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乐历代修志纪略

静乐自汉置县，大业四年（608）以“静乐”取名以来，久无修志之举。大约至北宋政和六年（1116），始有《宪州图经》问世。因原书已佚，其纂修情况及体例、内容诸方面，均不可考，但就当时全国纂修地方志书的情况推测，《宪州图经》当是在北宋王朝诏修各州、郡、县图径（志书）的情况下纂修而成的。其时，较之隋、唐，体例已不限于地理，而是开始兼顾人物、吏治等内容了；但是，从整个修志趋势看，大多仍以“述地”为主，甚至就连神宗时李德刍、王存等所编修的具有全国性的名著《元丰九域志》，也还是除“地理”之外，别无兼顾。据此，《宪州图经》似为以“述地”为主的志书，假定有人物、吏治、方言等项内容，其比重亦不会很大，绝难与“地理”抗衡。但是，即使这样，《宪州图经》仍不愧为静乐志书的开创之作，其居静乐志书之首的地位是丝毫也不会动摇的。

《宪州图经》之后，历经南宋、金元等朝代，继起纂修者几无。至清初，虽出现有一些甿家抄藏俗本，但因“事未赅而文不雅”，终难登志书之“大雅之堂”。直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邑人李纂集的《静乐县志略》才刊行于世。李，字净芳，“潜心道学，凡有益于身心之句，书壁观省”。后历任四川成都府通判、重庆府同知等职。博学多才，素重地方文献。自髫年起，即有志于纂修一部邑志。每见“太原诸邑有春秋，而静乐亡春秋”，深以为憾、为恥、为羞，常“慨然于邑乘之未备”，逐祭纂修邑志之志。“每于诵读之暇，取方舆胜览，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皇舆考、广舆图，山西通志，四邻州县志，与邑甿俗本校雠异同，又于父老所称引如乡頣、官轨、运会、祲祥之概不即详湮者，类辑成编，自颁《李氏春秋》。”万历二十九年（1601），李奉命入三贤书院，参修“太原通志”中的静乐部分。遂将《李氏春秋》三易其稿，每稿“必衡定于万先生（编者按：即万仰山），乃呈主司而府库焉”。自此，《李氏春秋》以“一家之言”，拔为记一方之事的公典，并易名为《静乐县志略》。何以称“略”？雁平道阎士选在其书序言中说：“若谓存什一于千百耳。”《静乐县志略》之成，自然有赖于李之功，但是，尚有多人协助。诚如李所言：“烦两师十友订正。”（古人如此尊重他人劳动成果，颇值后人效法）

继李䊔而起纂修邑志者二人：一名李鲈，一名吕新铸。李鲈，字犹龙，号凌云。有著作行于世，邑庠生多出其门。清康熙年间授广西宾州判，署来宾县政。他曾矢志纂修邑志，其散卷“行间者于往事多所传记”。吕新铸亦有志于此，他之“抄本”近事颇详。遗憾的是这两位为修邑志而颇费苦心的古人，均未功成业就。但是，他们致力于修志的精神，诚为可嘉；而凝聚着他们心血的“散卷”、“抄本”则为后来修志之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三十四年（1695），一位在静乐修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授任静乐知县。他姓黄，名图昌，字叔大，号淑岱，丙辰进士，曾任江右万安县令。至静乐后，恰逢连年灾荒，“家家悬磬，人人鹄面”，因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尤为目不忍睹者是“娄烦以南数十里之间，已空虚无人”。面对这种惨景，黄图昌忧心如焚。他一面向上呈文，“跪泣恳诉”，为民请命；一面想方设法轸恤穷黎。在“视事之暇”，他“每披览旧乘，不胜慨叹”。慨叹从何而来？静邑自李修《静乐县志略》以来，竟无继起者。为了使这几十年间事不至“湮没无传”，黄图昌遂于“饥馑频仍之际”，毅然发起修志之举。

黄图昌早在任万安县令时，即纂修过《万安县志》，因之不仅对此举认识颇高，而且富有经验。他首先“遍语绅士耆宿，举凡家有遗书及夙有闻见，事无巨细，悉为抄录，投之静安堂”，以备考究；并组织邑中诸庠生于古梵刹断石残碑中采择资料。经过一段广征博採，资料积累甚丰（其中有李犹龙手书旧志，吕新铸抄本等）。于是，在此基础上，考证晋阳通志，四邻州、县志以及有关古籍，校雠异同，“阙讹补缺”、“笔则笔，削则削”，终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编次成帙，蔚为大观。在纂修中，黄图昌对资料的辨正，一丝不苟，极为严谨。他说：“实学人信理，不肯自迷于荒唐之说，以欺当世而悮来学。”因此，黄志“一时称为信史”，黄志凡十卷：疆域、建置、赋役、学校、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纪诸志。其体例一从旧志，所不同者只是增加了“星宿之图”，而将诸图则附之于各卷章目之末，以便披阅。参与这次修志的还有俎夏鼎、张琨、常鲲元、李本生、姚殉、郝芳华、刘芠、刘鹤声、常棆元、张琇、巩如岗、刘尔桢、率之烺、赵士棆等人。

雍正七年（1729），江西南城县人梅廷谟任静乐知县。是时，清王朝诏命各省、府、州、县续修地方志书。梅廷谟深感有“纂修之职”，与邑中文士共议此举。邑中有一名俎夏鼎的孝廉，其人字贡九，博览群书，尤邃于易，曾在任临汾教谕之前，参与黄图昌发起的修志之举，经人推荐，被梅廷谟委以踵续邑志之任。他就方域、田赋、官师、人物等项，与“二、三同人”反复商榷，决定“因者因，增者增。规矩一仿前志”。体例既定，即荟萃文献，笔之于书。因其“精于文，熟于事”，续志“不月而告成”，“其事备，其言简”，使三十年来频于“湮没不彰”之物事，书以志之，以信今昭后。志成，“正谋付梓”，适逢梅廷谟调任平遥。邑人李恂（曾任长阳令）恐志稿“年远散亡”，逐慨然捐金，以资刊印，此书赖以问世。时为雍正八年（1730）。

此后，140余年间，再无续志刊行于世。但是，并非无有续志之举。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西玉山县进士陈正颐任静乐知县后，“欲踵其事”，经过呕心沥血的努力，草创《静乐县志》稿十册，惜未付枣梨，终至散失其半。直至同治初年，邑宰张朝玮才续而修之，编纂成书。张朝玮，字伯玉，河南渑池县人，博学多才，为饱学之士。自莅静乐后，“修书院，勤考课”，多有善政。同治四年（1865）冬，张朝玮翻阅官书，偶见前任陈正颐所修邑志草稿残卷，遍觅尘封，仅得其五：赋役、学校、职官、选举、艺文诸志。念及自雍正八年（1730）以迄，久无续志，认为这是邦人之恥，长吏之羞，遂锐意重续，以“表风化，维世道、正人心”。他“延诸绅士，博访闾里，各据见闻，有善必录，有长必纪。凡碑碣鸿文，箧笥锦句，有关名教者尽网罗之，命管城积为卷轴”，并“参互前志，检校杞典。”经过这样一番问俗采风、征文考献后，即依旧志之例，按册增之，“或绘水而图山，或分疆而别野；或考人文于前代，或稽建置于当时”，数阅月而成帙。张朝玮在修志中尤重“取诸公是公非”，不敢执一二人之见草率从事。此种修志态度，堪为后来者效法。张朝玮之续志几十卷：疆域、山川、建置、赋役、学校、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记。但究其实，前三卷有目无文。这是因为此三卷“旧志悉详，无庸复赘”。如“偶有异同，附入杂记”。参与这次修志的有徐渊溥、孙寅、张尤光、陈希登、杜举、韩正已、程深理、李涛、秦西定、温正春、尹承芳、王继绪、段裴然等人。

据本县城内退休老教师赵学晋、武玉媛以及中共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郝振兴等人介绍，在民国年间，武正举（本县城关贡生，喜咏诗作画，曾任临县教谕）等人曾纂修过一部《静乐县志》凡四册，惜已散失。因无考，纂修情况不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县曾有过一次修志之举。这次修志，自1964年9月成立“静乐县志编修委员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搜集编纂，于1965年12月草就初稿。正拟修订，不料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止。该志初稿共五编：静乐县历史地理概况；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经济概况；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烈士、历史人物传略。参加这次修志的人员有：苏化南、冯化普、亢岐绪、孙应绪等。

1980年8月，按照全国修志统一部署，静乐县地名普查和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新编《静乐县志》的编纂工作始告开始，但此时的工作重点只是地名普查。1981年6月，根据中国地方志协会精神，县志编纂委员会作了调整充实，县长郭栋材亲任编委会主任。同年底，中共静乐县党史资料征集领导组成立，其下设办公室与县志办公室合署为党史县志办公室，刘国华任该办公室主任。在郭栋材县长的亲自部署和督促下，该室确定编志方案，拟出县志纲目初稿，印发资料征集启事。遵照编委会的部署，刚从娄烦县委调回静乐县史志办公室的王庆华等先后在县城、太原、北京、成都、绵阳、重庆、武汉等地举行静乐革命斗争史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本籍老干部和曾在静乐工作过的老领导120余名。通过座谈，该室抢救并搜集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此外，还通过向全国各地散发资料调查信、县内外走访查询，收集了不少活资料。

1983年，郭栋材县长调走后，县志编纂委员会重新作了调整，编委会主任由新任县长杨巨才担任，副主任张海旺、裴忠利、赵开一（常务），编委成员有：邱维邦、高文正、李玉厚、李世华、曹安珍、段文让、姚艾泉、王庆华等。王庆华兼任《静乐县志》主编。为了开创县志编纂工作新局面，在杨巨才主任、赵开一常务副主任的大力支持下，王庆华在通过他主编的《静乐县史志资料》《静乐风物》等刊物在全县范围内大造修志舆论和声势的同时，重新修订了县志编纂大纲，并通过召开全县修志工作大会，将各分志的编纂任务一一落实到县志办工作人员及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当全县修志工作受到资料缺乏的制约时，他毅然组织并率领全县各分志编纂人员30余人奔赴太原，在省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10余天，搜集到不少珍贵的资料，为修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他在宏观把握和指导县志全书的编纂的同时，还亲自编写了《人物志》《商业志》《政事志》《工商志》《体育志》《艺文志》《附录》七个分志。县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克明、赵贵全、陈润拴等同志分别完成了《地理志》《大事记》《社会志》《方言志》等分志的编写任务。而由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编写的《教育志》《粮食志》等分志（征求意见稿），也在县志办人员的指导下，纷纷编纂完成。因完稿时间在1985年至1986年初，以上分志下限均在1985年。迄至1986年3月王庆华因工作需要调太原日报社时，《静乐县志》各分志（征求意见稿）完成20余部之多。

1986年3月之后，赵贵全任县志办公室主任。（因笔者此时已调太原日报工作，故本文只能写到这里）

作者附记：此文原载于1985年由王庆华主编的《静乐县志·附录》（征求意见稿）。所以撰写此文，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既让后人全面了解静乐县历代修志之情况，又表示对列代修志者劳动成果的尊重；而且全国各地新编纂志书大多都有此类章节设置，《静乐县志》自然不能例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出版的《静乐县志》却没有像其他方志一样设置《历代修志纪略》，故本文未能收入邑志之中。为了存史，特收入本书之中。

1985年冬，《静乐县志》主编王庆华调任太原日报记者、编辑前在故乡静乐鹅城留影，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