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孝文改革

 孝文帝（467-499），名拓跋宏，献文帝弘之长子，北魏第六任皇帝，467年（皇兴元年）八月生于平城，母亲李夫人，中山大族李惠之女。皇兴三年初，在宏还未满两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李夫人依例被赐死。6月，宏被立为太子。471年（皇兴五年）八月，献文帝传位于太子，宏即皇帝位，改元延兴元年。献文帝自称太上皇。

孝文帝即位之初，北魏帝国大权仍由冯太后及其太上皇掌控，冯太后害死献文帝（476年）以后，则完全由冯太后一人掌控。孝文帝的一位十分聪明的人，他非但没有同冯太皇太后去争权（当然，即位初期他的年龄还很小，也无力去争），相反地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和修养，不问政事。如上所述，“自太后临朝专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后妃上》）。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最终执掌北魏帝国，并成为一位在北魏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帝王。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孝文帝刚满23岁，冯太皇太后去世，孝文帝正式从北魏帝国政治舞台的后台走向了前台，开始了他的执政生涯。他与他的先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在他执政生涯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孝文改革。

孝文帝在改革是他顺应北魏帝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客观形势，所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为北魏帝国的发展乃至中国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孝文帝执政时期，虽然北魏帝国从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十分强大，其发展壮大的势头锐不可当。但是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内部矛盾也已经不断显现，有的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在这纷繁复杂的国内矛盾中，最突出、最复杂的民族矛盾。对此，后代的历史学家们都进行过深入广泛的研究。

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北朝民族问题极为复杂。政治上的统治者为胡人中的少数胡人。除此极少数的胡人统治者以外，另有其它占绝大多数的胡人与汉人。问题的发生不仅在胡汉之间，而且在胡人与胡人之间。北朝正光胡族不及汉人多，统治者胡人又不及被统治者胡人多，以此极少数人统治极大多数不同种族的民族，问题遂至无穷”。（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也认为，“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

由于胡汉民族矛盾以及胡人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和发展，还在文成帝（452-465年）时，北魏国内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此起彼伏的造反起义，到了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了。据不完全统计，自471至481十年间（孝文帝延兴元年至太和五年），就爆发了18次造反起义（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附表二）。孝文帝的改革实际是已经迫在眉睫的事了。

另外，从孝文帝本身来讲，由于在正式执掌北魏帝国政权之前，他在冯太皇太后的长期严格管理教育下，接受了大量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的熏陶，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知识和才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太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太后专政时威令夙行，有以致之”（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504页）。

当他正式执政以后，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以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缓和社会矛盾以外，还首先大批地启用了汉族土人，推行汉化政策。如：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祭周公孔子等。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开始仿照汉人官制，设官定品，考核州郡官吏；颁布五品诏，规范宗室封爵；颁发新律令，废除车裂、腰斩等酷刑等。

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迁都洛阳。
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洛阳，后世史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寻求答案，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地理因素：主要强调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长起。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

经济因素：主要是平城不是北魏帝国的粮食主产区，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供应不足，而洛阳位于中原腹地，是汉、魏、西晋的故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粮食供应方便而且充足。

军事因素：主要强调北方柔然日益强大起来，并不时地对北魏边境发动骚扰，平城又相距柔然较近，平城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政治因素：主要是为了打击由冯太后留下的保守势力。冯太后执政期间，不论是在宫中还是府中，均培植起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宫中，“故杞道德、王遇、张佑、苻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后妃上》）。在府中，她还起用了一批具有杰出政治才能的鲜卑和汉族大臣为其股肱，从而实现了宫中和府中惧为一体，均又冯太后一人掌控的局面。

迁都往哪里迁？当时可供选择的地方有两个，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东汉、曹魏、西晋都曾建都于此，是“中夏正音”所在之地。而邺城则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集中了北方财富，是黄河以北主要的产粮区和丝绵产区。孝文帝最终选择了洛阳，说明他更看重的是汉族文化和北魏鲜卑氏的汉化。

当孝文帝决定要迁都洛阳时，在拓跋氏统治集团内部遇到了保守派的顽强抵抗。他们主张保持鲜卑固有风俗，不主张汉化，更不主张迁都。他们认为鲜卑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原，就是因为鲜卑人勇悍善战，倘若南迁洛阳，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鲜卑人会失去强悍的性格和战斗力，反而不能统治汉族。同时黄河中下游的气候较热，鲜卑人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迁都。但孝文帝坚持己见，初衷不改，从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开始谋划此事，八月，他以大举向南讨伐南齐的名义，辞别冯太后永固陵，率领大军从平城出发，于九月底抵达洛阳。稍事修整后继续向南进发，十一月，至邺城行宫。太和十八年（494年）一月，孝文帝回到洛阳。三月，北巡至平城，登太极殿，引见留守百宫，大议迁都，群臣意见仍然难以统一，第二天，孝文帝亲临朝堂宣布部分迁都的诏令。秋七月，继续北巡，所过之处问民疾苦，贫穷、孤老之人分别赠以粟帛。九月中旬返归平城，颁布三载考绩之诏，临朝堂亲自黜陟百宫，尚书令陆叡、左仆射元赞依法行事。十月，孝文帝拜辞太庙，奉迁祖宗牌位，从平城出发经邺城，十一月下旬回到洛阳，最终实现迁都梦想。

二、禁鲜卑语，改说汉话。
迁都洛阳以后，大批鲜卑人进入洛阳。太和十九年（495年）五月下旬，孝文帝刚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就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改说汉话，改穿汉服，鼓励从平城迁移过来的人们在政府新授给土地上耕种。孝文帝对群臣说：“今欲断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所宜深戒”（《北史•魏咸阳王禧传》）。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孝文帝是想通过消除鲜卑族和汉族在语言方面的隔阂来逐渐消灭民族间的隔阂，以达到其汉化与民族大融合的最终目的。

三、禁穿胡服，改穿汉服。
拓跋族起自塞外，其俗编发左衽。孝文帝认为其民族服饰不合魏晋以来中原传统的礼仪，经过六年的研究改进，始制定官吏的冠服。对妇女的服饰也模仿南朝作出规定。鲜卑族服饰方面的改变，虽然与鲜卑民族由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农耕生活方式有关，但从孝文帝的主观动机来看，他显然是想通过衣冠礼乐方面的改革，来显示北魏王朝是华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

四、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
其结果是，大量鲜卑人融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大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进一步加速了鲜卑族封建化的过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北魏帝国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五、实行籍贯和姓氏改革。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于是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拓跋氏改为元氏的依据是：拓跋氏自认为是皇帝的后裔，按照“五行始终”的说法，黄帝为土德，土是万物的元始，拓跋语中的“拓”就是土或大地的意思，而“跋”的意思是君王，拓跋就是“大地的君王”，所以就改姓元。其余所改姓氏很多，不复一一列举。他还规定，凡是迁居洛阳之人，死葬河南，不准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均为河南人。我们从后代在河南一带所发掘出的元氏墓碑主人的籍贯均标为河南人即可证明这一点。

与此同时，他还完全沿用了魏晋以来汉民族地区一直盛行的门第等级制度（门阀制度），按照鲜卑贵族人员的功劳大小和官位高低，对他们进行分姓定族，然后再根据姓族等级的高低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职，赋予不同的特权，使鲜卑贵族门阀化，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民族的融合。

孝文帝的太子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常思北归。也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太和二十年八月，趁孝文帝出巡之机，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北奔平城，因被守城将领元俨阻止而未遂。孝文帝闻讯以后，急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列举其罪，亲加杖责一百多下，直至皮开肉绽。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并将其囚禁在河阳（河南孟县西南）无鼻城，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翌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又有人密报元恂又与左右谋反，于是孝文帝又让人带毒酒逼令元恂自尽，时年仅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由此可见，孝文帝推行改革的决心有多么的大。

孝文帝所推行的全方位的改革，使北魏帝国逐渐步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此时，正是尔朱荣的孩童时代，他还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