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君宇资料捐赠仪式上的感言

峰呈画意三堆秀，

波荡诗情二水长。

在故乡静乐县首届天柱山文化旅游节隆重开幕之际，应县委、县政府的邀请，我今天很高兴回到生我、养我、令我梦魂萦绕的故乡。然而，我这次回乡不是探亲访友，也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还愿。在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我作为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的作者，在接受《山西青年报》等几家新闻媒体的采访时，我表明这样一个愿望，就是愿将我用35年时间搜集、整理、研究、撰写的数百万字的关于革命先驱高君宇的资料，无偿捐献给故乡静乐。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得知我这一小小的愿望后，态度极为热情而又积极。县委李书记通过爱莲副书记传话于我，表示十分欢迎；张文斌县长、永成副县长分别致电表示感谢。此情此景，自然使我这个身在他乡数十春秋的静乐游子深为感动。因此，在尚未来得及将资料整理妥当的情况下，当爱莲书记数次打电话，希望这一捐赠仪式能提前到今日时，我虽然颇感时间紧促，但还是欣然应允，并匆匆整理出一部分资料，先带了回来，以作还愿之礼。其实，我的这一愿望由来已久，早在数年之前就有如是之想，只不过是想选择一个好的时间点罢了。而现在正是其时。我欣喜地看到，我们静乐呈现出一派“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局面，是静乐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而值此之际进行捐赠活动，自然是我梦寐以求的天赐良机。

我所以作出捐赠的决定，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这些资料尽管来之不易，颇为珍贵，它曾为我研究高君宇、撰写先驱传记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我心血和汗水的结晶，理应让它永远保留在我身边，但我认为，如是这样，无论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有限的；唯有将它交给国家和社会，它才能藏之久远，才能极大地扩大它的存在空间，延长它的收藏生命。

二、将这些资料交给国家和社会，较之个人收藏，更能体现出它的使用价值。因为它可以供我们的子孙后代很方便、很快捷地查阅使用，从而更加深入地发掘它极其丰富的内在价值，更好地造福于全社会。

三、将这些资料捐赠给国家和社会固然很好，但我总觉得不如捐赠给静乐县委、县政府更有意义。在此之前，有些地方的有关部门曾期望我将这些资料转让给他们，但我思之再三，还是决定无偿捐赠给故乡静乐。这是因为：一是我是静乐人，有点爱乡之举，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二是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来说，高君宇是静乐人。1984年，彭真同志接受我们采访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三是在静乐，有高君宇的读书地岑山书院，有高君宇的游览处天柱山，有君宇小学、君宇中学，还有高君宇纪念馆。此外，县里还拟筹办高君宇展览。鉴于以上几个原因，将这些资料交给故乡静乐不是更有意义吗？

印度古谚说得好：“赠人玫瑰之手，经久犹有余香。”我深深感到，能为故乡捐赠这些资料，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使我有机会履行自己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来回报国家和社会，以及故乡的父老乡亲。

最后，让我借用诗坛泰斗艾青先生的两句诗来结束我的捐赠感言吧：“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将这两句诗用于此处是颇为恰当的，因为它最能抒发我此时此刻对故乡的一片深情。谢谢大家！

人生能有几回搏？而对我来说，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的创作就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拼搏。

我是高君宇同志的同乡后辈，对于这位革命先驱那闪电般耀亮的革命业绩，以及与“五四”新文学创始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女士那令人艳羡的爱情佳话，自然早有耳闻，并深为感动。多少年来，一股强烈的仰慕、崇敬的感情潮水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我曾不只一次地这样遐想：我若能用笔将这位先驱者光辉的一生写出来告诉更多的人，那该多么好啊！

机会终于来了。70年代末期，忻县地区拟搞全区专业文艺团体汇演。我奉命为静乐县剧团创作参演剧本。时值全国文艺界出现革命历史题材热，受其影响，我便选择了高君宇这一题材。这一想法得到有关领导的赞同后，我便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剧《高君宇》剧本。没想到，这一剧本被搬上舞台，并参加汇演后，竟受到人们的好评，地区领导同志和文友们还鼓励我继续搜集资料，创作一部长篇传记，这自然与我的初衷不谋而合。

于是，我开始四处奔波，在北京，在并州，在娄烦和静乐，查阅和采访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经过数年努力，我积累了数百万字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考证和研究。1980年我应山西文史研究馆馆长霍成勋先生之约，编著了18万字的《高君宇生平·年谱·文稿》。此书出版后，曾在省内外史志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不少史志研究人员纷纷来函索书，《山西政协》约我撰写了有关搜集研究高君宇资料的体会文章，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及京、沪等地的一些学术性刊物还来函约稿。这一切，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于是，我在工作之余笔耕不止，写传略，写“考证”，写“专题研究”，也写传记文学和散文。迄今为止，先后被国家级、省级出版社选用，和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文章80余篇。其中《高君宇》一文（合作）被收入全国党史权威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五四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在1983年全国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史料》上刊载后，台湾《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还发文予以介绍，并引用其中部分段落。此外，我还应邀参加了省内外关于高君宇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纪念展览等众多活动。以上这一切，无疑为《高君宇传》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由于我从事的是新闻工作，采编事务日日缠身，创作《高君宇传》的事一直无暇进行。直到去年，在高君宇100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我应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之约，才下定决心拿起了笔，开始在工作之暇，伏案创作这部著作。在创作之前，我就为这部著作的创作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在忠于历史的基础上，尽量用生动的笔触，力争写出先驱者的思想、人格、情怀、学识和爱情。因为我十分清楚，人们最喜爱读的人物传记是那些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譬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安德烈·莫洛亚的《雨果》、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卢梭的自传《忏悔录》等，莫不如此。我不愿写一部只有史料性而无文学性，或只有文学性而史料性不强的人物传记。

然而，当我提笔创作这部文学传记时才深深感到，这两者的巧妙结合实非易事。传记文学往往受真人真事的制约，无论时间、地点、思想，言行，都很少有回旋之余地。再者，传主的有些活动事迹由于时隔久远，难以查考；或者有所记载，但只有一鳞半爪，语焉不详，不要说很难写成生动感人的情节，甚至就连上下文都不易衔接，以至形成“空白带”。如果将传主一生的事迹喻作一堆碎珠的话，那么，创作传记则是用一条红线将这些碎珠串连起来，力争做到既不遗珠，也不将鱼目混杂其间。但作者在“串珠”中，确有一些遗珠虽遍觅而不得。这些，无疑给传记创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原则是首先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其次再去追求文学的生动性。因为，一部传记作品的生命在于真实。创作传记，只能是实录，只能是忠实地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既不允许有所虚构，也不能任意变动情节。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反映历史，给传主以正确的历史评价，也才能保证传记本身的质量，使作品产生较大的说服力和教育作用。当然，在创作中作者不应被动地叙述史实，而应对材料进行选择、概括和适当安排，并且尽量通过文学手段对史实作生动鲜明的描写，以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不过，这只是我为自己确定的奋斗目标，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水平有限，加之这部传记是在工作之余赶写出来的，这一目标肯定尚未达到，这是令我深感惭愧和遗憾的。

在这里，我还想说的一点是，这部传记所以能够创作出来，并得以顺利出版，绝非我一人之功，而是与各级领导、革命前辈、史志专家、传主亲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和朋友们的扶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薄一波、许德珩曾分别接见我们采访组；薄一波还亲笔给我复信，以示鼓励；许德珩不顾年事已高，还为《高君宇传》题写了书名；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就高君宇的生平事迹，曾先后三次接受我的采访。“五四”和建党初期的老人沈雁冰、罗章龙，刘仁静、包慧僧、郭绍虞、顾颉刚等，全国著名党史专家胡华、朱乔森、萧超然等，以及先驱者的亲属高全德、高丕存、侯贵萍等，或通过信件，或接受采访，为我提供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口碑资料和资料线索。在出版过程中，省、市领导予以不少关心和扶持，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郑社奎就本书的出版问题作过5次批示，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市委副书记李雁红，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征，以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世英、市党史办主任王建华等，对本书的出版予以不少指导，李雁红同志还为本书作了序言。他们所以如此热心地扶持这本书的出版，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革命先驱者怀有一腔崇敬和热爱之情，他们深深懂得革命传统教育是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上述领导同志和朋友们的扶持和帮助，我在这里只能满怀深情地说：

“谢谢你们！”

（原载《太原日报》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