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高君宇本来就有肺病，经常咯血，在广州的紧张战斗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加孱弱。随孙中山北上，一路劳顿，病情愈加沉重。他在北京住进德国医院后，仍一心想着革命事业，想着和段祺瑞的斗争，想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因此，当病情略有好转时，他就一再要求出院，德国主治大夫可棣只好答应他的请求，但嘱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静养六个月，不然是很危险的。”

出院后，中共北京区委为高君宇休养的安全着想，让他住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并派专人进行护理。在这里，高君宇与前来探望的赵世炎、范鸿劼等多次交谈，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有关事宜。在促成会筹备工作的紧张时刻，他明知自己身体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但仍然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战斗。

1925年3月1日，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高君宇被推选为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虽重病在身，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参加了会议。对于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他是多么兴奋啊！万没有想到，他这时又突患急性盲肠炎。3月2日突感腹痛，但他没有介意，仍带病开会。4日，腹痛不止，急送协和医院，经抢救无效，至6日凌晨两点与世长辞，终年29岁。

高君宇逝世后，《向导》 《中国青年》 《北京大学日刊》等报刊纷纷发表悼念文章，称赞他“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也是一个革命的议论家”。3月29日上午，中共北方区委以北大学生会等的名义举行追悼大会，赵世炎、邓颖超、范鸿劼、贺昌、张叔平、舒大桢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等参加了追悼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等送了花圈、挽联。

追悼会后，根据高君宇的遗嘱，把遗体葬于他生前从事过秘密活动的北京陶然亭湖畔，并竖立了汉白玉纪念碑。他的爱人石评梅在墓碑上刻下了本文开头引述的高君宇生前最喜爱的“我是宝剑，我是火花”那首诗；并在诗的旁边写道：“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石评梅还在墓地四周亲手栽植松柏百余株，以作纪念。其后，她又写了许多“缄情寄向黄泉”的悼念文章，寄托哀思。

石评梅原名汝壁，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名新文化战士，也是我国新文学创始时期的一位女作家，曾参与创办《蔷薇》 《妇女》等周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鼓吹妇女解放运动，被誉为“女界杰出之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才华又向黑暗势力作过抗争的新女性，在人生的道路上曾一度踌躇徘徊，诗文中充满了忧伤、低沉的情调。高君宇于1922年春在北京山西同乡会馆结识了她，为了引导她走出个人感伤的小圈子而投身革命，经常给她讲人生、讲社会制度、讲革命斗争。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针对石评梅的那种“说不出的悲哀”，给她指出，当代青年苦闷根源来自社会，所以，要免除痛苦就要改造这个社会。他说：“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志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高君宇还经常给石评梅送一些革命刊物，其中就有《向导》；有时还带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群众集会和讲演会等。石评梅后来在一篇散文中追述高君宇对她的帮助说：“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我总是藏伏在你的腋下趔趄不敢进，你一手执宝剑，一手扶着我，践踏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在另一篇文章中，石评梅追述道，有一次深夜，高君宇被敌人追捕甚急，他镇静地对石评梅说：“不要怕，莫要紧，我就是被捕坐牢也是不怕的，假如我怕，就不做这项事业了！”在高君宇这位“人生向导”的教育、影响下，石评梅逐渐对人生、对社会、对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她同情革命，并给予高君宇不少帮助。“二七”惨案后，高君宇被北洋军阀“通缉”，石评梅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帮助他脱离险境。他俩在“改造”社会的共同目标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但是，高君宇追求高尚的爱情，更追求革命的真理；他忠于圣洁的爱情，更忠于崇高的革命事业。他曾在给石评梅的一封信中明确说道：“……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高君宇这些炽热的语言，使石评梅感到温暖，受到激励。他们这样处理革命和爱情的关系，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大革命失败后，国事日非，石评梅愈加悲愤，也更加怀念高君宇，终于忧郁成疾，于1928年9月30日与世长辞。人们遵照她的遗愿，将她葬于高君宇墓旁，世称“高石之墓”。1956年6月3日，周恩来在审查北京市城市规划总图时，就保留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葬、墓碑的问题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意义。”可是，高、石的墓碑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掀起的极“左”恶浪中被砸毁了。周恩来总理获悉，十分痛心，于1973年委托邓颖超主持，将高君宇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