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女主临朝

第一节 肇、忠擅权

北魏帝国从道武帝建国、后又经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等几代帝王的苦心经营，到了冯太后及孝文帝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孝文帝死后，北魏帝国的统治大权移交给宣武帝元恪。此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魏帝国的统治者——极少数鲜卑贵族迅速走向了腐化堕落，卖官鬻爵，贿赂行为，奢华无比，而宣武帝元恪“宽以摄下”不仅对贪污腐化之风近乎放任不管，他本人也是一位“好游聘苑囿”、“嬉戏无度”、不理朝政的昏庸之君。史书上说宣武帝“弱冠即位，不能亲决万几，委任小人，浊乱国政，魏氏基业，衰于此矣”（《河南通志》卷五十三）。

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夏四月，孝文帝驾崩。临终前，他向自己的弟弟、司徒元勰交代说：“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于汝。霍子孟、诸葛孔明以异姓犹受顾托，况汝亲贤，可不勉之”！同时，他还告诉元勰：“后宫（指小冯氏）久乖阴德，吾死后可赐自尽，葬以后礼”。紧接着，他任命北海王元详为司空，王肃为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太尉咸阳王元禧、仆射任城王元澄六人共同辅政。然后就驾崩了。历史记载，孝文帝不仅是一名具有杰出成就的好帝王，而且也是一名孝悌友爱的好兄长，他弟兄7个，相处“始终无间”，他曾经从容对他的弟弟、咸阳王禧等说过：“我后子孙邂逅不肖。汝等观望，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之，勿为他人有也”（《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八）。孝文帝去世以后，他年仅十四岁的儿子元恪——宣武帝即位。如他所料，这个宣武帝年龄尚小，二来就是一个喜欢声色犬马的货色，对打理朝政并不感兴趣，北魏帝国的权力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幸臣们的手中。史载：“和帝中兴元年，魏主时年十六，不能亲决，庶务委之左右。于是幸臣茹皓、赵郡王仲兴、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冦猛、赵郡赵修、南阳（今河南沈丘县北）赵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寖衰”（《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其中赵修尤亲幸，旬月间累迁至光禄卿，每迁官，帝亲自至其宅设宴，王公百官皆从（宋沈枢撰《通鉴总类》卷六）。梁武帝天监三年，“魏冠军将军茹皓以巧思有宠于帝，常在左右傅可门下奏事，弄权纳贿，朝野惮之”。魏宗室、宣武帝的叔叔、孝文帝临终托命的北海王元详也与这些幸臣混迹在一起，共同作恶。茹皓娶的是尚书令高肇的从妹，茹皓的妻姐是元详的从父安定王元燮的妃子，元详与其乱伦（详烝于夑妃），因此，他与茹皓的关系越发越近。直阁将军刘胄，是元详所引荐上去的，还有殿中将军常季贤等，皆得幸于帝，与茹皓里外勾结卖权势。

这些幸臣中权势最大、为害最烈的要数高肇和于忠。

高肇的妹妹是孝文帝的皇后，他便是孝文帝的大兄弟和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的舅舅。后来他的侄女又做了宣武帝的皇后，所以，他又是宣武帝岳叔。不仅如此，高肇还娶了宣武帝的姑姑、高平公主更是亲上加亲。如上所述，高肇的从妹一个嫁给了冠军将军茹皓，一个是元详的从父安定王元夑的妃子，元详还与其乱伦。在北魏帝国高氏家族的势力可见一斑。

高肇（？——515）自称自己是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字首文，但他的五世祖高顾，在晋永嘉之乱期间就早已经移居高丽，所以，确切地讲，他应当是高丽人。由于他出生在一个边远地区的普通家庭里，在十分看中门第的南北朝时期，一些社会名流并瞧不起他，即“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北史》卷八十《列传第六十八  外戚》）。到了高肇的父亲高飏（字法脩）时，他家开始投靠了孝文帝，孝文帝还纳高飏之女高氏以后，生下了宣武帝。宣武帝即位后，又把高肇的哥哥高偃的女儿也纳进宫，封为贵嫔，高家的社会地位急剧上升，弟兄们都受到了重用。高肇被封为平原郡（今山东聊城市东北）公，迁尚书令，高肇之弟高澄被封为城郡公，侄儿为渤海郡（今河北南皮县北）公，满门显贵。史载，“齐东昏候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配飨高祖，增修旧冢，号‘终宁陵’，追赐后父飏爵渤海公，谥曰‘敬’，以其嫡孙猛袭爵，封后兄肇为平原公，肇弟显为澄城（今陕西澄城县）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识诸舅，始赐衣帻引见，皆惶惧失措，数日之间，富贵赫奕”（《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史载，刚步入上流社会的高肇“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北史》卷八十《列传第六十八  外戚》）。

本来，自孝文帝以来，北魏政府所推行的重用汉族士族的政策就已经使鲜卑贵族、特别是元氏宗室集团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忧虑。到了宣武帝时期，他们的这种不满情绪更进一步滋长，如前所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倍地贪夺、聚敛、挥霍、纵欲，其背后所隐藏的正是这种不满和忧虑的情绪。而外戚的专权更加重了他们的不满，于是，宗室集团与外戚势力的斗争日趋激烈。先有被孝文帝临终托孤受命辅政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均以“谋反”的罪名被诛，后有京兆王愉以“高肇弑逆”为由，在冀州起兵造反被杀，高肇还不罢休，他还乘机在宣武帝面前诬陷元勰与元愉同谋，致使宣武帝将元勰也杀掉。至此，受命辅佐宣武帝的四王全部被杀。咸阳王元禧被杀之后，财务、珍宝、奴婢、田宅，大部分入了高氏的私囊。

元勰死得真是冤枉，他本来是一位死心塌地辅佐年幼帝王的顾命大臣。据史书记载，孝文帝在外出征战途中去世（殂于谷塘原）以后，“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谋，以陈显达（南朝陈国将领）去尚未元，秘不发丧，徙御卧舆，勰出入神色无异，遣使奉诏征太子；以凶问告留守于先烈，烈处分行台，举止无变。太子至鲁阳，意梓宫，乃发丧即位。以遗诏赐冯后死。东宫官属多疑勰有异志，密防之，而勰推诚尽礼，卒五间隙。咸阳王禧至谓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劳，亦实危险’。勰曰：‘兄年长识高，故知有夷险，彦和（元勰字，以字自称，表示谦卑）握蛇骑虎，不觉艰难’。禧等闻冯后死，相谓曰：‘设无遗诏，亦当去之。岂可令实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耶’”（《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八）？但却被他的侄儿宣武帝听信高肇的谗言而杀掉了。

元勰，字彦和，司州河南洛阳阳光睦里人也。显祖献文皇帝之第六子，高祖孝文皇帝之弟。仕历侍中以下至太师。十七除官。永平元年岁在戊子，春秋卅六，九月十九日己亥薨，追赠使持节侍中、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司徒公，谥曰‘武宣王’。其年十一月六日窆于长陵北山（《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元勰墓志》）。

对元勰被杀一事，墓志中只字未提。在宣武帝罢黜“六辅”官职、杀掉咸阳王禧之后，他把朝政全部委托给了高肇。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魏主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沙）门之法，不亲政事。六年，高贵族有宠而妒，高肇势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归咎高氏，宫禁事秘，莫能详也”（《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高肇掌权以后，在朝廷内外广结朋党，千方百计打击宗室诸王势力，不久便身名显赫。朝中官吏“附之者旬月起升，背之者陷以大罪”。北海王元详、顺后于氏、皇子元昌、京兆王元愉、彭城王元勰之死，都与高肇的构陷有关。清河王元怿、高阳王元雍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的排异。特别是在魏正始元年（公元508年）秋七月甲午，高偃之女被立为皇后之后，宣武帝对高肇更加宠信。“肇多变更先朝旧制，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群臣宗室皆卑下之。惟度支尚书元匡敢与肇抗衡，先自造棺，置听事，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以切谏，肇闻而恶之。会匡与太常刘芳议权量事，肇主芳议，匡遂与肇喧竞，表肇指鹿为马，御史中尉王显奏弹匡诬毁宰相，有司处匡死刑，诏恕死，降为光绿大夫”（《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高肇构陷彭城王元勰的情节更加惊险，手段更加卑劣，其起因则是因为元勰曾经阻止宣武帝高肇的侄女高氏为后。史载“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谏，魏主不听。高肇由是怨之，数馋勰于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荐其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肋僧固与之不同，肇因诬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希肇提擢，构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晖以闻，晖不从，又令左卫元珍言之。帝以问晖，晖明勰不然；又以问肇，肇引魏偃、高祖珍为证，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产，固辞不赴，中使相继召之，不得已与妃诀而登车入东掖门。度小桥，牛不肯进，击之良久。更有使者责勰来迟，乃去牛，人挽而进，宴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赍毒酒而至，勰曰：‘吾无罪，愿一见至尊，死无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复见’？勰曰：‘至尊圣明，不应无事杀我，乞与告知者一对曲直’。武士以刀镮筑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见杀’！武士又筑之，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向晨，以褥裹尸，载归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号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安得良死’？魏主举哀于东堂，赠官，葬礼皆优厚加等。在朝贵贱莫不丧气，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杀贤王’。由是，中外恶之益甚”。（《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景明、报德寺僧鸣钟欲饭，忽闻勰薨，二寺一千余人皆蹉通，为之不食，但饮水而斋”（《北史》卷十九）。延昌初年，高肇更被举为司徒、征蜀将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在宣武帝后期，整个北魏王朝外廷（中央政府）完全由高肇控制，内廷（后宫）由高皇后控制。高皇后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自己生过一个皇子，但不幸夭折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宣武帝无子，她却容不得与其他妃子接近。史载，“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宣武纳为贵嫔，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宣武帝后悍忌，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唯明帝而已”（《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  后妃上》）。宫内只要哪一位妃子有孕，高后总要千方百计地将其赶走或害死。梁武帝天监七年（魏正始五年，公元508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师王显失于治疗，时人皆以为承高肇之意也”。最后，宣武帝只有一名皇子元诩，为胡贵嫔（即后来的胡太后）所生，还是在宣武帝的特殊保护下才得以幸存下来的。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去世，孝明帝元诩即位。元诩的即位也充满了悬念甚至变数。宣武帝去世的当天，元诩的太傅崔光、与将军于忠、中庶子侯刚，马上迎太子于东宫，将要举行即位仪式，但遭到了高肇家族势力的竭力反对。詹事王显与高后同党，要求次日再举行即位仪式，企图拖延即位时间；崔光反驳“天位不可暂旷，何得至明”？他又要求奏请中宫，崔光又厉声斥责：“帝崩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需中宫令也”？“于是请太子止哭，立于东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余声止，光摄太尉，奉策进玺绶，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极殿，即皇帝位。光等与夜直群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称万岁”。登基仪式即日完成（《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三十）。而孝明帝登基以后，高肇正拥兵在外，攻打南朝梁国的益州，魏王朝上下大为不安。“领军将军于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未能亲政，宜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皇后请即敕授。王显素有宠于世宗，恃势使威，为世所疾，恐不为澄等所容，与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矫皇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以显与渤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闻之，讬以侍疗无效，执显于禁中，下诏削爵。任显临执呼冤。直阁以刀镮撞其掖下，送右卫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诏如门下所奏，百官总已听于二王，中外悦服。二月庚辰，尊皇后为皇太后。魏王称名，为书告哀于高肇，且召之还。肇承变忧惧，朝夕哭泣，至于羸悴，归至瀍涧，家人迎之，不与相见，辛巳，至阙下，衰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高阳王雍与于忠密谋伏直寝邢豹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毕引入西庑，清河者皆窃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称肇自尽。自余亲党，悉无所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逮昏，于厕门出尸归其家”（《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同时，任命高阳王元雍为太傅、太尉、司空，任命清河王元怿为司徒、骠骑大将军，尊胡贵嫔为皇太妃，高后出俗为尼，居瑶光寺。北魏政局初稳。

高肇被除以后，“魏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门下”即“门下省”，它是横在皇帝与外廷之间的一道坎儿，既是连接皇帝与外廷文武官员、地方要员的枢纽，也是皇帝发布诏令、处理日常事务的必经之路，位置显赫，权势极大。如果再加上总揽宿卫，不仅可以操纵朝廷，甚至可以控制皇帝。北魏帝国在此之后不久所发生的“元义幽后”就属于这种情况。于忠作为门下省的首席官员，其权势之大以及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可想而知。

于忠（462-518），字思贤，本字千年，代北人，弱冠（二十岁）拜侍御中散。其曾祖父于栗磾，经太祖、太宗、世祖三世，历任冠军将军、镇南将军等职。于栗磾有两个孙子于烈、于祚，也都是北魏的显官，其中于烈、即前面说到的在孝文帝出征期间留守京都的于烈，就是于忠的父亲。据史书记载，在文明冯太后临朝听政期间，由于她实行严刑峻法，左右侍臣大多因微小的错误而获罪，而于忠因其“朴直少言，终无过误”，在孝文帝太和年间便被授予了武骑侍郎，并被赐名为“登”，不久又转任太子翊军校尉。世宗宣武帝即位以后，于忠迁长水校尉，寻除左右郎将领直寝。元禧谋乱时，皇帝正巡幸在外，由于“变起仓卒，未知所之”。后来世宗安全还宫，于忠父子立了大功。宣武帝抚摸着于忠的肩背说：“卿差强人意，赐帛五百匹”。又说：“先帝赐卿名‘登’诚为美称。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贞固之诚，亦所以名实相副也”。之后，于忠更是得到了器重，迁征虏将军，其余职务保留不动。后来，因为平息元禧之乱有功，又封魏郡（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开国公，食邑九百戸，寻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正始二年（505年）秋，胡太后派遣于忠“以本官使持节兼侍中，为西道大使，刺史、镇将赃罪显暴者，以状申闻，守令已（以）下便即行决”。于忠弹劾并州刺史高聪，给其定了二百余条罪状，“论以大辟”，返回后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由于正赶上他的继母去世服丧而没有赴任。待其服丧完毕，授安北将军、相助刺史，又为卫尉卿、河南邑中正。

于忠受宠，引来了高肇的忌惮，高肇便想方设法要把他调出朝廷，“乃言于世宗，称中山要镇，作捍须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于是出授安北将军、定州刺史”。但时隔不久，世宗便对这一任命后悔了，又重新授予于忠卫尉卿，领左卫将军、恒州大中正，并秘密派遣中使对于忠说：“自比股肱褫落，心膂无寄也”。延昌初年，于忠又被“除都官尚书，加平南将军，领左卫，中正如故，又加散骑常侍”。一次，于忠侍宴，世宗赐之剑仗，举酒属（嘱）忠曰：“卿世秉贞节，故恒以禁卫相委。昔以卿行忠，赐名曰‘忠’，今以卿才堪御侮，以所御剑杖相赐，循名取义，意在不轻，其出入周旋，恒以自放也”。忠顿首陈谢，迁侍中领军将军。于忠对世宗说：“臣无学识，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说：“当今学识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劳于下，我当无忧于上”（《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附于忠传》）。可见，世宗对其是何等的信任。

于忠的专恣，有许多具体的事例。史载，太和年间，“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既擅权，欲以惠泽自固，乃悉归所减之禄，职人进位一级。旧制天下之民绢布一匹之外，各输绵麻八两，忠悉以与之”。于忠还对高阳王雍说，世宗在世时就曾经向他许诺过要进一步提升他的职位，高阳王雍因为“惮忠威权。便顺其意，加忠车骑大将军”。这还不算，于忠还自称在“新故之际，有安社稷之功”，要求朝廷增加对他的封赏，“于是太尉雍、清河王怿、广平王怀，难违其意，议封忠常山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百寮咸以为然。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

当时，北魏中央政府里有一个叫裴植的汉族官员，曾被宣武帝任命为平东将军、扬州大中正，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后来，又任命他做了尚书，他才志得意满，常对人说，“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作为汉族士族人士，他打心眼里瞧不起北魏王朝中那些以武为生的鲜卑贵族人士，认为“华夷异类”（《魏书》卷七十一《裴植传》）。其实，他之所以能够在北魏王朝里谋得一席之位，主要是因为自孝文帝以来，北魏王朝内部所推行的汉化政策，但他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那就是北魏王朝的真正统治者还是鲜卑贵族。他的这些言论，使鲜卑出生的于忠大为不满。裴植的手下有两名党羽分别加郭祚和韦俊，也都是汉族士族人士，在北魏王朝里做的官也不小。他们对于忠的专横很是看不惯，延昌四年（515年）六月，就在私下里鼓动北魏王室成员高阳王雍（当时魏王朝的实际掌权者）拔于忠排挤出中央政府，让他到州郡去任职。于忠听了以后大为震怒，当即就让他的手下诬陷裴植有罪，并在当年八月，裴植、郭祚、韦俊皆被赐死。于是，“朝野愤怨，莫不切齿，王公一下，畏之累迹。又欲杀高阳王雍，侍中崔光固执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还第”。

胡太后被尊为太后以后，便任命于忠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侍中、领军继续予以保留。因此，他在朝中的势力之大，连魏宗室王公们也奈何不得。据《资治通鉴》记载，自从裴植、郭祚等被于忠害死以后，北魏朝廷“诏令生杀，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胁息”（卷一百四十八）。这句话的意思是，王公们见了于忠都是立正姿势，屏住呼吸，俯首帖耳，其他大臣就可想而知了。对此，《通鉴纪事本末》的记载更为完整和详细：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许其优转太傅，雍等皆不敢违，加忠车骑大将军。忠又自谓新故之际有定社稷之功，讽百僚令加已赏，雍等议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复封崔光为博平县（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公。……高阳王雍上表自劾称“臣初入柏堂，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专权，生杀自恣，而臣不能违；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执拒；臣欲出忠与外，在心未行，返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请返私门，伏听司败”。太后以忠有保护之功，不问其罪（《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

后来，迫于朝野舆论压力，胡太后不得不解除了于忠尚书令的职务，让他出任冀州刺史。于忠降官，“魏中尉元匡奏弹于忠，幸国大灾，专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辅黜辱，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决”。但胡太后以“忠已蒙特原，无宜追罪”，拒绝裁制于忠。弹劾了于忠之后，元匡又接着弹劾侍中侯刚“掠杀羽林”。侯刚本是一名御厨，因为他烹调的手艺好，所以被任命为尚食典御，其职责就是“掌调和御食，温凉寒热，以时供进，则尝之”。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干了三十年，“以有德于太后，颇专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拟判处侯刚大辟（死刑中较残酷的一种），胡太后却认为侯刚是“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于律不坐”。但迫于情势，胡太后不得不“削刚户三百，解刚户三百，解尚食典御”。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岂宜以一谬弃其余勋’？复封忠为灵寿县公，亦封崔光为平恩县（今河北曲周县东南）候”。北魏神龟元年（518年）三月，于忠病死（《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