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不息

远东大会结束后，高君宇和邓恩铭等部分中国代表留在苏俄，考察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及国际革命运动状况，不仅对苏维埃政权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更加坚定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念。

从苏俄回国后不久，高君宇和张国焘向中共北京党组织和李大钊同志传达了“远东大会”精神和列宁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情况。最后，他还激情洋溢地给大家唱了从莫斯科学会的《国际歌》。

在中共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北京于1922年4月间又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范鸿劼、朱务善、张国焘等共产党员以及北京各界人士刘复、陶孟和等人发起非宗教运动。在发起词中，列举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种种罪行。这一运动立即得到了北京各界广大人士的响应。不久，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成立了“非宗教同盟”。这一组织，对于揭露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此期间，高君宇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便离开北京，乘车奔赴广州，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返回北京，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

这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召开一年一度的年会。这一学会，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种人组成的统一战线团体。由于人员成分复杂主张不一，因而斗争相当激烈。斗争的实质是把学会改造成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政治革命活动的群众团体，还是让它成为一个只从事“社会活动”的宗旨笼统、组织涣散的组织。为了把这一团体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早在1920年，高君宇就和北京会员李大钊、邓中夏等一起，多次同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过激烈的交锋。这次杭州年会自然免不了一场更为激烈论战。但是，北京会员中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因有事不能参加这次年会，只提交了大会一份《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参加年会的重任就落在了高君宇的肩上。

在杭州年会上，经过高君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大会终于通过了《本会对时局的主张》，表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态度。

接着，高君宇先后奔赴上海、杭州，参加了中共“二大”和中共中央西湖特别全会之后，回到北京。这时，中共北京党组织在北京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作为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和蔡和森、刘仁静、缪伯英等八人被推为筹备员。在筹备期间，高君宇等四处奔波，积极串联。经过紧张的筹备，8月间召开了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大纲和简章。会后，立即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还组织了向国会请愿、游行示威等斗争。

中共“二大”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并指派中央执行委员高君宇、蔡和森筹办。经过他们的努力，《向导》于同年9月间便在上海出版了。不久，由于这一刊物在上海发行受到很大阻力，编辑部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北京。

《向导》周刊从创刊之日起，就受到北洋军阀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尤其是在北洋军阀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北京，印刷和发行革命刊物，更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印刷厂和编辑部随时都有被军警发现和搜查的危险。但是，高君宇和蔡和森等在和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向导》的出版和发行。他们把印刷厂设在不引人注意的偏僻小巷，并承揽一些市民活计来做掩护；还经常搬迁编辑部，和敌人打“周旋”、“捉迷藏”。由于经费缺乏，给《向导》的出版带来了困难。高君宇便将自己的生活费的大半拿出来，作为刊物的活动经费，而自己过着十分艰苦朴素的生活。在发行方面，他们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昌、太原、济南、南京、成都等地都辟有分售处。太原分售处——“晋华书社”，就是在高君宇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筹办起来的。发往太原“晋华书社”的《向导》等革命刊物，大都是由高君宇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去的。为了帮助家人正确认识革命，并便于保存革命资料，高君宇总要把每期《向导》和其他革命书刊由北京寄回老家——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高君宇和蔡和森等通过呕心沥血的工作和努力，使《向导》周刊犹如灯塔，给长期沉沦于苦难和黑暗深渊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的光芒。读者热情赞颂《向导》：“笔底惊雷万鬼哭，天昏地暗一星赤！”

编辑《向导》之余，同时兼任该刊记者的高君宇，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紧密配合国内外革命运动的斗争形势，纵谈古今，评述中外，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旗帜鲜明，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鲜明的革命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的文章。高君宇写作起来总是十分勤奋，甚至废寝忘食。他常常在灯下伏案疾书到深夜。有时为了紧密配合突变的斗争形势，临时赶写稿件，他就通宵达旦地挥笔奋战了。他患有严重的肺病，曾几次吐血，每当彻夜写作时，就剧烈地咳嗽起来。同志们看到他日渐消瘦的面容，劝他要注意身体，他只是微微一笑，依然笔耕不止。创刊初期的《向导》差不多每期都有高君宇的文章，甚至在一期之内就有五篇之多！他除了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之外，还经常给 《工人周刊》 《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 《先驱》 《觉悟》 《晨报副刊》《政治生活》等报刊撰写稿件。《向导》编辑部在1925年3月追悼高君宇的文章中说道：“君宇再不能以文字与读者相见了！但他那热烈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本报，也便永远留在诸君的记忆之中！”

为了借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高君宇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潜心研究了印度、蒙古、土耳其等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运动。他在《向导》创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接连不断地撰写并发表了《革命运动中之印度近况》等多篇文章。在发表于《向导》第2期上的《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纲领》 一文中，高君宇就响亮地提出了“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的论断。这一著名论断，对于加强当时中共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这篇文章中，他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证了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必然性。他说：“革命的造因全在于客观的环境，有了一个阶级受压迫和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就要发生革命……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是阶级对阶级的群众行动。”

就在《向导》创刊之际，以“好人政府”主义而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王宠惠被直系军阀主子所看中而登上内阁总理宝座，并组成了所谓的“好人政府”。当时，有好多人被迷惑了。高君宇立即在《向导》第5期上发表文章，对所谓“好人政府”，作了彻底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他以入木三分的笔触戳穿了“好人政府”的欺骗性，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操纵下”,“学者做官一样做着军阀的账房”；并告诫国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要打倒军阀和外国的压迫”，而绝不是什么所谓“好人努力”。

在这一时期，高君宇还就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革命统一战线等当时的重大问题写了不少颇有见解的文章，为投身于革命斗争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