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君宇墓碑文》后的意见和责疑

《高君宇墓碑文》（或称《高君宇墓志铭》）抄自矗立于北京陶然亭湖畔的高君宇墓碑之上。这一墓碑是1925年5月5日镌刻完成，5月8日安葬高君宇遗体的同时竖立于墓前的。

碑文是中共北方区委指派北京大学学生纪亮、纪守钢起草的，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便于以中共党组织的名义出面，便以高君宇胞弟高全德的名义将碑文刊于墓碑上。由此可见，这篇碑文的史实是真实可信的，评语是客观公正的，它对于研究革命先驱的生平事迹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正因如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元真先生将此碑文抄录断句后，发表于《革命文物》杂志上。之后，不少报刊（包括忻州市、太原市乃至山西省党史研究部门主办的刊物）纷纷予以转载。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史研究、地方志编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发表此文有利于人们深入开展关于高君宇的学术研究。再后来，《娄烦县志》《静乐县志》等将这篇碑文也收录其中。我们认为，从“存史”的角度来看，此举也是完全必要的。

而今，此文又出现在《静乐文史》上。我们认为，此举似无必要。因为出版《静乐文史》是为了“推动文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见《静乐文史·征稿启事》），而此碑文是早在20多年前就被史学家们发掘出来，并公诸于世。现在再发表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人们期望于《静乐文史》的是通过它能发掘新的历史资料，推出一批有价值的考证文章和学术研究成果，而不是将过去的“冷菜”拿来重新炒一炒，就奉献给全县人民。

然而，就是这样的“冷菜”也不是原汁原味的，而是变了味的，实在令人难以“下咽”。如若不信，请看下列的差错：

一、刊于《静乐文史》的《高君宇墓碑文》（简称“刊碑文”，下同）中有”昆季五人，君宇其次”之句。何谓“君宇其次”？令人不解。原碑文是“昆季五人，宇居次”。

二、“刊碑文”有如是句：“举动甚轩昂，言谈已卓荦不凡。”语句欠通，其原因是“已”字错了，应为“亦”才对。一字之差，差之万里！

三、“刊碑文”有如是句：“师友多称羡不置，盖已预卜其后曰必有所建设矣。”其中“曰”字应为“日”。原句意是，对于高君宇，师长学友们大多称誉和羡慕，因为他们预料到高君宇日后必会有所成就的。如“日”变成“曰”，人们就无法读通了。

四、“刊碑文”有如是句：“三五同志以事须缓图，劝之始止。”文言断句错了。应如此断句：“三五同志以事须缓图劝之，始止。”

五、原碑文中有“一九二二年，莫斯科举行远东革命青年会议”“一九二二由俄返国”两句，而“刊碑文”则将“一九二二年”变成阿拉伯数字“1992”了。如此随意更改，在史学界是不允许的。

六、“刊碑文”有“担任国民党总务股主任”之句，与原碑文不符，原碑文是“担任北京国民党总务股主任”。若无“北京”二字，人们就会理解为担任国民党总部的总务股主任了。

七、原碑文有“客岁政变”之句，而“刊碑文”将“客”变为“容”字，让人无法理解其义了。

八、原碑文云：“享年仅三十”，而“刊碑文”则按现在的说法改为“享年仅二十九岁”。如此随意篡改碑文内容，人们怎能相信这篇碑文的真实性呢？“碑文”已成历史，后人是无权篡改的。

九、原碑文末有句：“胞弟高全德泣志”，而在“刊碑文”中却少了一个“高”字。对于已成为历史的文字，不应随意增删。

十、在编排上亦有些问题，如“民国十四年五月五日”“胞弟高全德泣志”是碑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排版时，却用了与正文宋体不同的楷体，而在同一行括号里的“抄录于北京陶然亭公园高君宇墓碑”亦是楷体，这就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民国十四年五月五日”，“胞弟高全德泣志”不是碑文的内容。

以上看法和意见，不知对否？恳请批评指正。

（此文与张明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