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韵

——王庆华和他撰写的《高君宇传》（节录）

郑学诗

70年代末，我在母校太原五中工作。教学之外，兼管校史编写。作为母校50年代的一名毕业生，过去总觉得对母校还算有所了解，但一进入史料的整理与编写，就又感到许多事物那样陌生，必须一点点、一件件从头搜集、鉴别、整理。尤其是“山西省立一中”部分，涉及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共产主义者，比如高君宇同志的一些重要史实，更要细致、准确。恰好这时，听说著名社会科学家、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同志经常来往于北京太原之间，每次来并，都是研究山西党史有关问题。经人介绍，我结识了范老。因为范老也是山西省立一中的学生，每次谈到高君宇、王瀛、贺昌等省立一中的前辈校友，他总是感佩不已。几次和我谈到：“彭真同志非常仰慕高君宇，并说‘写山西党史，应从高君宇写起’。”一次，范老和我谈道：“高君宇和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彭真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情谊很深，还有他和石评梅的忠贞爱情历来被人传颂，不妨下工夫广泛搜集资料。你可以和研究高君宇的一位年轻人王庆华交个朋友，这个年轻人很有志气，有股子韧劲。他是高君宇同志的同乡后辈，在搜集和研究史料上下了很大工夫。”就这样，我开始结识了王庆华同志。当时他很忙，正在为静乐县剧团创作大型革命历史剧《高君宇》的剧本，准备参加忻县地区的专业文艺团体汇演。但即使在这样繁忙的日子里，一听说要搜集高君宇同志的史料，便倾囊相助，书信不断，显示了山区人那种质朴、热情的品质。就这样，他为太原五中校史填补了许多我们原来不知的史料，而我和他的友谊也就一天深似一天。偶然见上一面，时间虽不长，但总为他那淳厚而带有书卷气的微笑感到一种温暖和力量。

1982年11月中旬，经过多方面的配合，由我执笔撰写的《太原五中校史》（1906—1949）征求意见稿油印成册。我设法通过在京校友转赠彭真同志一册（听说彭真同志看得很认真），又赠给庆华一册。

庆华这时也和我一样，奔走于北京、太原、娄烦、静乐之间，查阅和采访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口碑资料竟达数百万字。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他都努力作了严肃认真的考证和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陆续写成了《高君宇生平·年谱·文稿》等专著，以及论文、传记、散文等70多万字。除此而外，还不断被邀请参加省内外关于高君宇以及山西建团建党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纪念展览等活动。

他太忙了，他没有专门时间用来研究历史。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时时缠身的是繁重的采编任务，研究时间都是挤出来的。除了应时文章，单说研究高君宇的党史、文史类研究文章竟达220余篇，再加上各类诗文以及他的诗词集《心韵集》共约150万字，诗文还多次获奖。就连全国著名诗词家、山西大学著名教授罗元贞先生，都写信称道他的《洛阳三咏》诗“首首皆佳，令人喜佩”。庆华的中年确是才华横溢、精力过人、著作颇丰的收获季节。

1994年底，又见了庆华一次面。那次相见，时间很短，但他的话使我对他未来的创作充满了信心。他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对我来说，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的创作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次拼搏。”自此以后，在我看来，他“消失”了。他夜以继日地耕耘着、拼搏着，不敢再惊扰他，只是默默地祝愿他成功。

终于，在1996年的10月，他用近20年的心血和汗水，谱成了40万字的长篇乐章，讴歌了先驱者光辉的一生，为山西的革命传统教育献上了一份精品，为山西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立了一功。《高君宇传》的出版，成了省城纪念高君宇100周年诞辰各种活动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他成功了。这部传记被报刊誉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而真实地反映这位革命先驱光辉革命业绩和爱情佳话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是一部既有历史文献价值，又有文学色彩的传记佳作”。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郑社奎在书序中还写道：“这是全面研究高君宇的一部著作，也是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生动而形象的好教材。”

可有谁知道，这个成功得来之难，不单单是一个“苦”字了得！首先，他有着一个严肃的创作态度，要想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拿出传记精品，既要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又要追求文学的生动性，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事先，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写作原则：在忠于历史的基础上，努力用生动的笔触，力争写出先驱者的思想、人格、情怀、学识和爱情。

相处多年，我是了解他的功底的。他自小酷爱文学。在从事新闻工作前，长期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对高君宇的思想生平作了较长时间的专门研究，培养了他忠于历史的科学态度和认真精神；占有了经过研究、鉴别的大量的史料，这是他能够写好传记文学有利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他扎实的文学功底，特别是他的古典文学功底。此外，近年来，他努力在工作之余，挤时间进行了史传、报告文学、游记、散文、诗、词、联、赋等多种体裁的写作实践，大大丰富了他的语言表述能力。我的学兄张厚余同志称赞他：“庆华长于诗文，尤长于诗词”，他的诗善于体现出“诗人的主体意识与外界景物融为一体的意蕴和寄托”，并有一种黄土高原的雄健与阳刚之美；他的散文不仅以写景状物见长，也以叙事写人取胜。这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我们在读《高君宇传》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只不过除了雄健和阳刚之美的美感外，在写高石之恋时又有一种秀美的诗意。早在1986年发表在《太原日报》上的《祭献之辞》一文，已看到了这种细腻的心理描写。请看，“一滴珍珠般晶莹、露水般闪亮的泪珠，在梦幻似的烛光里一闪，便落在印有‘几生修得到梅花’字样的浅蓝色的梅花笺上，泪水立即渗开了，渐渐扩展到刚刚写就的‘祭献之辞’字里，于是墨迹变得有点晕了，晕了……”读了这生动、形象、感人的细节描写，谁能不为石评梅的高尚情操所感动？成书后的红叶一节描写也有同样深邃的意境。但他很谦虚地说：“我不能被动地叙述史实，而应对材料进行选择、概括和适当的安排，并且尽量通过文学手段对史实作生动鲜明的描写，以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可是，书出之后，反复阅读，又感到不少的惭愧和遗憾，两者的结合还存在很多不足呵！”

一部《高君宇传》出版了，高、石的诗文研究又将庆华带入一个新的学术研究、文艺评论或转化为其他体裁的新天地。

一天，我在街上走着，两位青年学生边走边说：“刚刚看了电影《刘胡兰》，谁给我们写《高君宇》电影？”

庆华，你说呢？我想告诉你，为了使高君宇的崇高形象深入人心，你恐怕这辈子也不会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了！

（原载《都市文学》1997年第2期，作者系中共太原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