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22年1月，香港中国海员为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举行大罢工，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这次罢工，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人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等人的声援，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并邀请京汉、京奉、陇海、京绥、正太各铁路工人参加，长辛店工人决定每人捐助一日工资，其他各路也作了捐助，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友爱精神。

1922年8月，高君宇和缪伯英、蔡和森等根据党的指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便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团体和人士结成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在8月20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会上，高君宇、缪伯英、蔡和森、范鸿劼、刘仁静等8人被选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筹备成立大会等各项事务。接着，即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了《启事》，宣告“凡有志民权运动的兄弟姊妹都一律欢迎”。2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四百余人，高君宇出席了大会。

1922年5月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从而促进了北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高君宇和邓中夏等人，以长辛店为中心在京汉铁路沿线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工人俱乐部，组织职工联合会，领导北方早期工人运动。他们通过长辛店铁路工会（俱乐部）领导工人进行反工头、反账房司事等斗争，取得了胜利。在长辛店工人斗争的影响下，京汉铁路各段工人纷纷起来组织工会，并推动了开滦等地的工人运动。1922年10月，著名的开滦五矿大罢工爆发了，罢工工人遭到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屠杀。高君宇遵照党的指示，与宋天放到《晨报》社协助工作，口诛笔伐，声援工人。他还在《向导》上揭露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罪行，指出这是“军阀与外国的武力通力合作，谋巩固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呼吁中国人民对这种“联合着向中国苦百姓的进攻”，必须“一致的团结方能抵抗”。

继开滦五矿大罢工之后，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走狗直系军阀的野蛮压迫，掀起了震撼全国的“二七”大罢工。高君宇、何孟雄、李梅羹、罗章龙等冒着被军警逮捕的危险，经常驻守北京前门车站，昼夜不眠，随时与长辛店、郑州、汉口等地联络，了解斗争情况，掌握敌人动向，统一指挥罢工运动。2月7日，直系军阀对工人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通缉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高君宇也在被通缉之列。“市街要道，密布探捕”，而高君宇“镇定机警”，毫不畏缩，仍然四处奔走，处理惨案的善后工作。他一日数易其装，使“探者见亦不能识其为高君宇也”。

2月10日，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颁布了一道颠倒黑白的命令，诬蔑“二七”惨案是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率尔罢工，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还气势汹汹地指责工人：“罢工为刑律所不容，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置身咎戾……”高君宇当即著文严加驳斥说：“明明是军阀破坏约法，工人为保障共和国民应享的自由而抗争，总统反说成是‘细故’，明明是军阀任意残杀工人，反说是工人‘竟与军警冲突’。照此命令，不但将军阀一场残杀的罪恶替他轻轻遮掩了过去，且将保障‘约法’的工人说成了罪戾，且要制造出新的桎梏，让军阀去做更大的摧残了！”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黎元洪的总统府“只是军阀的政府”。

为了全面记述京汉铁路工人斗争的光辉业绩和总结罢工的经验教训，北京党组织指示罗章龙和高君宇迅速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由《工人周刊》社出版。中共中央在6月召开三大时，曾将此书散发给各代表，对总结“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起了一定的作用。高君宇在为该书写的后序——《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中，分析大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他指出，只有工会的组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计划和统帅全工人阶级利益的争斗”的“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就是共产党”！他大声疾呼：“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高君宇在“后序”中还激励工人绝不要气馁，“应当比过去还勇敢努力”，那么，就一定能“打倒摧残我们的军阀，争到我们未获得的自由”。《京汉工人流血记》于5月下旬出版后，在北京铁路工人中秘密广泛流传，对鼓舞工人的斗志和坚定革命到底的信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驱除因反动派的高压政策而滋生的失败情绪，鼓舞工人重整旗鼓，继续战斗。高君宇不顾被反动派通缉、捉拿的危险，于1923年五一劳动节时，毅然参加了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的五一纪念国民大会。大会在天安门前召开，高君宇与何孟雄、缪伯英等相继在会上演说，历数当时内政的窳败、浑浊，呼吁国民“起而澄清”。同时他又在《工人周刊》上发表文章，再次总结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教训。他说：“这些情形，证明军阀存在一日，洋资本国的势力存在一日，中国工人的团结便不得自由，便日日要受摧残危害，甚至根本不使其存在。”他呼吁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小商人等一切被压迫者，都要来纪念“五一”，“不避艰苦地团结起来，去打倒军阀和洋资本国的势力”，“一致的去争自由”。他结合二七惨案后的实际情况，向北洋政府提出强烈的要求：“（一）恢复被封工会；（二）立即释放因罢工被捕者；（三）立即恢复因罢工被开革工人之工作；（四）政府须拨一定的款抚恤被害工人之家属；（五）立即惩办屠杀工人的祸首——吴佩孚、肖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六）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高君宇这种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对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的无情揭露，以及他提出的正义要求，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