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君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贡献

为了把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起，就开始发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于1924年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从而拉开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序幕。

作为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的高君宇，对于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高君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贡献，首先表现在理论问题上。他在他的论著中，较早地提出两个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在今天也有一定理论价值的思想：一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另一个则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领导权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中共制订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是发生过很深刻的影响的。

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莫斯科归国不久的高君宇、张国焘等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传达了在列宁指导下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会议”精神和列宁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列宁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的革命人民，以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共产国际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列宁的指示，对于中共进一步制定党的革命纲领，特别是关于民主革命的纲领，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发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同年8月，中共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高君宇以中共中央二届执行委员的身份参与其会，力主国共合作。经过反复讨论，这次会议原则上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中共会议都没有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

西湖会议结束后不久，作为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在刚刚由他和蔡和森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代陈独秀答读者思顺对“造国论”质疑的文章。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现状出发，对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新课题，从理论上作了科学的阐述，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在这篇颇有见地、闪烁着思想光辉的文章中，他客观地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同受封建军阀压迫的事实之后，明确指出“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这是一件最大需要”。因为这样做，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的，是革命的迫切需要。这就从理论上阐述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同时，高君宇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高度，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提出了这两个阶级“呼声同而心理不同”的论断，指出由于阶级利益不同，各自所要求的革命目的也毫无疑问地大不相同。他指出，“无论何时，无产阶级要独立地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当中更是这样，且无论何时，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它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斗争”。这些言论表明，高君宇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是何等清晰！高君宇还科学地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两阶级利益对立的敌视”，“会一天一天跟着现代化程度增大起来”。高君宇告诫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中，必须时刻警惕资产阶级中途叛变。高君宇能在中共早期刚刚提出联合战线的时候，就提出这样有创造性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无产阶级在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和领导权问题，是高君宇较早地提出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功绩，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中共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特别是在我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但是，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则正是这次大会的缺憾之一。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虽然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尽全力参加促进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但又在中共“三大”宣言中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直到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第一次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高君宇由于在建党前后就深入工人群众，“从事职工运动”，参加了唐山、开滦五矿罢工斗争，特别是参与领导了“二七”罢工，因而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以及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均有切合实际而又深刻明确的认识。高君宇早在中共“二大”后不久撰写的论著中，就明确提出了要确立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思想。他指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只是现在的现象： 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因为无产阶级那 （哪） 一时总是较多数， 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所以在中国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占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就是说这个革命要让群众革命的动因来支配”^①。这里，高君宇在强调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地位的同时，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来的。既是被召集，那就毫无疑问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了。理所当然的它只能接受占在主要地位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让群众革命的动因来支配”了。这一思想还表现在同一时期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在论述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时，明确指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靠资产阶级领导不行，靠小资产阶级领导也不行，而只有靠“新的分子”领导才行，尽管现在“新的分子”还很弱^②。这里所指的“新的分子”是谁呢？联系他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章来看，很明显，那就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他坚定地认为民族民主革命唯有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取得最后彻底的胜利。在当时党内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除了少数人外还未普遍被人们所认识的情况下，高君宇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占有主要地位和领导权的卓越思想，已经具有无产阶级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阶级路线的基本思想的雏形。高君宇的这一思想，不仅对还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策略方针的制订有其深刻的影响，而且成为后来逐渐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之一。毫无疑问，高君宇的上述思想是中共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

高君宇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而是一个把思想付诸实践的革命实干家。他从第一次提出上述思想观点之时起，就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用杰出的革命行动实践着他提出的上述思想，为促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而竭尽全力地努力奋斗着。

就在他发表阐述上述思想的论著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已从“排满”、“倒袁”、“护法”的失败中觉悟过来，决定改组国民党，“重新估定他的纲领”。高君宇怀着与国民党联合的热望，和春默（张太雷）立即在1922年10月4日《向导》第四期上发表了《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把印度社会主义者的一篇纲领，介绍给“需要做国民革命的中国参考”。并建议国民党参考这一纲领，建立一个“旗帜鲜明地为了群众利益奋斗的革命党”。他谆谆告诫国民党“唯有亲切于群众利益的党，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面前落伍”！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还提出了两句寓意深刻、带有纲领性的口号：“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国民党在上海主办的《民国日报》很快在《觉悟》副刊上予以转载，足见其在国民党内的反响是何等之大！

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毕竟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因而所抱的政治态度也就大大迥异。高君宇以十分清醒的头脑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要从事这个革命，他们明白的是为了自己阶级利益，他说：“无产阶级要从事这个革命，他们明白的是为了自己阶级利益，他并不为了任何阶级利益；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过只是个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③ 因此，他对于国民党的错误乃至反动的言行，毫不留情地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2年，唐山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屠杀镇压，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声援。但是，国民党英文沪报对唐山工人罢工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发出“保护外侨”、“恐外人生命遭受危险”等错误论调，高君宇极其愤慨地撰文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指出：“凡有‘国民意识’的中国人都应愤恨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对工人的虐待，而不应当反转来‘打倒中国工人的正当要求’。”并警告说：“每一个国民党人都应当明白：离开了劳动者的群众势力，中国国民革命将不可能。”^④ 对于国民党人企图联军阀、倒军阀的错误做法，高君宇也撰文进行善意的批评：“我们要恳切地忠告国民党朋友，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时时刻刻应当维护的是民众的利益，不是违［危］害民众的封建军阀利益。”他还提醒国民党人，“如果国民党还不在群众前明确表示与军阀断绝搅和，或退一步亦须依据革命原则于他们中有所抉择，则这种宣传很会使人民把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党当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张、段一律看待”。^⑤ 在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开始迅速转变，并召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底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翌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团结战斗，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从而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使这次会议成为大革命高潮的新起点。

但是，国民党右派依然心怀不满，蠢蠢而动，猖狂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当他们的反共活动，遭到孙中山先生的抵制以后，他们并不死心，竟然打出排斥共产主义者、防止国民党共产化的破旗，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企图使他们的阴谋得逞。对此，高君宇怀着强烈的义愤，奋起反击。他在1924年8月10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广州会议召开之际，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的战斗檄文。他一针见血地道破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所在，他说：“国民党中自然有些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们（指右派）硬指国民党中一切革命分子都是共产‘派’而一样加以排斥，是他们所欲排斥者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一切革命的分子，着点至为明显。”这就击中了国民党右派的要害！针对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共产化”的谰言，高君宇在痛加批驳之后，义正词严地责问右派，你们能拿出“要将国民党共产化之证据”来吗？联系这些右派媚外的言行，高君宇以锋利的笔锋，直入右派的洋奴心脏：“这些是右派运动主要人物的意念，是他们所引导的运动必不反对帝国主义便可知了。”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他语重心长地“警告革命分子，现有国民党已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你们旧日一味只知合作的态度不能适用了！你们亟须要起来做种拥护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精神的奋斗！当国民党要为一种恶影响所弥漫的时候，若革命分子不起来努力，坐听国民党革命精神消失，那便是对国民党怠工，那便是国民党莫大的罪人”！高君宇对右派的揭露和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斗争。

高君宇在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同时，还同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左右倾”错误观点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二七”惨案发生后，被反动军阀的血腥屠杀所吓倒的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思想已露端倪，他们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靠，要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而高君宇却对无产阶级抱有很大的希望，他在《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一文中，鼓励无产阶级“应当比过去更勇敢努力”，强调在工人中发展和壮大党组织，以领导中国革命，并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决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很长远的战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开场的暂而且小的挫折罢。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⑥高君宇之所以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和希望，正是基于对无产阶级力量的信任。同年5月1日，他还发表了《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指出，“中国工人目前的使命，须努力不避艰苦的团结起来，去打倒军阀和洋资本国的势力”，“努力使世界革命迅速实现，将政权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显而易见，高君宇的这些言论与陈独秀的“右倾”思想的差异是何等之大！这种差异，并非今日始，而是由来已久，早在高君宇代陈独秀答读者思顺对“造国论”质疑的一文中就已露端倪了。可以这样讲，高君宇的这些言论是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思想的有力回击，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光辉思想的勇敢捍卫。

“二七”惨案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把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更加迫切地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1923年中共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同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不同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三大”后，高君宇受中共委派，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积极从事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为贯彻中共“三大”会议精神，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奔波不息，日夜辛劳。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高君宇以国民党为旗帜，努力开展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活动，积极从青年中特别是从共产党员中发展国民党员，使原先国民党员寥寥无几的北京，迅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不久，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和李大钊、于树德等一起领导了北京地区的国共合作，并亲自组织了以建立统一战线为主要活动的“国民青年俱乐部”和“平民政治学会”等组织，经常给予指导。为了使整个北方的国共合作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同年5月，高君宇受李大钊同志的委派由京赴并，在创建了中共山西第一个党组织之后，立即着手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经过和顽固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等人的反复谈判和斗争，终于达成了原则性协议，由国共双方派人组成“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为山西的国共合作铺平了道路。这一历史使命完成后，高君宇因阎锡山缉捕，由太原先到上海，然后到达广州。在广州期间，高君宇按照中共指示，曾一度以秘书身份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继续促进国共合作。直到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高君宇随同孙中山先生北上抵京，才离开孙中山先生，但仍然积极从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国民会议促进会的筹备工作。这一切表明，他对中共的决议和他自己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是身体力行的，忠贞不渝的。

根据以上有限的资料的探讨，我认为，高君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从理论到实践均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是一位革命统一战线的促进派。当然，在他的论著中，有些理论尚有不太明确或不太成熟的成分，但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能够较早地提出那样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策略思想，其历史功绩是值得予以肯定的。

注：①③高君宇代陈独秀答思顺对《造国论》的质疑（《向导》第四期，1922年10月4日）

    ②高君宇、春默《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向导》第四期，1922年10月4日）

    ④高君宇《国民党报纸不应有这样的记载》（《向导》第八期，1922年11月2日）

    ⑤高君宇《国民党人应当做胡帅的宣传员吗？》（《向导》第六期，1922年10月18日）

    ⑥高君宇《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京汉工人流血记》后序，1923年3月24日）

（原载于1981年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方志论文选》，系全国第一篇关于高君宇研究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