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深情寄先驱

——访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作者王庆华

刘照华

儒雅和蔼的他，脸上常有谦和的微笑，让人更真切地感受着他的真诚。当一部洋洋40万言的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吐着油墨清香传递在人们手中时，王庆华的微笑中充溢着喜悦的激情。

在文化界，许许多多的人是通过他那一篇篇文采飞扬的文章认识、了解了他。他编过文艺副刊，当过文化记者，现为《太原日报》主任编辑、记者，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他锲而不舍地实现着为革命先驱高君宇写传的心愿。

王庆华是高君宇的同乡后辈。对于这位革命先驱“闪电般耀亮”的革命业绩，以及与五四新文学创始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女士那令人艳羡的爱情佳话，他从小就多有耳闻，并深为感动。多少年来，一股强烈的仰慕、崇敬的感情潮水时时撞击着他的心灵。他不止一次地萌生这样的愿望：“有朝一日，若能用笔将这位先驱者光辉的一生写出来告诉更多的人，那该多好啊！”

70年代末期，王庆华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剧《高君宇》，这一剧本被搬上舞台后，受到了好评。不少人鼓励他继续搜集资料，以创作一部传记，这自然与他的初衷不谋而合。于是，他像一只上足发条的钟表一样不停奔走，在北京、太原、娄烦、静乐查阅和搜集有关历史文献与口碑资料。经长期努力，终于积累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考证和研究。1980年，他应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约请，编撰了一部约18万字的《高君宇生平·年谱·文稿》，填补了我省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曾在史志界轰动一时。多年来，他在工作之余笔耕不止，写传略，写“考证”，写“专题研究”，写传记文学和散文，被国家级、省级出版社选用和被全国各地报刊刊用的文章竟达80余篇，其中，《高君宇》（合作）一文被收入全国党史权威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五四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在1983年全国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史料》上刊载后，台湾《传记文学》发文予以介绍。在埋头撰写这些文章的同时，王庆华还参与了省内外众多关于高君宇的纪念、研讨活动。这些，无疑为他创作《高君宇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去年，当市文联制定精品创作规划，谈到如何向高君宇100周年诞辰献礼时，王庆华下定了决心：是该将多年一“梦”圆出的时候了。

一张书桌，两个书柜，组成了王庆华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工作区”；书桌上堆放着一叠叠的手稿和书刊。在异常忙碌的采编工作之余，王庆华以废寝忘食的精神，挤出了为传记创作的时间。他每天都要熬到深夜十二点、一点；妻子和孩子早晨醒来，发现他又早已伏案疾书。难怪妻子说他为了写这部书连命都快不要了。在妻子的“强迫”下，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自己身染多种疾病。而每当妻子劝他休息养病时，他总是争辩说：“这本书一定要赶在省市纪念高君宇100周年诞辰活动之前出版，不加班不辛苦能行吗？我是高君宇的同乡后辈，研究高君宇近20年，若不能如期完成这部传记，我实在对不起这位革命先驱，也对不起一直关注此书的各级领导和三晋父老啊！”

王庆华将他的这种创作热情，倾注到了《高君宇传》的字里行间。在创作之前，他就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在忠于历史的基础上，用生动的文学笔触来写先驱者的光辉业绩及其与石评梅的爱情佳话。他认为，人们最爱读的人物传记，不是枯燥无味的史料著作，也不是那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传记文学，而是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然而，要将二者完美结合并非易事。王庆华对此深有感触地说：“传记文学往往受到真人真事的制约，如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言行等，都很少有回旋余地；有些活动事迹由于时隔久远，难以查考，或虽有记载也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很难写成生动感人的情节，甚至连上下文都不易衔接。若将人物的事迹喻作一堆碎珠的话，那么，创作传记则是用一条红线将这些碎珠串连起来，力争做到既不遗珠，也不将鱼目混杂其间。但是在‘串珠’过程中，确也有一些遗珠虽遍觅而不得。这些，无疑给创作带来很大困难。”

王庆华以孜孜不倦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的《高君宇传》首先保证了史料的真实性，令人感到了其沉甸甸的价值所在，使作品产生了较大的说服力和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他没有被动地叙述史实，而是对材料进行了选择、概括和适当的安排，通过文学手段作生动、鲜明的描写，文情并茂地反映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面对一片赞誉之辞，王庆华总是谦虚地说：“本人才疏学浅，加之传记是在工作之余赶写而成，预期的目标肯定尚未达到，这是令我深深惭愧和遗憾的……”

翻开厚厚实实的《高君宇传》，我们读到了作者那颗滚烫的心……

                    （原载《太原日报》1986年10月25日，作者系太原日报专副刊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