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晋西北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娄烦地处汾河上游，群山纵横、沟壑交错，地形隐蔽、进退自如，既是阻挡日寇西进的天然屏障，也是敌后开展游击斗争、建政育人的战略要地。抗战数年间，静乐地委、晋西北三地委等重要党政军机关辗转驻扎于此，在极端艰苦的游击环境中，领导周边数县开展建党兴党、民主建政、群众动员、武装抗敌等工作，在晋绥敌后革命史上镌刻下浓墨重彩的红色印记。

1938年2月，立足晋西北敌后斗争整体布局，为强化北同蒲铁路以西各县党的统一领导，中共晋西北区委决定，将原静乐县委升格改建为中共静乐中心县委，统辖静乐、宁武、崞县（西）、忻县（西）四县党组织。同年9月，进一步将阳曲（西）县委纳入管辖范围，辖区覆盖晋北敌后大片区域。彼时，上级调崞县县委书记胡全任静乐中心县委书记，慕纯农出任组织部长，原静乐县委书记崔岩改任宣传部长，配齐核心班子，筑牢敌后党建根基。

1939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晋西北区委对地方党组织建制进行规范调整，将中共静乐中心县委正式更名为中共静乐地委，同时恢复静乐县委建制，实行地、县分设，管辖县域保持不变。人事班子同步调整：胡全调离，慕纯农接任地委书记，饶斌任地委副书记（八路军工作团），张雪轩任组织部长，秦仲方任宣传部长，薛奇任武装部长，丁耿林任秘书长，马玉蓉任妇救会主任，公安工作负责人先后为帖万寿、石宏文，整套机构权责明晰、分工有序，全面统筹辖区抗日工作。

1939年3月，日军大举侵占静乐县城，平川区域全面沦陷，敌后斗争形势骤然严峻。为规避敌军锋芒、坚持山区游击斗争，静乐地委机关主动战略转移，进驻娄烦山区，流动驻扎于席岭村、进善村、水峪村等村落，依托深山沟壑开展隐蔽办公、群众工作与对敌游击作战。

1940年1月，晋西北区党委与晋西南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静乐地委随之划归晋西区党委统一领导。晋西区第二游击区行署特设静乐办事处，驻地同样扎根娄烦地区，统筹地方行政与支前工作。同年3月，刘墉如带领一批骨干干部进驻娄烦，全面推进静乐、阳曲（西）两地根据地建设，重新勘定县区、乡村行政区划，落地民主普选制度，轰轰烈烈开展参军、献粮、献金、支军鞋的抗战四大动员，广泛凝聚民力、积蓄抗战物资，为敌后持久抗战筑牢群众根基与物资保障。

1940年9月，为实现党政机构对应统一、适配敌后分区治理，晋西区党委、晋西北行署撤销静乐地委，全新组建晋西北三地委、三专署，辖区涵盖静乐、岚县、阳曲（西）、宁武、崞县（西）、忻县（西）六县。地委、专署机关合驻娄烦地区，常态化在娄烦镇、水峪村、席岭村、进善村、细米沟等地流动办公。其中，慕纯农任三地委书记，崔一生任组织部长，1941年7月后李建平接任宣传部长，杨新任抗联主任，刘墉如出任三专署专员，整套党政班子扎根深山、坚守敌后一线。

军事层面，晋西北第三军分区由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兼任，张宗逊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委，贺炳炎任副司令员，统筹辖区武装抗日工作。旅部曾驻扎娄家庄、南峪一带，与地方党政机关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党政军民一体的抗日格局。需要厘清的是，军分区部队为野战驻防建制，与地委、专署地方党政机关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并未合署办公。

地方游击武装同步发展壮大：1940年，三地委配套组建三支队，王学法任支队长，薛奇任副支队长，统辖辖区各县独立连；1941年春夏，三支队增设独立营，薛奇兼任营长，各县独立连后续整编为县游击大队，成为保卫地方、配合主力作战的核心武装。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支队后整编为三五八旅八团，长期征战晋西北敌后战场。

1941年7月21日，晋西北行署第十四次政务会议优化行政区划布局，将原三专署北部的宁武、崞县（西）、忻县（西）、静宁等县域划出，新组建六专署。调整后，三专署辖区精简为静乐、岚县、阳曲（西）三县，治理重心进一步聚焦娄烦及周边山区。

1942年8月，晋西北区党委撤销，中共晋绥分局成立，三地委隶属关系随之调整，归晋绥分局直接领导，机关仍驻娄烦。同年12月，晋绥分局整合敌后力量，撤销临县四地委，将其辖区并入三地委，整合后的全新三地委机关西迁临县，白坚任地委书记，张雪轩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三专署同步完成人事与工作调整。

为持续巩固边缘敌后根据地、保障南部山区斗争不中断，1943年初，三地委依托娄烦设立静乐中心县委，留守坚持敌后工作，代管阳曲（西）、忻县（西）。初期由张雪轩兼任中心县委书记，后贯彻党中央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方针，由驻防娄烦的三五八旅七团政委杨秀山兼任中心县委书记，直至1943年9月。

从1939年静乐地委进驻娄烦，到1942年底三地委主力机关西迁临县，四年风雨岁月里，娄烦这片深山热土，始终是晋绥敌后重要的党政指挥中枢。革命先辈扎根群山、枕戈待旦，与当地百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建党建政、发动群众、抗击侵略、稳固后方，用忠诚与热血筑牢敌后屏障，为晋西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

附记：抗战时期娄烦与当代娄烦的历史差异研读这段红色历史，必须厘清抗战旧娄烦与今日娄烦的本质区别，二者时空、建制、地貌截然不同，是地方党史研究的关键细节。

其一，行政区划建制不同。抗战年间并无“娄烦县”建制，彼时的娄烦，只是静乐县第二区（娄烦镇区），隶属于静乐县，是县级下辖行政区。当年静乐地委、三地委驻扎的，是静乐县南部娄烦地区，并非独立县域。直至1971年，国家行政区划调整，从静乐县划出八个公社正式设立娄烦县，1972年划归太原市管辖，延续至今。

其二，地理地貌与驻地原址不同。抗战时期繁华的旧娄烦古镇，汾河穿城而过，是河谷核心重镇，也是当年党政机关主要活动核心区。1958年汾河水库动工修建，千年娄烦古镇及周边28个村落整体淹没于水库水下，两万余名群众整体搬迁。如今的娄烦县城，是搬迁后新建的城区，坐落于何家庄、童子崖一带，与抗战时期的旧娄烦古镇并非同一地域。当年地委机关流动驻扎的席岭、进善、水峪、细米沟等山村，是现存为数不多的革命旧址。

其三，社会发展面貌天差地别。民国抗战时期的娄烦，群山阻隔、道路闭塞，仅有山间羊肠小道，无公路、无集镇配套，物资极度匮乏，百姓农耕维生、饱受战乱侵扰，党政机关常年借住民房、游击办公、随时转移。如今的娄烦县，路网四通八达，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生态环境优良，作为太原水源涵养地、红色教育基地，早已摆脱昔日闭塞贫瘠的旧貌，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血脉的山水新城。

时空更迭、山河换新。昔日烽火弥漫的深山游击根据地，如今已是安宁富庶的幸福家园。那段扎根娄烦、浴血抗争的革命岁月，也成为娄烦最珍贵、最厚重的红色家底，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