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23年高君宇在中共“三大”前后,坚决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共“三大”之后,高君宇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以主要精力投入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1924年1月,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高君宇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总务股主任。接着,高君宇又受中共北京区委的指派,准备回太原筹建山西党组织和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等事宜。5月21日,也就是高君宇动身的前一天拂晓时分,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他们的秘密工作地点——北京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高君宇住的是门房和厨房之间的一间简陋小屋,因此,没有引起军警的注意。他乘军警直奔张国焘夫妇居住的上房之机,急忙将党的秘密文件销毁,化装为厨师,手提菜篮,走出门去,机警地躲过了军警的抓捕。张国焘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了李大钊、高君宇等的共产党员身份。北京当局下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但高君宇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乘车离京赴并。高君宇到达太原后,秘密住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建党活动。这时,王振翼、贺昌已调到外地工作,高君宇便在已是共产党员的李毓棠的协助下,介绍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分子侯捷庵(士敏)等入党,建立了山西第一个党小组,由李毓棠负责。同年秋天,又有一批团员转为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由张叔平、傅懋功(彭真)和纪廷梓三人负责,张叔平为第一任书记。从此,山西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高君宇这次回到太原,还积极促成了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他来太原之前,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韩克温等人,已经由京回太原,以平民中学为据点,发展国民党员,创办太原《晓报》,鼓吹反共。高君宇到太原后利用和苗培成是省立一中同学的关系,向苗提出执行国民党“一大”决议,实行国共合作,被苗培成拒绝。后经高君宇一再努力,双方才达成原则性协议,共同派人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
高君宇回太原后的秘密活动,很快被阎锡山的密探发现,阎锡山立即下令缉捕。但高君宇在群众的掩护下,化装成火车司炉,机智地离开了太原。事后,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又伪善地托人转告高君宇说:“我是故纵不捕。”
高君宇从山西脱险后,经上海到达广州。这时,广东已呈现出国民革命日益高涨的景象,工农运动正蓬勃兴起。7月,高君宇参与领导沙面工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歧视中国人民的“新警律”而举行的大罢工。罢工坚持一个多月,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沙面罢工胜利后,高君宇协助国民党工人部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建立了工人武装——工团军。
这时,以谢持、张继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书》遭到孙中山的抵制和批评后,又放出“防止国民党共产化”的谰言,以反对共产党。高君宇便积极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他针对国民党右派所谓共产党“要将国民党共产化”之类的谬论指出:“要将各阶级合作的及带有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化为无产阶级独有的共产党,共产党人何至如此做梦?”并质问右派说,你们能拿出“要将国民党共产化之证据”来吗?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斗争,高君宇语重心长地告诫革命分子:“现在国民党已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你们旧日一味只知合作的态度不能适用了!你们亟需[须]要起来做种拥护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精神的奋斗:当了国民党要为一种恶影响所弥漫的时候,若革命分子不起来努力,坐听国民党革命精神消失,那便是对国民党怠工,那便是国民党莫大的罪人!”他还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事物总是要变化的,所以“对国民党分化,不但不要痛心他之不可避免,且当欢迎此种分化之已来。”因为只有经过革命洪流之冲刷和淘汰,“才能使他们组织上真正革命化”。他还指出:“右派无论将离国民党而另立团体,或压服左派而主宰国民党,其所要团体,必是不革命的。”高君宇对右派谢持等人的无情揭露和严正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斗争。一年以后,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给西山会议派以严厉制裁。
在此期间,高君宇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托,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工作。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卓越的才能,深受孙中山的赏识和器重。苏联朋友几次会晤孙中山,都是由高君宇引见的。
同年10月,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陈廉伯、陈恭受等,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发动“商团叛乱”,制造了广州“双十惨案”,企图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毅然下令讨伐。高君宇立即和工团军一起投入战斗。在巷战激烈之际,他冒着枪林弹雨,乘着指挥车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不料一弹飞来,洞穿车窗玻璃,伤及手臂;但他不顾个人安危,裹伤再战,直到胜利。
商团叛乱平定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号召“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高君宇等陪同孙中山北上,抵达北京。这时,把持政权的段祺瑞竟以“善后会议”来对抗“国民会议”。高君宇当时已身染重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当他得知中共和孙中山积极推动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抵制段祺瑞的阴谋时,便带病投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