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高君宇从“五四”斗争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唤醒民众，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1920年3月，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等北大学生，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发起组织了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来到北京。在李大钊先生组织的座谈会、欢迎会、演讲会上，高君宇从这位国际友人的讲演中，进一步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情况，更加坚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决心。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高君宇和其他会员每天一早就来到北大三院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

而作为“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文牍干事，高君宇还和邓中夏等一起积极组织了一系列“唤醒民众”的活动。这时，“讲演团”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其讲演范围已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工厂。譬如，1920年4月3日至8日，他们利用春假组织了第一次“乡村讲演”，高君宇作为第一组成员，到丰台等地向工农群众进行讲演。

在农村、工厂讲演的同时，高君宇还和张国焘等人一起组织了北京市西城和南城模范宣讲所的活动。在宣讲所里，高君宇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等为题，作了多次讲演。他那犀利的口才，深入浅出的道理，以及灼热的爱国热情，富有很大的感染力，常常使听众感动得涌出热泪来。

他们的讲演常常遭到军警的干涉。一次，高君宇和邓中夏、杨钟健、张国焘四人在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时，该管区的警察多人突然前来阻拦，高君宇他们一面与军警据理力争，一面继续演讲，使听众大为感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日益传播，我国工人运动渐渐地活跃起来。1920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而北京大学则是这次纪念活动的中心。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除了积极组织北大罢课讲演活动，还分别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山西劳动状况》和《“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两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他在抨击劳动问题上的改良主义的同时，响亮地提出：“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建设新的经济组织”，而以“破坏政权”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表明，高君宇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年10月，由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不久改名为北京共产党支部。高君宇是这个支部最早成员之一。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宣告成立，高君宇被选为首任书记，担负起领导北京地区青年运动的重任。

为了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变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广大进步学生和培养中共积极分子的机构，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让这个研究会公布公约，公开招收会员。于是，高君宇他们通过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启事。接着，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举行了热热闹闹的成立大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之后，高君宇和其他会员们争相捐款，筹设了一个附属于这一研究会的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英语“共产主义室”译音）。这个图书馆虽然规模不大，但这是我国第一个存有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图书馆。在“研究会”里，高君宇像海绵吸水似地继续吸吮着真理的乳汁，不断加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他还忙着组织开展各种社会活动。那时，“研究会”的活动十分活跃：讨论会呀，辩论会呀，讲演会呀，一个接着一个。随着这些活动的开展，入会的青年越来越多，到后来，不少工人也都参加进来了。

为了向人民大众提供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立了一个翻译室，以翻译和编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室下设英文、法文、德文三个组。高君宇因英语颇佳而任英文组组长。他常常是白天参加社会活动，晚上在灯下翻译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广泛传播而呕心沥血地工作着。

高君宇在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十分向往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红色苏俄。这一美好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列宁的指导下，共产国际决定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于1921年冬由北京到达满洲里，然后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参与其会，多所建白”，并被推为这一大会的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