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这是一部应命之作，今天终于完稿了，感觉浑身轻松，如释重负。静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永成同志和县志办主任李青春同志，希望我为北魏时期的天柱大将军尔朱荣写一部传记，题目也是早已定好了的，就叫《天柱大将军尔朱荣》。

尔朱荣是静乐的一位历史名人。李永成副县长和李青春主任的用意很清楚，他们是想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静乐人了解和认识尔朱荣，为静乐的文化建设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对我来说，这一任务虽然有点“赶着鸭子上架”的味道，但盛情难却，我还是欣然应允了下来，毕竟静乐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为静乐的文化建设做点事，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来，在《魏书》和《北史》里都有尔朱荣的传记，但一来那是古文，现代的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所以也就谈不上对传主人公的了解和认识；二来这些传记也比较简略，因为它只是一部断代史众多人物传记中的一篇，篇幅本来就不可能太长。如果我们是一位史学工作者、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正史里的传记便是最好的第一手资料，根本用不着别人为我们改写或翻译。但我所要面对的读者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像作者一样对魏晋南北朝史几乎是一无所知的，甚至有不少人连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也很贫乏，为他们用现代文写一部古人的传记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美好愿望，具体写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在搜集资料结束以后。正式动笔撰写之前，我首先考虑的是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所谓的写什么，指的是书的内容问题，而怎么写，则是书的表现形式问题。从内容方面来说，我认为，如果仅仅是孤立地就尔朱荣写尔朱荣，一来不可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历史上真实的尔朱荣的形象，更不可能较为客观。公正地对尔朱荣做出自己的评价。因为尔朱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曾经一度左右朝纲的人物，他的一生与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写那个朝代的历史，不能抛开尔朱荣；写尔朱荣也更离不开那个朝代。正如梁启超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所说的那样，“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第158页）。梁先生的话告诉我们，不论是写史还是读史，都需要注意背景。因此我决定把尔朱荣放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里来写，以期达到“让人们既可以通过时代来认识人，也可以通过人来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目的。这对像笔者一样对北魏史知之甚少的人来说，是有价值的。这样一来，原计划的人物传记里就增加了大量的有关本书主人公所生活的那个朝代的内容，使书稿背离了原来计划的写单纯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初衷，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东西。

初稿出来以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发现它虽然背离了原来计划的写单纯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初衷，但不仅没有影响到对尔朱荣生平事迹的记载和评价，相反地为读者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尔朱荣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书稿命名为《天柱大将军尔朱荣》，显然是不合适了，于是才将其改名为《北魏兴亡与尔朱荣》，这样既能够较好地涵盖书稿的内容，同时也可以使读者通过书名就能够直接地感受到尔朱荣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紧密联系。

撰写这样一部看似简单的小书，所遇到的困难是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

一、首先，笔者不是学历史的，历史知识本来就贫乏，而对魏晋南北朝那段历史，在接受撰写任务之前，更是一无所知。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地理区划、典章制度等，都需要重新学习，需要一一进行查证核实，工作的难度与繁重可想而知。

二、关于体例问题，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怎么写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的体例问题，主要是在表现方式上是采用“史学”的方式，还是“文学”方式的问题。这两者各有利弊。

“史学”的方式，强调真实、可信、严谨，来不得半点的虚构，要力争做到字字句句事事有出处，但势必会影响到书稿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而“文学”的方式，强调优美、可读、生动形象，允许合理想象与虚构，可读性和趣味性增强了，真实性则必然会受到影响。笔者不是什么文武双全、样样精通的“大师”，做不到这两者完美结合，写不出象《史记》纪传那样“史学性”和“文学性”达到最完美的结合的不朽的篇章，所以只能按照自己的特长以及认识把书本写成“史学性”的传记，只能在不影响其“真实性”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增加书稿的“可读性”。

三、有关本书主人公的评价问题。尔朱荣不仅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是一名天才的军事家。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北魏帝国建立过巨大的功勋；一方面他以及他的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又是十分残暴甚至野蛮的，杀人如麻，无恶不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历代对他以及他的家族成员的评价一直是负面多于正面，由此还影响到对《魏书》及其作者魏收的评价。但笔者通过撰写本书，才逐步地认识到，历史上对尔朱荣近乎一边倒的负面评价并不见得是完全正确和客观公正的；对他的一些正面的评价虽然是凤毛麟角，显得很微弱，但却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因此，在笔者看来对尔朱荣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价。然而，要想改变已经形成的历史认识和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上一些很著名的大学者，如唐朝《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宋朝与司马光共同编纂《资治通鉴》的刘攽、刘恕、明朝的胡应麟、清朝的大文史学家赵翼、章学诚等对尔朱荣的评价也几乎都是随大流的。我们若想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结论，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拿出确凿的有力的证据，讲出让人们信服的道理。笔者做了这方面的努力，但不知能否达到自己的初衷，能否让读者信服？历史上，人们之所以对尔朱荣“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尔朱荣在河阴集中大批屠杀朝臣一事。但试问：在当时北魏王朝由胡太后“女臣临朝”，为所欲为的情况下，大批朝臣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主持正义，进行抵制或劝阻，以维护朝纲，而上为了自身利益趋炎附势、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没有半点作为朝臣的担当与良知，留着这些人与国与民有何裨益呢？尔朱荣屠杀他们，错全在尔朱荣一人吗？如果尔朱荣不杀他们，他们在今后的当政过程中，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矫正吗？他们的道德、良心会重新回归吗？

四、资料的甄别取舍难问题。在正式动笔撰写之前，笔者用了很长时间来收集资料，同时也逐步地了解那段时期的历史，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在收集资料告一段落、开始对资料进行分类归纳甄别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首先是面对浩瀚的历史资料，如何来鉴别其真伪问题，如关于尔朱荣的祖籍和出生地“秀容”的问题就是一个巨大的拦路虎。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确实费了很大的力气，最后也不知道笔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其次是笔者曾仿照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先编资料长编的做法，在对资料按专题进行分类编排的过程中发现，所收集到的资料多寡不一，有的专题，资料多得让人无法取舍，有的专题则少之又少，无法成文。所以只好反复多次进行收集，最后才得以下笔。有的计划中的专题，因资料的缺乏而不得不放弃。

书稿第六章“人物雕像”是本书所涉及到的一些重点人物的简介，为方便读者查阅，笔者还做了一些大致的分类，可为读者了解认识传主人公及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这一章本来是要列入书稿的附录部分的，篇幅也较为简短。在第一稿完成以后，李青春主任说省作协党组书记张明旺同志看了书稿以后曾建议把《尔朱荣传》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我想，如果这一设想真能够付诸实施的话，原稿中除了尔朱家族人物以外的其他人物仅以简介形式列入附录部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要涉及许多具体生动、鲜活形象的人物的，所以，我又对这一部分做了较大篇幅的扩增，并由附录部分改为正文，可供将来改编剧本时采纳。

出于对本书读者群的基本分析和定位，作者在书稿正文后面增加了很大篇幅的附录，主要是向读者提供一些阅读本书所要涉及到的历史、地理、人文方面的知识，包括北魏以及与北魏长期并存、且曾经发生过各种联系的一些地区政权的世系、北魏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书中出现的一些历史名物制度等。我建议，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先浏览一下附录部分，了解了附录所提供的知识，阅读正文就不会感到太困难，这样笔者写作此书的初衷也就算达到了。附录部分原计划还有“地名词典”一节，主要是对书稿中所涉及到的历史地名加注当代地名，以帮助读者了解书稿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地理区域在当代的准确方位，为了阅读方便，在最后定稿时将当代地名改成了随文夹注。

最后，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关于正文中大量引用古文的问题。笔者之所以大量引用古文，主要有这么几点考虑：一是为了增强本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让读者真正感受到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是有出处的，而不是笔者的胡编乱造、信口开河；二是古文中的一些叙事性文字，和白话文差不多，根本用不着去翻译；三是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特有事物、且这些事物在现代早已经消失的文字，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恰当的文字来对应，也只好原文引用；四是一些古文很优美，白话文不论怎么斟酌推敲也表达不出古文原有的韵味，干脆原文引用。读者在阅读时如能稍加留意，用心品味，自然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妙处。

2016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