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0年3月，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当时，马克思主义书籍是被北洋政府视为“异端邪说”而遭查禁的，高君宇和研究会的成员冒着危险，千方百计地寻找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学习、研究。他们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晚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交流学习心得，常常到深夜12时过后才去安寝。在研究会里，有些同学阅读外文著作有困难，英文程度较高的高君宇便主动辅导他们。

同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五一劳动节”。这天，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以北大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组织上街讲演，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同日，他还发表了两篇关于劳动问题的文章。一篇是应陈独秀之约，请其在晋的好友调查了山西大同、太原各行业工人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后撰写的长篇报告。该文揭露说，在阎锡山统治下工人的工资“比苍蝇的翅膀都薄”，童工更是食不果腹，过着牛马生活。另一篇题为《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高君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指出，“社会的种种组织都植根在经济组织上边。社会的争斗、压制、贫困……都是经济‘不平’使然”。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共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得首先“破坏政权”。这表明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飞跃。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研究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高君宇跟随李大钊，多次参与了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与北大进步学生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李大钊等经过一段酝酿准备，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于同年10月宣布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11月首先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号召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从事实际活动。高君宇和邓中夏等根据小组指示深入工人中大力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这年冬天，他们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白天为工人子弟上课，晚上给工人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第一批骨干，为以后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逐步办成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外围组织，每逢星期天和假日，就到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他们的觉悟。11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成立大会的有40余人，高君宇被选为书记。会后，他领导团员积极在工人和学生中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党团的建设工作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1921年3月，作为北京团组织负责人，高君宇与来华的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取得了联系。北京青年团根据格林的要求，于3月16日召开特别会议，推举何孟雄为出席少共国际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3月30日，在团的第四次会议上，高君宇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4月24日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北大二院举行团的第五次会议，参加的有高君宇和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等16人。这次会议安排了“五一”节的活动，并议决派人到唐山发展组织。会议在讨论如何营救被拘禁在黑龙江陆军监狱的赴苏代表何孟雄时，李大钊一方面请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保释，一方面提出筹募营救资金的建议。高君宇不仅完全赞同，并当即带头捐款，表现了他对战友的革命深情。

会后，高君宇被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太原后多次邀请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的进步青年座谈。在一次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说：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绝不要随波逐流，步入歧途。座谈中，高君宇了解到无政府主义在太原的流传及其危害情况，当即对其反动性予以揭露。他针对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核心论点，详细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指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国家的，不过我们在消灭阶级之前，还是要国家的，只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才能彻底进行革命。他的话击中了无政府主义的要害，使与会青年受到很大教育。高君宇在逗留太原的短短几天里，多次和进步青年商谈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这年的5月1日正式成立，成员有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高君宇主持了团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

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和贺昌、王振翼等改组了“五四”后期为宣传新思想而创办的《平民周报》编辑部。改组后的《平民周报》后来在宣传马列主义，引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该报揭露阎锡山在山西巧取豪夺的罪行，反映人民的疾苦；抨击胡适、江亢虎在太原散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谬论等方面，都是旗帜鲜明、颇有说服力的。因此，它引起阎锡山的忌恨，1922年5月被勒令停刊。高君宇得知此事后，便把《平民周报》编辑部迁到北京，亲自主持编印，然后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继续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高君宇在太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就回到北京，但他以后仍经常关心山西的革命斗争。例如1921年七八月间，他委托在京读书的乡友王昉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亲之机，帮助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和后来的《向导》等大批革命书刊，成了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后来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时，高君宇便奔走于京、津等地为其筹措资金，使书社得以坚持下去。由于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终为阎锡山所不容而被查封，但它已在山西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2年冬，高君宇发动贺昌等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成立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并出版刊物《青年》，以教育团结进步青年。后来，青年学会由傅懋功（彭真）、王瀛等继续主持，把吸收会员的范围扩大到校外，教育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为山西培育了一批革命骨干。

高君宇在太原的一系列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开拓了道路，也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阎锡山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除将《平民周刊》和晋华书社查封外，还指令一些人利用与高君宇的同学、同乡关系加以拉拢，但均遭高君宇严词拒绝。于是，阎锡山恼羞成怒，下令缉捕，高君宇依靠进步青年和群众的掩护，每每跳出了魔掌。

与此同时，高君宇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观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21年夏，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在北京作了《中国人的到自由之路》的演讲，鼓吹中国只有国际共管，才能走向“自由之路”。高君宇针对罗素的谬论发表了《到“自由之路”究竟在哪里？》的文章，质问罗素：“所谓国际共管是不是要把一个国家压在更大的国际资本主义之下？”接着他说：“这哪里是指给我们的到自由之路？这不过是英国第三个半阶级的一位绅士指给我们不可识别的陷阱！”

1920年10月，高君宇由徐彦之、孟寿椿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由于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复杂，主张各异，目的不一，因而斗争相当激烈。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等北京会员中的共产党人，曾多次同国家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该会第一次年会。北京会员为给大会准备提案，于6月17日召开了一次谈话会，围绕“本会应否采取某种主义”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高君宇等提出“有采取一种主义的必要”。这一主张得到多数会员的赞同，大家推选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主义者为出席南京大会的代表。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在鸡鸣寺召开。因北京会员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尚未赶到，高君宇临时动议，将原定当日关于学会宗旨的重大议题与2日的议题互换，结果一致通过。在2日玄武湖会议上，参加会议的23位代表，围绕学会的宗旨及政治活动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国家主义者左舜生和陈启天顽固坚持学会只能做社会活动，而不能做政治活动的主张，借以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会员参加革命斗争。高君宇有力地驳斥了左舜生等的谬论。他说：“人不可无一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我不赞成先做各种事业，以求产生共同主义的话。因无共同主义，在先所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以产生共同主义之理。”他还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意义。他的发言得到南京分会代表沈泽民等人的赞同。这次大会虽然由于遭到国家主义分子的反对，未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但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得到了不少会员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同国家主义分子作斗争，为了把少年中国学会引导到马克思主义方向来，高君宇还在翌年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再次旗帜鲜明地倡导说：“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他明确提出当前的任务是：“除反对军阀以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范围内揭示帝国主义的恶魔。”在高君宇的努力下，这次年会通过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但同时又表示对各项决议只能表示意见，不要求多数人服从。因此，高君宇的意见只能起到宣传作用，未能彻底改变学会的方向。学会选举高君宇为候补评议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高君宇成为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北京党组织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决定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高君宇和研究会的同志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几经讨论之后，决定由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等出面，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招收会员的启事。他们还自筹资金，购置了一批马列主义书籍，建立了一个附属于该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后来，研究会和共产国际建立了秘密联系，又订购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外文原著和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高君宇等人认真研读了这些书籍，还定期举办讨论会、讲演会，邀请非本会会员的师生参加，以扩大影响。这样，研究会就由秘密走向公开，会员与日俱增，不久就由最初的四五十人发展到3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