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石评梅和她的创作》一文的质疑（节录）

石评梅是我国新文学创始时期的女作家，曾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的我国文坛之上。她以自己的文学艺术才华和勤奋的创作实践，为发展“五四”创始时期的新文学，特别是丰富这一时期的新诗和散文成绩，做出了较为卓越的贡献。然而，这样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作家，在过去研究现代文学的领域里竟无“一席之地”。直到近年来，人们才逐渐对她重视起来，在一些书刊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关于她的研究性文章。屈毓秀、尤敏二同志最近发表在《晋阳学刊》（1982年第二期）上的《石评梅和她的创作》一文就是其中之一。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事情。我怀着这样的心情拜读了屈、尤二同志的文章之后，深为屈、尤二同志的这一研究成果所感佩。可以断言，它对于引深石评梅及其创作的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同时也发现其中有一些诸如史实失真、考证欠妥等方面的问题。现列述于下，以与屈、尤二同志商榷。

一、关于石评梅的第一篇作品。屈、尤二同志的文中说：“1922年4月，石评梅的第一篇作品——六幕剧《这是谁的罪？》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其实，这一剧本并不是石评梅的第一篇作品。据黄庐隐《石评梅传略》中说，石评梅“初到北京的时候，她就开始写诗”。这就可推断出，石评梅早在1920年就开始创作诗歌了。仅就我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石评梅曾于1921年12月10日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创办的刊物《新共和》上发表了《夜行》等诗作。此外，她这一年还创作了散文《亡魂》、旧体诗《哭落花》等作品。由此可见，石评梅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剧本《这是谁的罪？》。

二、屈、尤二同志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石评梅就读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一所思想十分活跃的学校。李大钊和鲁迅都曾在该校授课，建立党的组织也较早，并出现了刘和珍、许广平等著名学生运动的领袖。1924年到1925年曾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女师大风潮，在中国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这一切，对石评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说实在不敢苟同。石评梅是1923年卒业于北京女高师的，而上面所述种种，除李大钊同志是在此之前（从1920年起）在北京女高师任教，讲《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王俊之：《五十多年前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先生是在石评梅毕业前后（一九二二年）应徐寿裳先生之聘到女师大任教（陈淑渝：《“修我甲兵，与子偕行”——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外，余则均在石评梅离开女师大之后：关于女师大党组织的建立情况，据有关文章说，在女师大风潮之前，女师大学生中只有几个党员，如廖伯美、李桂生、李友兰。至1926年初，大约二月间，发展了8名新党员，被编为一个党小组，加上小组长赵世兰同志共9人。（王俊之：《五十多年前的女师大风潮》）；至于刘和珍、许广平等著名的学生运动的领袖，亦是在石评梅离校之后的女师大风潮中，刘和珍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又称主席）是在1925年后期（同上）。既然这些大都发生在石评梅离校之后，石评梅的思想是如何受到她“就读”的“思想十分活跃”的女高师的影响呢？固然，石评梅离校后，仍然和该校几个同学保持关系，并曾关心过该校的风潮，受点影响是可能的，但要说她受到“深刻的影响”，就未免有牵强和言过其实之嫌了。

三、屈、尤两同志的文中说：“在《涛语》和《偶然革》两个集子里，几乎随时可以听到作家如泣如诉的声音。苦闷、感伤、颓唐，构成了石评梅前期作品的主调。”此说不可苟同。《偶然革》是石评梅逝世前一年（1927年）前后创作的散文集；而小说、散文集《涛语》中的作品虽然较前一些，但也是在1925年高君宇逝世后完成的。这两个集子确实是以“苦闷、感伤、颓唐”为其“主调”的，但要将其划入前期作品之列是不大科学的。如前所说，石评梅的创作是从她刚入女高师就开始的，仅至《涛语》的写作时间就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石评梅发表了为数很多的作品，诗歌、散文、剧本、文艺评论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她在新诗上的成就主要是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集子人为地划入前期之列，并作为这时期的“主调”作品，那么石评梅在完成这两个集子之前的作品，特别是对于奠定石评梅文学地位具有主要意义的新诗，又该做何看待呢？再者，《偶然草》的写作时间距她逝世仅有一年之久的时间，如把此集中的作品当前期作品看，那么石评梅的后期作品又是哪些呢？屈、尤二同志在后文中说，《凄惨的归途》《遗留在人间的哀恸》《笔端的惆怅》（此三篇实则为《深夜絮语》一篇中的三个小标题）是“生命晚期的火花”。还说“在石评梅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她留给读者的几篇作品是值得重视的。如小说《匹马嘶风录》”，“其他如《白云庵》、《流浪的歌者》等”。但是，《凄惨的归途》等篇，恰恰正是被屈、尤二同志划为前期作品的《偶然草》中的文章，而作于1927年的《匹马嘶风录》则是《偶然草》同是一个时期的作品。屈、尤二同志把同一个集子里的作品，一会儿说成是“苦闷、感伤、颓唐”为“主调”的前期作品，一会儿又说成是“生命晚期的火花”；把同一时期的作品，一部分说成是前期“如泣如诉”的作品，而另一个分则说成是“在石评梅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留给读者的“值得重视”的作品。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如果要把石评梅的作品划分为几个时期的话，我以为，黄庐隐在《石评梅传略》中的划分，是比较科学的，值得我们借鉴的。黄庐隐把石评梅的作品从思想性上划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作《梅巢漫歌》一类诗的时期”。这一时期，石评梅“还不了解人生”，其作品是重形式而轻内容；“到她作《心海》《涛语》的时期，那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石评梅的思想“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形成她一种悲哀的人生观”；第三个时期则是“她作《红鬃马》《匹马嘶风录》的时期”。这一时期，石评梅“由悲哀中找到出路了”，能“以悲哀她个人的怀情，变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如果这样划分时期不无道理，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石评梅早期作品的主调不是“苦闷、感伤、颓唐”，而是明快、瑰丽、朝气勃勃。当然，她在这一时期中也有少数作品蒙有一种颓唐的色彩，但那是在她那“悲哀的人生观”尚未形成时的一时感伤之作，充其量不过是她早期作品的支流。

四、屈、尤二同志的文中还说：“石评梅的短篇小说只寥寥几篇。”如果是仅就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石评梅的小说而言，那是勉强可以的，人们或许无可争议；但是，屈、尤二同志的意思并非如此，而是就石评梅的全部小说讲的，这就需要商榷一下了。石评梅的小说除《涛语》中的几篇外，尚有《匹马嘶风录》《白云庵》《流浪的歌者》《林南日记》等若干散篇。此外，据黄庐隐《石评梅传略》中说，石评梅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祷告》。如果把这些作品都汇集在一起，就恐怕不是寥寥几篇所能容纳的了。

石评梅及其创作的研究现在仅仅是个开端，今后肯定还会有人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为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我们很有必要展开讨论。恳请屈、尤二同志及热心于石评梅研究的同志，能对我这篇拙劣的文字予以批评与指教。

（屈毓秀、尤敏系《石评梅作品选》之编者，该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