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由北京出发，经满洲里，取道西伯利亚赴莫斯科的。途经伊尔库兹克时，曾给家中写信，叙述旅途情况。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远东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革命运动的情况。高君宇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伟大导师列宁虽因病未出席大会，但在百忙中仍接见了张国焘等三人，对中国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大会闭幕后，高君宇和邓恩铭、王尽美等留苏访问、考察一段时间。他们认真考察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状况及革命经验，还参观了工厂、学校、部队和农村，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义务劳动。这一切使高君宇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2年4月，高君宇等人为了避开白匪的袭击，便取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到北京。5月，他到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7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和其他同志传达了“远东大会”的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了列宁对中国问题的重要指示和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希望，介绍了苏联的情况。会上，高君宇被选为中共中央五名执行委员之一。接着，他又参加了中共中央8月在杭州召开的西湖特别会议。他同意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出版《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由蔡和森担任主编，高君宇任编辑。

高君宇在致力于编辑《向导》期间，自己也写了许多政论时评文章，分别发表在《向导》 《政治生活》等报刊上。他在这些文章中，反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思想，对唤起工人和人民群众参加民主革命斗争，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说，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公共的殖民地，他的经济生命被他们宰割了，同时支配政治的又是这些海盗们和他们扶植成的封建势力”。因此，“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交相压迫下的中国，是决定他急于要做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军阀，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但怎样才能打倒这两个敌人呢？他指出，“要想来推倒军阀的压迫”，搞什么请愿或示威是不够的，而是要把“群众立刻武装起来”，“把一切军阀官僚当一个整个，（对）准着他们一起开火起来”，在这里闪耀着武装斗争的思想。

其次，进行国民革命，必须由共产党这个先锋军来领导。高君宇在介绍印度革命经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有了一个阶级受压迫或是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这种环境就决定要发生革命了”。“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是阶级对阶级的群众行动”。要革命，就“需要有革命的组织”，更“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军”。在中国，真正能充当领导革命重担的，“只有一个共产党”。

其三，要反对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1922年10月，他就对孙中山酝酿改组国民党一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国民党宣告改组，从新估定他的纲领，我们不能不赞许这是很合实际需要的一件事情。”他认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不仅需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通力合作，而且需要“中国的工人、农民、智识者、学生、小商人以及一切派别的社会主义、民治主义者”的大团结。只有这样，民族民主革命才能“迅速成功”。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因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无产阶级那（哪）一时总是较多数”，“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革命的。他特别提醒人们不要误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的真意，他说：“联合”绝不是“指大家滚和在一起来革命”，不是将“工人和雇主混合”。他强调“无产阶级要独立的组织起来”，深刻地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不可“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斗争”。

其四，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高君宇根据列宁的教导，正确地分析了世界形势，指出“欧战后的世界大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猛烈的冲突和渐就颓败，一方面是工人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他吸取了土耳其反帝斗争胜利的经验，认识到这一胜利“将使一切被压（迫）民族确认：只有苏俄是助他们得着解放的真正朋友”。所以他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只有把反帝斗争纳入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潮流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共同的敌人。

基于这一正确认识，高君宇针对北洋政府迟迟不与苏俄派来的全权代表越飞谈建交问题，于1922年10月著文指出，苏俄是能够“助中国而又站在平等地位的”国家，“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是和他（指苏俄——引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后来高君宇又针对北洋政府破坏与苏俄代理外长加拉罕来京会谈的行径，于1923年9月再次著文论述了中苏建交的重要性：“与苏俄成立亲交的关系，共同来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得中国之独立与自由”，“是第一重要”的。同时，他针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对中苏谈判建交所作的种种诽谤，指出中国“对外脱离帝国主义之羁绊而独立，对内消灭军阀之宰割而自由，为了此种使命而去联络苏俄，不但理论上是应当的，而且事实上是可能的”。后来高君宇在1924年1月26日北京各界千余人追悼列宁的大会上，报告列宁生平伟绩之后，再一次提出中国应与苏俄建交。北洋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才在这年5月30日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与苏建交。

《向导》自创刊之日起，就受到反动军阀的百般阻挠和破坏。1922年10月，《向导》编辑部迁到北京后，更是充满危险和困难。但是蔡和森和高君宇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以巧妙的方式，使《向导》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得以顺利进行。他们把印刷厂设在偏僻的小巷，以承揽市民印刷品为掩护，来对付暗中窥视的密探。为了让《向导》迅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他们设法通过民信局和铁路工人发往上海、北京、广州、武昌、济南、南京和成都等地，再由各地书店经售。例如，发往太原晋华书社的《向导》等革命刊物，就是在高君宇的指导下，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往太原的。

在《向导》的编辑工作中，高君宇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身体不好，常常带病坚持工作。有时为了反映突变的斗争形势，要争取时间，他往往只买些芝麻饼和烤红薯，在写字台前边吃边写，甚至通宵达旦地挥笔疾书。他患有严重的肺病，每当劳累过度时，就剧烈地咳嗽、吐血。同志们看到他那日渐消瘦的面容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劝他休息一下注意身体，他总是一笑置之。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高君宇便将自己的生活费拿出一半来补充刊物的经费，自己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苦生活。

高君宇在编辑《向导》周报的同时，还兼任《先驱》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编辑，以后还兼任《政治生活》的编辑。在这些刊物上，他都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这些文章像锋利的匕首刺向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像响亮的号角鼓舞着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战斗。尤其是《向导》周报，对指引和鼓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被读者誉为“把一般醉生梦死的人们惊醒”的“警钟”。有的读者曾以“笔底惊雷万鬼哭，天昏地黑一星赤”这样的诗句，高度赞赏和评价《向导》所起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