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民会议而战

这一天，在北京骑河楼梁乃贤住宅里，欢声绕梁，笑语盈屋，显得格外热闹。

高君宇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就暂居朋友梁乃贤家里。亲朋好友闻讯，都纷纷赶来看望高君宇。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高君宇虽面容清瘦、苍白，略带几分困倦之色，但谈锋犹健。他侃侃而谈，谈广东的工农运动，谈黄埔军校和国民军北伐，谈偕孙中山北上途中的所见所闻和《北上宣言》……他的话语，犹如从心海深处流淌出来的一股溪流，滔滔不绝。人们激动地聆听着，不时插进一两句问话，使他的谈话激起一簇簇新的浪花。

到后来，朋友们散了。屋子里除了高君宇外，就只剩下石评梅和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全德告诉哥哥说，他此次来京，本欲报考高等院校，不料北京各大专院校招生工作刚刚结束，而他又不想回太原农专读书，于是，就在西城大仆寺街罗家大院一家公寓住下，每天到宏达学院补习，准备来年应试。

高君宇听了，颇为高兴，说：“既然来了，就安心读书吧！”

高全德点了点头。他见哥哥身体羸弱，刚才与人们谈话时还不时夹杂着一两声咳嗽，便不无忧虑地说：“哥哥，我看你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你可要多多保重啊！”

石评梅也用关切、忧虑的目光望着高君宇那略带几分憔悴的面容，接口说道：“静弟（即高全德）说得很对，你的气色确是大不如前了。你近年来，一直四处奔波，风餐露宿，不要说你以前还患过咯血症，就是一个健康人也难以承受啊！你现在回到北京了，就好好休息上一段吧！”

“休息？这哪能行呢！北京政变后的局势错综复杂，变化莫测。段祺瑞、张作霖虽然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但我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企图利用孙中山来转移全国人民的斗争目标，同时也想软化孙中山，使孙中山参加军阀集团，作他们的傀儡。而共产党人和孙中山的主张是召开国民会议，这无疑是这些军阀难以接受的。因此，围绕时局的解决必然是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我怎么可以休息呢？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永不停息地奋斗啊！评梅，我见你最近发表了一篇《露沙》散文，其中有几句话我很欣赏。”

“哪几句话呢？”石评梅问道。

高君宇说：“你在文章中写道：‘一想到中国妇女界的消沉，我们懦弱的肩上，不得不负一种先觉觉人的精神，指导奋斗的责任。那么，露沙呵！我愿你为了大多数的同胞努力创造未来的光荣，不要为了私情而抛弃一切。’你这话说得多好！既然我们同负有‘指导奋斗的责任’，哪能因考虑个人的私情、健康而抛弃这一责任呢？”

几句话说得石评梅无言以对。她笑着说：“我说不过你这位政治演说家，但我还是希望你多多保重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已明显地大不如前了，真的！”

高君宇感激地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今后一定尽量注意自己的身体。”说到这里，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评梅，我此次给你带了一件非同寻常的纪念品，你一定会喜欢的。”说完，便转身打开手提箱，从中取出个小纸包，交到石评梅手中。当石评梅伸手去接时，他蓦然发现，在石评梅的纤纤手指上正戴着他寄赠的那只象牙戒指。

石评梅很郑重地将纸包打开，只见里面放着几块小小的玻璃片。啊，这不是高君宇从广州来信中提到的那件纪念品吗？她的眼睛里立即闪现出一种异样的光彩。高全德拿起来看看，不以为然地说：“我还以为是什么精制的纪念品呢，原来是玻璃片！”

石评梅说：“你可别看轻了这玻璃片。这是你哥在广州‘双十节’商团叛乱中负伤的纪念物，也是广州商团反革命叛乱的罪证！”

“真是这样吗？”高全德望着哥哥问。

“是的。”高君宇接着将商团叛乱以及平定叛乱的情况略略说了一遍。

高全德听后，顿时脸上现出一种严肃、庄重的神情。他拿着玻璃片走近窗口，借着亮光，细细地端详起来。

高君宇望着石评梅那只戴着象牙戒指的手，以一种充满深情的语调说：“你终于把它给戴上了，我还以为它会和红叶的命运一样呢。”

“你知道，我是从来不戴这类装饰品的，但这次我破例了。”石评梅很沉静地说，“当我戴上它第三天的时候，晶清发现了，她不甚满意，说：‘天辛为什么偏要给你这样惨白枯冷的东西？波微（即评梅）！你可能允许我脱掉它，我不愿意你带着它。’我说：‘不能，晶清！我已经戴了它三天了，我已经决定带着它和我的灵魂同在，原谅我吧，朋友，我不能脱掉它。’”

听了这话，高君宇激动异常，心中顿时仿佛涌起一江春水。

石评梅还告诉高君宇，她接到他从广州寄来的信及象牙戒指后，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天辛》的文章。她说：“因为是写给你的，所以我今天把这篇拙文带来了，你随后读读吧。从这篇拙文中，你多少可以窥见我近一个时期的心迹。”

待评梅和全德离去之后，高君宇便细细地读起《天辛》一文来。他看到在这篇散文的字里行间，仿佛还萦绕着一种失望、悲观的白雾。你听，从她心灵深处渗出的露珠在坠落中发出的哀音：

到如今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宇宙中本没有留恋的痕迹，我祈求都像惊鸿的疾掠，浮云的转逝；只希望记忆帮助我见了高山想到流水，见了流水想到高山。但这何尝不是一样的吐丝自缚呢？

有时我常向遥远的理智塔下忏悔，不敢抬头；因为瞻望着遥远的生命，总令我寒噤战栗！最令我难忘的就是你那天在河滨将别时，你握着我的手说：

“朋友！过去的确是过去了，我们在疲倦的路上，努力去创造未来罢！”

而今当我想到极无聊时，这句话便隐隐由我的灵魂深处溢出，助我不少勇气。但是终日终年战兢兢的［地］转着这生之轮，难免有时又感到生命的空虚，像一只疲于飞翔的孤鸿，对着苍茫的天海，云雾的前途，何处是新径、何处是归路地怀疑着、徘徊着……

……如今，我并不恳求任何人的怜悯和抚慰，自己能安慰娱乐自己时，我便去追求着哄骗自己。相信人类深藏在心底的，大半是罪恶的种子；陈列在眼前的又都是些幻变万象的！猜疑嫉妒既狂张起翅儿向人间乱飞，手中既无弓箭，又无弹丸的我们，又（怎）能奈何他们呢？辛！我们又如何能不受伤负创被人们讥笑……

……天辛呵！纵然今天我立在伟大庄严的天坛上，彩凤似的云霞依然飘停在我的头上；但是从前我是沉醉在阳光下的蔷薇花，现在呢，仅不过是古荒凄凉的神龛下，蜷伏着呻吟的病人……

“她的心灵受到的伤害太深了，以至今日还未完全从痛苦的深潭之中跳出来。”高君宇一边读着，一边轻轻地叹息着。当他读至“诞日，你寄来的象牙戒指收到了。诚然，我也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时，高君宇的心微微颤动起来。他多想和石评梅经常在一起，鼓舞她，指导她，用自己的赤诚去增强她对人生的信念，但他哪有时间呢？他只能为之而遗憾。

北京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了。然而，高君宇觉得比寒气更袭人的则是愈来愈令人失望的北京政局：正当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发起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之际，一个以段祺瑞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已于11月24日在北京成立了。冯玉祥一派受到了排斥，奉系军阀张作霖耀武扬威地来到北京。旧的反动统治垮台了，新的反动统治又产生了——这就是全国人民对北京政变的希望吗？

“不！”高君宇在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商讨贯彻落实中共第四次对时局主张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对时局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反对段祺瑞。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统一和独立，民主和自由。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的《北上宣言》以及北上途中的一系列谈话，正体现了这一正确思想。我们现在必须推动北方地区的人民群众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

不久，在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的努力下，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了。作为该会核心成员的高君宇参与了筹备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

然而，筹备这一大会的阻力却很多、很大。这些阻力来自帝国主义，来自军阀，也来自国民党右派。他们各怀鬼胎，千方百计对持有联合共产党共同推动国民会议召开的主张的孙中山先生施以压力和影响。于是，高君宇奋笔疾书了一篇杂感《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他首先列举了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就孙中山北上一事，反对孙中山联合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事实，进行了无情的批驳。针对国民党右派企图将北京政变之功据为己有的卑劣做法，他以辛辣的笔触嘲弄道：“曹吴倒了，段张上台，这就是你们的成绩，你们尚论是‘革命’，可怜！”鄙视之情，溢于言表。

这篇杂感在1924年12月7日中共北京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第4版上发表后，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好评，对于巩固国共合作、推动国民会议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当高君宇为推动国民会议运动而努力奋斗的时候，一直徘徊于他身边的病魔终于向他袭来了。本来，长时期的四处奔波，偕随孙中山北上的一路劳顿，已使他疲惫不堪，体力几近枯竭；自从回到北京后，他的工作更加紧张，简直可以说是日无暇晷，废寝忘食。如此劳苦过甚，他的身体愈来愈羸弱了，面容愈来愈憔悴了，而咳嗽也愈来愈剧烈而频繁了。终于在这一日，他在一阵剧咳之后突然感到恶心，接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血！”人们一看都为之惊愕了，纷纷劝他回寝室休息。

“不要紧的，”高君宇脸色惨白，嘴角带着殷红的血迹，但他镇静地说，“这是老毛病了，过一两天就会好的。”

然而，高君宇对自己的病情估计错了，这次复发的咯血症颇为严重，他竟一连数日咯血不止。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不听从同志们的劝告，住进了德国医院。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安排，其胞弟高全德到医院里陪侍高君宇。高全德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我搬进病房时，君宇正昏迷未醒，医院为降温防炎，让他仰卧病床，额头和胸部皆压冰囊，身子丝毫不能转动。我焦虑地站在他的病床前，见他面色苍白，双眸凝闭，俨然像一匹疲惫了的战马；偶尔睁开双眼，环顾周围，见我在旁守候，微含笑意；继而又闭目沉思……见君宇如此景况，我不由得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

负责给高君宇治病的克利是一位热忱而又精于医术的德国大夫。在克利大夫的精心疗理下，高君宇的病情渐渐好转。他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后，就不停地向前来探望他的同志询问外界的革命运动情况。兰辛在介绍了一些情况后，还讲了一件事，他说：“在你的咯血症刚刚复发之际，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李大钊同志已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并召集了一次部署北方区工作的会议。按照会议通知，参会者除赵世炎、彭桂生、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外，还有你。因你患病，所以未通知你。李大钊先生让转告你，要你安心养病，待病痊愈后再考虑工作。”

听了兰辛的一席话，高君宇心里更加焦急不安起来：唉，该死的病！偏偏在这个时候缠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