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人物传记的生命

——读《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后的质疑

党史研究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工作。它要求研究工作者必须具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唯有如此，他所撰写的研究文章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才能产生巨大的说服力、感染力和教育作用。然而，在高君宇研究领域，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有少数同志在既没有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又未对所引用的资料进行严肃、认真考证的情况下，就撰写了所谓的研究文章，结果闹出不少笑话。有鉴于此，我们将此文收录于本书之中。希望人们在高君宇研究中能牢记我国史学大家范文澜先生的一副治学对联：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作者手记

真实是人物传记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无不将之奉为传记写作以及史学研究的圭臬。司马迁《史记》中的人物传，安德烈·莫洛亚的《雨果》，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卢梭的自传《忏悔录》等历史传记经典，所以能盛传不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文采斐然、闪烁着思想光辉的传记作品无一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写作革命先驱的传记自然也是如此，必须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地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然而，当我们读了发表于2003年《静乐文史》创刊号上的牛天年同志的《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简称“牛文”，下同）一文之后，不禁在大失所望之余大为惊愕。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在一篇仅仅数千字的文章中，失实之处竟达30处，其中原则性错误达七八处，这种情况在史学界是颇为罕见的；二是这样的错误出现在天年同志的笔下，是人们无法理解的。早在20年前，笔者之一的王庆华在静乐县党史县志办公室任负责人时，天年同志即在该室从事党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之后20年间，天年同志以不懈的努力，搜集整理了大量颇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为静乐县的党史研究工作做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像这样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老同志，怎么能写出失实错误如此之多的文章来呢？原来，此文是天年同志根据他人有关文字资料编写的。这就是说，天年同志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而没有第一手资料，自然也就无法进行考证和研究，失实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诸如此类的失实错误，并非只发生在天年同志身上，就是笔者之一王庆华的著作和文章中也曾出现过其中一些类似错误，如他撰写的《高君宇生平·年谱·文稿》（1981年山西文史研究馆出版）、 《高君宇生平事迹》 （1982年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北京出版社出版的 《文史资料选编》 第十四辑）、 《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高君宇》 （1980年山西省社科院《晋阳学刊》 第四期增刊）等，莫不如此。不过，这些著作和文章是出版或发表在20多年前。在此后20年间，随着新的资料的不断发现，考证、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诸如此类的失实问题在笔者的著作和文章中就极少出现了。如果天年同志在写作此文时能参考这些著作和文章，这些失实错误也许就会避免了。

为了还革命先驱高君宇以本来面目，避免失实错误在后代子孙中以讹传讹，贻患无穷，笔者以一种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求实态度，对天年同志文章中的失实错误，一一分述于下，以与天年同志商榷。

一、“牛文”说：“1915年……君宇在太原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卖国行径的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君宇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据史学专家的考证、研究，在反袁斗争中，山西没有出现“游行示威”和“演说”等活动。据有关资料，袁世凯称帝时，阎锡山积极追随袁世凯，并发表“拥戴”电文；而袁世凯的心腹、山西巡使金永更是竭尽全力拥袁称帝。在这两人的高压政策下，白色恐怖笼罩于太原乃至整个山西，人们的反袁斗争未能公开化，只是在柳巷、钟楼街一带出现过一些反袁传单。《高君宇墓志铭》也说：“宇目击时艰，痛国沉沦。辄愤懑填胸，嘘唏浩叹，三五同志以事须缓图劝之，始止。”这也说明，高君宇当时在人们的劝阻下，并未采取过激行动。

二、“牛文”说：“1918年5月，留日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的《中日共同军事协定》时，遭到日本警察殴打追捕后（原文如此）……”据笔者掌握的有关资料，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不是“牛文”所说的《中日共同军事协定》）而举行集会时只是受到了日本军警的干涉和侮辱，而不是“殴打追捕”，两者性质截然不同。

三、“牛文”说：“同年（1918年）10月，又成立了‘国民社’……不久结识了李大钊后……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等组织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救国会’（初名‘爱国会’）。”此言大错特错了！凡是研究过五四运动史的人都知道，“救国会”是“国民社”的前身，怎么会先有“国民社”，后有“救国会”呢？再者，高君宇结识李大钊的时间，是在1918年5月总统府请愿失败之后，而不是同年10月国民社成立后不久。

四、“牛文”说：1919年“5月3日晚，高君宇和京城各校的学生会负责人一起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了学生代表大会”。据有关文献资料，这次大会不是京城各校学生会负责人参加的“学生代表大会”，而是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及高师等北京10余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的大会。再者，北京各校的学生会大都是在5月4日游行示威后成立的。各校参加5月3日晚大会的不是学生会负责人，而是学生代表。

五、“牛文”说：“五四”当天，“军警逮捕学生32人”。据有关文献载，5月4日军警逮捕了32人（其中学生31人，市民1人），不全部是学生。

六、“牛文”说：“5月6日‘北京学联’成立，高君宇被推为北大学生干事会成员和北京学联代表，”据有关“五四”文献载，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成立于5月4日晚，而北京学联成立于5月6日，相隔两天时间，因此，不能作如上表述。另，高君宇是北京大学驻北京学联代表，不是北京学联代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七、“牛文”说：“同年10月，高君宇参加了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他们先是在街头闹市演讲，不久君宇同志组办了西城、南城模范讲演团。”据有关资料，平民教育讲演团在西城、南城建立的是模范讲习所，而不是“模范讲演团”。另，这两个讲习所也不是高君宇一人“组办”的，而是高君宇与邓中夏、张国焘等共同筹办的。还有一点是“牛文”说，讲演活动遭到反动军警干涉时，他们据理力争，“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如雷”。据有关资料原文是“台下掌声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没有“台上慷慨激昂”这一句。

八、“牛文”说，1920年3月，高君宇等“十九名北大学生秘密组织起我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什么？没有交代。应该点明这个组织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九、“牛文”说：“1920年9月，李大钊和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同志一起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据许多党史专家考证，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其成员有张国焘和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等人。高君宇、邓中夏不是小组最早成员，自然更不是发起人了。他们是在小组成立后不久无政府主义者退党之后而加入的。

十、“牛文”说：“高君宇……还创办了专门翻译、出售进步书刊的‘晋华书社’。”晋华书社是在高君宇指导和帮助下由一些进步学生以入股方式联合创办的，不能说是高君宇创办的。这个书社的主要任务是出售进步和革命书刊，而不是“翻译”工作。参加书社者是一些中学生，他们根本没有“翻译”外文的能力。

十一、“牛文”说：“同年10月，高君宇同志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是一个成员复杂、主张不一的团体，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李大钊只是这个学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不能说是该学会是李大钊领导的。另外，牛文说，高君宇“为学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作了极大的努力，”该学会从未确定马克思主义宗旨，根本不存在“坚持不坚持”的问题。

十二、“牛文”说：“1921年夏……高君宇还在太原调查了解了工人的生活状况，撰写了《山西工人劳动状况》的长篇报告。”在高君宇发表的文章中，没有《山西工人劳动状况》，而只有一篇《山西劳动状况》，而且是在1920年5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之上的，并不是“1921年夏”才在太原调查之后而撰写的。还有一点是高君宇撰写这篇调查报告时，调查了解的情况不仅有太原的，还有大同等地的，不能只说“在太原调查”。而调查情况的人员是高君宇委托太原、大同等地的朋友，而不是高君宇。

十三、“牛文”说：“1921年冬，为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选出了高君宇、瞿秋白、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何庆拖、张秋白等20余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这里有几个严重的错误：一是参加这次“远东大会”的不是中共代表团，而是中国代表团。因为代表团中不仅有共产党代表，还在国民党、新中华学会等民族革命团体的代表。二是张秋白是国民党代表，不是“中共代表团”成员。三是瞿秋白是早在1920年就以《晨报》记者身份驻莫斯科的，不是作为代表来参会的。

十四、“牛文”说：“会议期间，受到列宁的接见，君宇同志聆听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关于中国的任务是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土地制度等的指导意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一、列宁接见的中国代表团三名代表是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工人代表邓培。高君宇没有受到列宁的接见，也没有聆听列宁的“指导意见”。二、关于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内容表述欠准确，党史界一般是这样表述的：“列宁明确指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人民，以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这种表述与天年同志的表述有很大差异。三、将列宁的指示说成是“指导意见”亦欠妥当。

十五、“牛文”说：“192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时，高君宇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受党的派遣，到长辛店发动和组织指导了铁路沿线工人的罢工运动。”这里错误有三：一、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时间不是“1922年2月”，而是1923年2月，“牛文”将时间提前了整整一年；二、当时高君宇是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兼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向导》的编辑、记者，身负如此之多重任的高君宇没有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任何职务。三、关于这次罢工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遭到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后，京汉工人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于2月4日举行了全路（包括长辛店在内）工人大罢工，罢工是由刚刚成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统一发动的，而不是党派高君宇等人分头到长辛店等各站去发动的。

十六、“牛文”说：“‘二七’大罢工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下令通缉君宇，高君宇毫无惧色，挥笔撰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与罗章龙合写）等文章。”此言差矣！《京汉工人流血记》是一部规模可观的书，而不是文章。

十七、“牛文”说：“1922年9月《向导》周刊正式出版、发行。不久，高君宇还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工人周刊》等报刊的编辑。”此说大错特错。《政治生活》是在《向导》创刊一年半后的1924年4月27日创刊的。而《工人周刊》早在《向导》创刊之前就由中共北京党组织创办的一份刊物，怎么能说是《向导》创刊不久，高君宇担任了这两个刊物的编辑呢？

十八、“牛文”说：“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君宇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党的‘三大’后，他受党的指派，和毛泽东、林伯渠等同志一起留在广州，协助孙中山从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据有关党史资料和专家考证，高君宇没有出席中共“三大”。“三大”之后，高君宇被选为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除了参与北京地委的领导工作外，还经常奔波于粤、沪等地积极从事国共合作工作。并不如“牛文”所说的那样“和毛泽东、林伯渠等同志一起留在广州协助孙中山从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十九、“牛文”说：“1924年1月，高君宇随李大钊等同志，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说毫无根据。据有关文献资料，高君宇没有出席过国民党“一大”。

二十、“牛文”说：“1924年2月，李大钊再次派高君宇回山西，建立山西党组织，临行的那天早晨，他正在下房翻阅文件，厨师急急忙忙跑来报告：军警们包围了住所……”首先是时间错了。据张国焘回忆录及其他有关资料，高君宇智脱“虎口”的时间是1924年5月21日拂晓。完成山西建党后，高君宇6月5日（端阳节前一天）由并返乡避难。6月27日致岳父李存祥信。这一切也表明，高君宇由京返并的时间不是“1921年2月”。其次，文中所述高君宇翻阅文件，厨师报告等情节，纯属编造，毫无根据。

二十一、“牛文”说：“高君宇到太原后……他先介绍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优秀分子虞士敏、李毓堂、潘恩薄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了中共山西省第一个党小组。”文中所述三个人的姓名均有错误，应为“侯士敏”、“李毓棠”、“潘恩溥”。其中李毓棠在此之前已是共产党员了，不是和侯士敏等人一起入的共产党，高君宇建立山西党组织还是在他的协助下进行的。

二十二、“牛文”说：“高君宇的这一切活动，使阎锡山十分恼火而沮丧，他曾说：‘高君宇不除，山西一天也不得安宁，而要抓住他，又谈何容易呀！’”我们历来认为，史料性传略不同于文学性传记，它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编造痕迹，必须事事有出处。阎锡山的这些话，不知源于何处？

二十三、“牛文”说：高君宇“亲自指挥，同反动的‘商团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不幸，一流弹打穿了高君宇乘坐的指挥车，左胸侧受伤”。高君宇曾致石评梅一信，信中说：“双十节商团袭击，我手曾受微伤。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流弹洞穿了汽车的玻璃，而我能坐在车里不死！”由此可知，高君宇被流弹击伤是在1924年10月10日“双十节”，而不是10月15日凌晨4点发起的平定反动商团叛乱的巷战中。而且，他所受伤的部位不在“左胸侧”，而是手上。此外，这场平定商团的巷战不是高君宇“亲自指挥”的，而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指挥的。高君宇只是带领工团军参与这场战斗。不掌握第一手资料，确是很难写出令人信服的人物传记的啊！

二十四、“牛文”说：“10月，北京发生政变，直系爱国将领冯玉祥倒戈，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此时，高君宇奉党的指派，为实现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辛勤工作。”此说欠妥。高君宇早在平定商团叛乱之前就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而且是任秘书之职，怎能说是在北京政变后，奉党的指派协助孙中山工作呢？

二十五、“牛文”说：“高君宇由于病伤未愈，孙中山曾要他暂留广州，周恩来也考虑到他的健康，不让他回北京。”此说依据是什么？恐怕是作者杜撰的，因为翻遍有关高君宇的资料也难以找到出处的。

二十六、“牛文”说：“君宇为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执意北上，并夜以继日地帮助孙中山起草了名闻中外的《北上宣言》，后随同孙中山、宋庆龄等抵京。”迄今为止，没有一份资料可以证明高君宇起草《北上宣言》一事。至于随同孙中山抵京之说，更是没有任何依据。12月4日，孙中山北上至天津，因肝病发作而住院治疗。而在此之前，高君宇就先期抵达北京投身于国民会议运动了。因此说“随孙中山、宋美龄等抵京”的说法是错误的。

二十七、“牛文”说：“孙中山、高君宇等到达北京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正筹划召开‘善后会议’，与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应是‘国民会议’）的主张相抗衡。”这里将因果关系颠倒了。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首先提出要召开“善后会议”的主张，并开始积极筹备。而中共和孙中山先生决定以‘国民会议’来对抗“善后会议”。另外，“国民会议”是中共和孙中山解决时局问题的共同主张，而国民会议促进会则是为实现这一主张而掀起的一个民众运动。因此，不能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共产党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

二十八、“牛文”说：“1925年3月，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高君宇被推为出席代表，但因积劳成疾，肺病复发。高君宇先在德国人办的医院（应是“德国医院”）治疗，后又因突发急性盲肠炎，病情急剧变化，转入协和医院。”这段文字有两个严重错误：一是将高君宇两次患病住院混为一谈了。高君宇偕随孙中山北上先期到达北京后，因积劳成疾，咯血不止，住德国医院治疗。1925年元旦，石评梅还到医院看望了高君宇。高君宇因渴望外面的火热的斗争生活，病未痊愈而提前出院。克利大夫一再嘱咐他出院后要“静养6个月”。但他一出院就将这些话丢在脑后了。这是第一次住院。第二次是1925年3月，高君宇因患急性盲肠炎而住协和医院。这两次患病住院相隔近三个月，病情不同，所住的医院也不同。所谓“转院”之说，实乃无中生有。

二十九、“牛文”说：“高君宇手术后终因身体过度虚弱，于1925年3月5日，不幸病逝。”关于逝世时间，多少年来人们都是这样一种说法。笔者之一王庆华创作的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但是近年来，根据新的资料进行考证后，中共党史界一致认为：高君宇逝世时间应为1925年3月6日凌晨40分。人们在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中均采用了这一说法。

三十、“牛文”说：“在墓碑上，他生前最要好的女友石评梅满怀悲愤，亲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自题‘言志之诗’……”这段文字存在的问题不是失实，而是表述欠妥。一、在墓碑上“亲笔写下”的“言志之诗”，不能留存至今，因为用笔写下的只是墨迹。只有将这些字镌刻在墓碑上才能久不泯灭，流传下来。二、“写下了他的一首自题‘言志之诗’”，行文不畅，如果去掉‘自题’二字，读起来就顺当了。

以上是读了天年同志《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一文后的一些责疑。限于水平，可能其中有不少欠缺和错误的地方。真诚希望广大的党史专家、史志工作者，特别是天年同志予以批评指正。我们始终这样认为，传记作品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巨大的说服力、感染力和教育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传记作者必须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之进行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否则，他所撰写的传记作品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