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评梅与她的“哀时之作”

在我国“五四”新文学创始时期的文坛上，曾出现过一位被人誉之为“以生花之笔，写哀时之痛”的女作家。她，就是被人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石评梅。

石评梅乳名元珠，学名汝壁，“评梅”系她的字。1902年9月20日诞生在山西省平定县城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石铭，字鼎臣，系清末举人。在父亲的指导与培养下，石评梅从小就聪颖好学，酷爱读书。在她踏入文坛后，喜欢以诗会友，以文会友，和冰心齐名的黄庐隐、陆晶清、孙席珍等均为其文学好友。她一生虽然短促，仅仅度过26个春秋，但是，她以自己勤奋的创作实践，为我国“五四”创始时期的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石评梅具有多种创作才能。就其成就而言，以新诗、散文最为突出。她的诗作，是她不可遏制的感情迸发出来的一朵朵火花，玲珑可爱，有意境，有激情，含蓄隽永，余味无穷。因此，她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称。能与她的诗歌媲美的是她的散文。感情强烈，文风清妙，辞藻华美、动人且富有诗意，构成了她散文创作上的艺术特色。有的散文简直就是一首动人的诗，《墓畔哀歌》等篇即如是。她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状物写景，极有特色，文笔颇具古游记之风，笔下的沿途风光宛如一幅幅古色古香的水墨画。她的小说现在所见者为数不多，但其思想性似乎更强一些，艺术技巧亦较成熟。她的剧作不多，但六幕剧《这是谁的罪？》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曾引起较大的反响。此外，她的日记也很有文采，就连黄庐隐都赞叹不已：“这日记记得非常妙，有文学价值。”

翻开石评梅的作品，人们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哀叹、感伤、忧郁，甚至多少有点颓废。赓虞在《悼评梅》一诗中对石评梅的作品评价说：“在诗人之美韵里，生命有了灵骸，似夜莺之低泣，宇宙涂满了苍色。”的确，石评梅的作品悲剧色彩很浓。在她的笔下，纵然是花草鱼虫也无不弥漫着悲哀、愁苦、苍凉的情调：

疏刺刺几枝梅花，

冷清清一盏孤灯，

听远处送来的古庙钟声，

窗前唱和着草虫低吟；

惹我留连着，梅巢的幻梦。

当然，她的作品里，也有欢歌和笑声，但那大多都是她在早期“梅窠漫歌”时期的作品，且占的比重很小，所以很自然地被淹没在强大的苦海之中了。

石评梅的悲剧性作品是她悲剧性性格的体现。形成这一性格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失去情侣高君宇的不幸以及黑暗社会的重压和迫害。石评梅本来是一位对人生有理想、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的女青年。当她一跨入社会的门槛时，就立即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于是，她失望了，禁不住嘘唏浩叹：“人生真是万劫的苦海啊？”然而，她又不甘沉沦下去。为了“从悲惨黑暗的地狱挣扎出来”，她以凡人不能想象的毅力同“命运之神”展开了韧性的斗争，这种斗争自然是极其痛苦的。而由这一切凝结成的作品，除了悲痛外，还奔涌着一股悲剧力量的潜流。她在失去了契友高君宇之后写下的一篇篇、一首首“缄情寄向黄泉”的诗文，不仅凄美动人，在字里行间流荡着一股刻骨铭心的悲痛，而且时时发出与黑暗势力抗争的心声。正因如此，李健吾先生在石评梅逝世后不久就极中肯的评价道：“她的始亢的精神超过我们今日所谓无病呻吟的作家……她的感情几乎高尚到圣洁的程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石评梅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感情激荡，寻觅到“新的生命”的晚期，其作品更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如写于“四·一二”和“济南惨案”前后的诗歌《断头台畔》、小说《匹马嘶风录》、《白云庵》等。她在《我告诉你母亲》一诗中写道：

你莫过分惨痛这晚景荒凉凄清，

我有四万万同胞他们都还年轻，

有一日国富兵强誓将敌人擒杀。

沸我热血燃我火把重兴我中华。

再如，她在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先生惨遭军阀张作霖杀害的第3天而悲愤创作的《断头台畔》，更显示了她的思想感情愈来愈同高君宇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息息相关了。她写道：

狂飚怒卷着黄尘滚滚如惊涛汹涌，

朝阳隐了这天地只剩下苍黑之星；

一阵腥风吹开了地狱紧闭的铁门，

断头台畔僵卧着无数惨白之尸身。

……

胜利之惨状敌不住那无言的哀悼！

是叛徒是英雄这只有上帝才知道，

“死”并不能伤害你精神如云散烟消，

你永在人的心上又何须招魂迢迢。

可惜，石评梅“壮志未酬身先亡”。1928年9月30日竟与世长辞了。倘若天假之年，她的文学创作硕果是一定会更加丰满的，她的文学成就一定会更加光彩夺目的。

（原载《阳泉日报》1986年5月9日，《山西日报》后亦刊用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