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高君宇是一位具有正义感和坚信真理、追求进步的青年。早在静乐县立高等学堂读书期间，他就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不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十分赞同这一革命，并和他的父兄三人毅然剪掉辫子，以示革故鼎新。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很快就打破了他对辛亥革命的幻想。

1912年，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后，“目击时艰，痛国沉沦”，愤然投入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夏天，高君宇在省立一中毕业。在毕业试卷上，他“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这时，袁世凯随着称帝失败而呜呼哀哉了。但是，北洋军阀继承了袁氏的衣钵，并分裂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派系中各自寻找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军阀们也各自投靠帝国主义，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面对民族的孱弱，祖国的危殆，同胞的苦难，高君宇忧心如焚，痛心疾首。为了寻求救国真理，高君宇毅然奔赴政治脉搏更敏感，思想文化更活跃的北京。

抵达北京后，高君宇考入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入理预科。当时，北京大学虽然还保留着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是，自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初名《青年》）问世，发出了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信号之后，北京大学便逐渐掀起了一个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思潮。

高君宇刚踏入北大校园时，还对腐败的校风颇为失望。不久，他便很敏感地呼吸到新文化运动的清新空气。当他读到《新青年》以后，立即被那里面闻所未闻的新思想的“磁石”吸引住了。从此，他便把《新青年》作为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而《新青年》所提倡的反对封建礼教、宣传科学民主的思想使他受到了熏陶，尤其是上面登载着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更给他以极大的鼓舞，并使他燃起了对“青春的中国”的憧憬。

就在新文化运动春云乍展的时候，1817年1月，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刚从欧美归国的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提倡学术研究，采取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使暮气沉沉的北大校园迎来了一个生意盎然的春天：不同派别的名流学者，云集一校；学术自由讨论之风，盛极一时；各种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为新思想、新文化从北大这个根深蒂固的封建堡垒中争得了合法地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使新思潮的波澜更加汹涌澎湃地在北大校园里翻卷起来。

这一朝气蓬勃的局面，使多年来苦心寻求救国真理的高君宇感到欢欣鼓舞。他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广泛阅读传播新学说的书刊，研究和比较各种新学说，就连和同学们聊天的话题也往往是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每当谈及邦国颠危，他便慷慨激昂，有时竟声泪俱下。因此，同学们称他为“忧国志士”。有些曾把高君宇当做“文弱书生”的同学，对他那火一样的爱国热忱大为惊异：“想不到尚德竟有那样的赤子之心！”

当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引起封建文化的卫道士辜鸿铭之流的极端仇视和疯狂反对之际，北大师生通过组织各种进步社团，向封建势力和封建文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新思潮熏陶的高君宇，毅然参加了蔡元培先生倡导组织的“进德会”和“新闻学研究会”。他砥砺品行，人格高尚，被人称为“进德会”中“出类拔萃的会员”。北京有个山西籍的大官僚梁善济，听说高君宇品学兼优，便想把他拉入政界，但被高拒绝了。他说：“我历来痛恨禄蠹，当然也不愿做禄蠹，我此生与禄蠹绝缘矣！”

1918年，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被蔡元培先生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高君宇从与之多次接触中，深深感到李大钊先生实乃是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在北京大学古老的藏书楼里，在李大钊先生的身旁，高君宇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日渐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