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高君宇传》的经过

我们收集、整理革命先驱、山西最早的共产党员高君宇烈士的资料，是从1978年夏开始的。两年来，在县委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对高君宇烈士的史料作了一些收集，整理，拜访了不少革命前辈和专家学者以及烈士的亲属等，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两万余字的传略，编写了烈士的年谱；汇集了烈士的文章；还给一些报刊撰写和寄出一些有关烈士的文章。目前，我和裴忠利同志分别编写《高君宇传》和编辑《高君宇文集》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中。

事情的起缘和经过

对于搞革命史料工作，我们是十足的“门外汉”。既然这样，又为什么搞起这项工作来了呢？事情的起缘是这样的：1978年忻县地区搞全区专业文艺团体创作剧目汇演，我县县委宣传部便把创作剧本的任务交给我。创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很快，我就选定了写高君宇烈士这一题材。这是因为；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于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全国人民早已恨之入骨。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自然希望能够看到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文艺作品；二，高君宇烈士的故乡原属静乐县。我早就听人们讲过许多关于烈士的故事，看到过一些记载烈士光辉事迹的资料，那些故事和资料曾经激动过我的心。因此，我觉得，塑造高君宇的光辉形象，这是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我的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吕秉谦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我在匆匆收集了烈士的一些资料的基础上，便很快创作了剧本《高君宇》，以后，又作了一些修改，便匆匆搬上舞台，与观众见面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一剧目竟引起地委领导同志和省剧协副主席张万一同志以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其原因我是十分清楚的，这是由于剧本的题材重大，并非艺术高超。但是，也正是由于我在创作这一剧本过程中，收集到烈士的一些史料，使我产生了继续收集史料、编写烈士传记的兴趣和愿望。汇演结束后，我便向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提出这一问题。领导们认为：搞烈士的传记，这是党史工作的一部分，是教育群众、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大问题。因而，同意我着手进行。县化肥厂政工科干事徐葆齐同志因准备以高君宇烈士的事迹写一个反映革命先驱者的话剧，曾一度参与其事。在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时期以后，为了加强力量，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化局局长裴忠利同志也参加了搜集整理工作。

我们是在县委的支持和重视下，抱着“学中干，干中学”的想法而开展工作的。刚开始时，我们首先遇到的棘手问题是：如何收集？到哪里收集？向谁调查访问？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犹如坠入五里雾中，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既无经验，又无可供收集、调查的线索，困难可谓不小。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尽管如此，我们的信心还是充足的。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这—思想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在研究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外出调查、收集的方案。接着，便付诸行动。我们先后三次赴京，多次赴并和烈士的故乡，进行了收集和采访。我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的：

一、拜访革命前辈和知情老人

这是活的资料。我们的工作就是从他们的记忆中挖掘出烈士的资料。但是我们采访的革命前辈和知情者大都已年近古稀，记忆力衰退，有的因人老病多，脑子有些迟钝。因此，一两次谈话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但又不能多次打扰他们。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每一次采访、座谈。我们刚开始是不注意这一点的，结果收效不大。如我们第一次拜访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老人时，因预先没把谈话要点告知老人，结果使老人一时难以回忆。从此以后，我们便十分注意这个问题。

同时，拜访革命前辈和知情老人，还必须有耐心。他们大都身负重责，或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很忙。因此，被接见的机会是很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拜访者，必须有很大的耐心。例如，我们拜访薄一波副总理就是这样的。早在1979年春，我们就多次到他暂时居住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登门拜访过，但因薄老刚刚恢复工作，事情很多，加之在医院全面体检，未被接见。但我们并未灰心，后又通过书信联系，终于如愿以偿。

我们拜访过的革命前辈和老人除薄副总理及刘仁静外，还有许德珩、范若愚、王一知、何连芝、牛荫冠、凌云等同志和罗章龙、包惠僧，张申府等老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

二、请教专家、学者

这些同志虽未同烈士在一起活动过，但由于长期从事革命史研究，接触的资料很多，从他们那里不仅可以获得资料和线索，而且可以学到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收集、研究史料的方法。我们每次外出，总要登门请教他们。我们先后请教过的专家、学者有李侃、熊怀济、胡安、马连付、姚维斗、彭明、刘书礼等同志。他们都给予一定的帮助。例如《李大钊传》作者之一、中央党校教授朱乔森同志（朱自清之子）不仅在《李大钊传》未出版之前，就借给我们原书手稿，而且经常通过书信提供线索，还把刚刚出版的《李大钊传》寄给我们，使我们获益不浅。

三、书信联系

由于条件限制，我们不可能到烈士所有活动过的地方去收集、调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采取了书信这一方式。凡是发现新的线索后，我们总要给文章作者或当事者去信联系。两年来，我们发出的信件共有200余件。当然，有的信件发出后就如石沉大海，并无回音，但也有的不仅有回信，而且积极提供资料和线索。沈雁冰、郭绍虞、刘仁静等老人均有复信。薄副总理和罗章龙老人还来信约我们上京面谈。我们还和朱乔森、平定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和烈士的亲属等一直保持书信联系。

四、广泛查阅资料

两年来，我们除了到北京、太原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一些文物单位查阅有关史料外，还对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书刊和报纸上的有关文章作了收集、翻阅或剪贴的工作。

为了查阅新的资料，我们十分注意寻找资料的线索。线索的来源，除了革命前辈，知情老人和专家、学者以及烈士亲属提供外，还从其他烈士的资料和有关书刊中寻找，甚至一些书刊目录也能提供线索。

我们从收集、整理高君宇烈士资料的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要想搞好这项工作，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必须依靠党委的领导

收集、整理高君宇烈士资料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县委和宣传文化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县委领导同志经常询问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并作过多次指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吕秉谦同志不仅多次召集我们研究这项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审阅我们的稿件，当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时，县委还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在不久前县委审批的—个关于此项工作的方案中，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郭栋材同志任我们的顾问。我觉得如果没有县委和宣传部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是很难进行的。

二、必须对这项工作有高度的认识

搞好革命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对于教育和激励后人继承革命先辈的革命精神，在新长征道路上奋勇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们虽然一开始就有所认识，但是很浮浅的。因而，当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或只见劳动，不见成果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是我们一想到革命老前辈热情洋溢的鼓励，县委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期望，特别是想到烈士那种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打退堂鼓”的念头就立即打消了。我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我们所进行的虽然仅是一位烈士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但这是党史工作的一部分。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渐提高，我们的决心越来越大，劲头也越来越足。

三、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作风

撰写史料，“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同志为我们确定的一条根本原则。但是，我们在开始收集资料中，曾有过这种问题：查到一种资料后，就不再作细致的考证，结果产生了错误。如高君宇考入“一中”的时间，一说是1912年，一说是1913年，都有文字记载。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是前者，便以此为据。后经深入调查，细致考证，我们发现前者是错误的，便取了后者。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

四、必须及早动手抢救史料

史料的来源不外有二：一是文字记载的；一是烈士的战友和知情者。前者推迟时间倒不要紧，而后者则是一刻也迟缓不得。例如，1979年春，我们拜访过曾代表陈独秀参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老人一次，还准备以后再去拜访，没想到时隔不久包老就离开了人世。从这一事例中我们认识到，对于革命史料的收集，整理，要快！要早！要及时抢救！

我们在收集、整理高君宇烈士史料上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仅仅是个开端，今后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决心继续努力，为高君宇烈士树好碑，立好传，为后人树立好一位革命烈士的光辉榜样！

（原载《山西政协》1980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