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猛士

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李大钊紧紧地吸引着一批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高君宇就是这批青年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每当课业之余，他便急匆匆地奔向北大红楼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在那里，他和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罗章龙、张国焘等一同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高君宇常常向李大钊借阅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图书，回到宿舍里偷偷地阅读。他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渐渐地看到了中国革命长期没有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问题，在俄国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已获得了迅速的解决。这时，高君宇的思想上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开始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在人们的欢呼声还未平息的时候，从“巴黎和会”上传来了令人愤慨的消息：中国代表提出的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正当要求，竟然被“和会”拒绝讨论！

帝国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气焰，反动政府的卑怯无能，激起全国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极大的愤慨。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爱国青年在积极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奋起抗争的同时，更加频繁地聚集在李大钊办公室里研究、商讨着斗争的策略。

后来，他们的讨论渐渐地统一到这样一点上：“直接行动。”这是李大钊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时多次提出的问题：就是不经政府当局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卖国政府制定的“法律”范围之外的行动。

啊！“直接行动”，这就是斗争的纲领，战斗的号角！

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大校园乃至整个北京。于是，北大怒吼了！北京怒吼了！高君宇和其他参加“国民社”的各校学生，当天下午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会后，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学生领袖立即从这个学校奔向另一个学校，不停息地奔走呼号。在他们走过的地方，学生们都在热烈地议论着：“直接行动……”一经串联，爱国学生们很快组织起来了。5月3日晚上，北大全体学生和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进步记者邵飘萍以极其沉痛的口吻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后，与会学生义愤填膺，心如火焚，纷纷登台讲演。高君宇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力主游行示威。在悲壮的气氛中，大会议决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等事项。会议于深夜11时结束后，高君宇和其他骨干分子又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挑灯夜战，彻夜不眠……

当曙光驱尽了最后一抹夜色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壮丽的序幕，威武雄壮的五四运动以不可遏制的气势爆发了！

5月4日上午，高君宇和北大爱国学生，手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旗帜，突破北洋政府教育部代表（次长）和军警的阻拦后，急速地奔赴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各校学生汇成了3000余人的洪流。当游行队伍的滚滚铁流涌向了赵家楼时，高君宇等率先冲进卖国贼的住宅，殴击了正在曹宅做客的章宗祥，点燃了卖国贼曹妆霖的住宅，用革命的行动谱写了中国现代史上壮丽的一章。

正当赵家楼烈火燃烧，烟雾弥漫的时候，北京总督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带领大批军警气势汹汹地赶来，逮捕了32名爱国青年（其中学生31人，市民1人）。军警的镇压激起的是更大的反抗。当天晚上，爱国学生们在北大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总罢课，并在会上成立了北大学生干事会。高君宇被推为该会负责人之一。5月6日，面对白色恐怖，他又受全体北大学生的委托，毅然担任北大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领导北京爱国学生投入新的战斗。

为了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高君宇等北京学联的领袖人物一面积极筹备追悼“五四”那天遭军警殴击而致死的郭钦光同学的大会，一面和李大钊先生就下一步的斗争行动进行了商讨。当李大钊提出派学生代表到外地串联时，高君宇高兴地说：“对，把全国学生都串联起来，才有力量与卖国政府抗争！”5月18日，北京学联据此开会研究决定：派黄日葵、许德珩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进行串联。不久，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六三”运动和全国罢课、罢市、罢工的斗争高潮。

五四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中，高君宇因四处奔波、积劳成疾而吐血两次，同学们劝他休息，但他婉言谢绝，继续冲杀在斗争的最前线。五四运动后，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企图通过中日直接交涉，对北洋军阀政府施加压力，来取得山东权益。对之，高君宇不仅率领爱国学生与之进行斗争，而且他愤然提笔撰写了《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一文。他在严厉批驳了日本占有青岛和取得山东权利的“理由”、斥责了“以卖国为事业的大政客”之后，大声疾呼：“难道我们就是这样的等待着垂手待毙吗？”他泣血陈词，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追究这些造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