。然而，就在这次大会开幕的第6天，即3月6日，高君宇就因患急性盲肠炎与世长辞了。而患有严重肝炎的孙中山则病逝于3月12日。他们长眠于地下己数十春秋了，但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原载《太原日报》2002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