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女主临朝

第二节 胡灵太后

《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司徒国珍女也。母皇甫氏，产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今河南鲁山县东）有赵胡者，善于卜相，国珍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

胡氏之所以能够被选入宫，主要是借助她姑姑的推荐。胡氏的姑姑是个尼姑，很善于讲论佛法，在世宗（宣武帝）即位的最初几年中，她利用经常进入宫中讲法的机会，结识了许多宫中人士，并经常在这些人面前夸奖她的侄女，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希望借助这些人的嘴向皇帝宣传她侄女如何美丽聪明。她的这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费，当世宗听说以后，便将其召入内庭，封为承（一作充）华世妇。当然，胡氏的天生丽质、出类拔萃，并不仅仅是靠她那位当尼姑的姑姑吹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不然，皇帝怎么能够留下她呢？《魏书皇后列传》说：“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讬，略得佛经大义”，《通鉴纪事本末》也说她“颇好读书属文”，看来，她不仅是一位美女，还是一位难得的才女。也许真的是应了那位算卦先生“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的断言的缘故吧，胡氏一进入后宫，便表现出她那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之处。根据魏朝“子立母死”的旧制，宫内的嫔妃们都暗中祈愿自己生诸王、公主，而不愿生太子，因为一旦生了太子，那就必须早早地就去死。但胡氏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她常常对嫔妃们说：“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其愿意为皇家奉献与牺牲的无私无畏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不已。当她怀孕以后，周围的人都劝她想办法将胎儿做掉，免得生下太子后自己被杀掉。由于世宗和皇后于氏仅有的儿子已夭折，宫中还无长男，胡氏所生如果是男孩的话，理所当然就会被封为太子。对此，她不仅不惧怕，反而“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果然，胡氏生下了皇子，并马上被进封为充华嫔。由于世宗的儿子们大多生下来不久就被高肇或他的侄女高皇后想方设法给弄死，皇帝又觉得自己年岁渐长，对这惟一的皇子慎加保护，他亲自选择良善之人给儿子当乳母和保姆，别选宫殿专门养育，就连高皇后和胡氏也不能去看一眼。这个宝贝儿子，便是后来的魏孝明帝元诩。

延昌元年（512年）十月乙亥，元诩被立为太子。十分幸运的是，北魏自此“始不杀其母”。次年八月，魏主幸东宫，以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病卒，元诩当日连夜就继位，是为了孝明帝。这时，高后便要根据祖宗定制，提出要杀掉胡贵嫔。如果没有刘腾、侯刚、于忠、崔光等人的勇敢和机智，胡贵嫔也许早就命赴黄泉了，北魏的历史篇章里也就不会再出现“女主临朝”这一后世史学家们所喋喋不休的话题了。

胡贵嫔既然已经逃脱了被杀的威胁，北魏帝国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也马上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同年二月，胡贵嫔被封为皇太妃。三月，高太后为尼，住进了瑶光寺，并被限制了自由。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后为皇太后，移居崇训宫。于忠领崇训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这三个人都是保护胡太后免遭高太后杀害的有功之臣。又以太后父胡国珍为光禄大夫。紧接着又将魏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广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开府仪同三司。还有胡太后的妹妹及妹夫元义等都封了要职。这些人便一起拥戴胡太后临朝听政。九月，胡太后便走上了金銮宝殿，开始了她临朝听政的政治生涯。

对于这段史实，《通鉴纪事本末》是这样记载的：

高后欲杀胡贵嫔，中给事谯郡（今安徽亳州市）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于忠，忠问计于崔光，光使置贵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由是贵妃深德四人。二月庚辰，尊皇后为皇太后。己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为尼，徙居金墉坡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得入宫。秋八月丙子，魏尊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于忠领崇训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以太后父国珍为光禄大夫。魏江阳王继之子义娶胡太后妹，以义为通直散骑侍郎。义妻为新平郡（今河南淮阳县）君，仍拜女侍中，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九月乙未，胡太后始临朝听政（《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

如同冯太后一样，胡太后的临朝听政，也是先后有过两次。

她被封为皇太后以后，开始第一次临朝听政。她“始临朝听政犹称‘令’以行事，群臣上书称‘殿下’，政事皆手笔自决”。当时，她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非常艰难复杂。在国内，民间反叛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在国际上，虽然与南朝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停止，但小规模的冲突依然不断。而在北魏政权内部汉族氏族官僚与以于忠为代表的从代北而来的勋贵武将之间的斗争也正进行得热火朝天。为了更好地掌控朝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采取均衡两派政治力量的办法，首先解除了于忠的侍中和领军崇训卫尉的职务，只给他保留了仪同三司和尚书令的职务。过了十多天，胡太后又将门下侍官都集中到崇训宫，向他们了解于忠任职期间的群众声望以及是否称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不称厥任”，于是，又将于忠外派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让司空元澄接任于忠尚书令的职务。元澄也是一位典型的阿谀奉承之徒，他马上建议胡太后的父亲安定公胡国珍“宜出入禁中，参咨大务”当然，一奏就准。对此史家评价说：“人之老也，戒之在得。任城王澄，血气衰矣”（《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胡注》）。同年十月，“魏夺常山公于忠、博平公崔光爵”。十二月，“以雍为太师，领司州牧，录尚书事。与太傅怿、太保怀、侍中胡国珍，同厘庶政”（《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三十）。

熙平二年（517年）三月，魏司徒广平王怀去世，以胡国珍为司徒。神龟元年（518年）夏四月，魏司徒胡国珍去世，追号“太上秦公”（《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三十）。

神龟元年（518年）九月，魏太后胡氏杀了故太后高氏。其理由既荒唐而又简单。史载，胡太后去看望她的母亲武邑君，正遇上天文有变化，她便想出了让故太后去当祸，一举两得。于是在当天夜里高太后便“暴崩”了，天下冤之。高太后暴崩以后，“丧还瑶光佛寺，殡皆以尼礼”（《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  后妃上》）。

神龟二年（519年）正月，魏征西将军平陆文候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皇帝要求改变官员选举办法，其核心主张就是要“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这件事马上在京城官场引发地震（前面说到的“六镇之叛”也与此直接相关，可参见第二章第二节），“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张彝父子起初还“晏然不以为意”,到了二月庚午，羽林、虎贲近千人一起涌向尚书省，先是诟骂，并要求见张仲瑀的哥哥左民郎中，他没有敢露面，这些羽林、虎贲们便“以瓦石击省门，上下慑惧，莫敢禁讨”。他没有敢露面，张家人越是不敢露面，羽林、虎贲们便从路上抢掠薪蒿，并以石头棍棒为兵器，直接冲向张家的宅院，将张彝拽到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动地，焚其第舍，始均逾垣走”。这还不解气，这些人走出去，又返回来将张仲瑀的哥哥扔到火中烧死，“仲瑀重伤走免，彝仅有余息，再宿而死，远近震骇”。对于这样重大的恶性事件，胡太后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仅“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乙亥，大赦以安之”。之后，向武官们屈服，“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便“知魏之将乱矣”（《通鉴纪事本末•元魏之乱》）。

胡太后崇尚佛法，不惜耗费巨额财富来建造佛寺和佛像。史载，“初，魏世宗作瑶光寺，未就。是岁，胡太后又作永宁寺，皆在宫侧。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黄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佛殿如太极殿，南门如端门，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胡太后的这种做法，引来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反对，如扬州刺史李崇就曾上书胡太后说，自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已经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了，但“明堂未修，太学荒废，城阙府寺，颇亦颓坏”，“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事不两兴，须有进退，宜罢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宁土木之功，减瑶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于三事农隙，修此数条，使国容严显，礼化兴行”，但胡太后只是“优令答之，而不用其言”。太后好事佛，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民多绝户为沙门”。因为“家有一子，出为沙门”，这家人便绝户了。高阳王的一位朋友李玚也曾上书说，“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岂得轻纵背礼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亲老，弃家绝养，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他的话遭到了佛教都统僧暹等的激烈反对，说李玚把佛教称作“鬼教”，是在“谤佛”，然后“泣诉于太后”，太后虽然觉得李玚的话也不错，但“难违暹等之意，罚玚金一两”（《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

太后好佛，营建诸寺，没完没了。不仅在京都洛阳大肆修建，还要求各州都建五级浮图，民力疲弊。在她的示范带动下，“诸王贵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阳，相高以壮丽”。太后还经常举办大型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所费不赀，而未尝施惠及民”。她的这种做法，导致府库渐虚，她便减削官员的俸禄和为官府服务的人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自永平以来，营明堂雍（太学内部设施）役者，多不过千人”。就这么点力量，还常常被当时官员们“借以修寺，及供它役”，导致十余年也没有修成。一个叫做源子恭的部郎为此专门上书，以为“废经国之务，资不急之费，宜彻减诸役，早图就功，使祖宗有严配之期，苍生有礼乐之富”。对这位小官的建议，胡太后虽然表面上采纳了（“诏从之”），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她的重视，“然亦不能成也”（《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

胡太后还很有文才，也喜好宴游，只要她玩得高兴，玩得开心，马上就赏赐随从。一次，她“幸西林园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罚之；又自射针孔，中之，大悦，赐左右布帛有差”。一次，“太后与肃宗幸华林园，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赋七言诗。太后诗曰：‘化光造物含气贞’，帝诗曰：‘恭已无为赖慈英’。王公已下赐帛有差”。“后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已下，从者数百人”，“幸左藏，王公、嫔主已下，从者百余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唯长乐公主手持绢二十匹而出，示不异众而无劳也，世称其廉。仪同陈留公李崇、章武王融，并以所负国多，颠仆于地。崇乃伤腰，融至损脚。时人为之语曰：‘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  皇后列传》）。此事在宋沈枢《通鉴总类》卷十一记载中，还有胡太后见李崇、元融因负绢太多而扑倒在地以后，夺去了他们的负绢，让他俩空手而出。待中崔光止拿了两匹，太后“怪其少”，崔光说：“臣两手，唯堪两匹。”众皆愧对之。

天监十八年（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九月庚寅朔，胡太后游嵩高，还宫以后，她从容对兼中书舍杨昱说：“亲姻在外，不称人心，卿又闻，慎勿讳隐”。这里所说的亲姻，指的是与皇族沾亲带故的人。杨昱如实地对胡太后说：“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相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饷领军元义”。太后得知情况以后，有一次便专门召见元义夫妻，“泣而责之（泣而责之，爱诲之意也）”。元义因此而怨恨杨昱。杨昱的叔叔杨舒娶的是元义的从祖武昌王元和的妹妹，杨舒死后，元氏多次请求到别的地方居住，杨昱的父亲、也即元氏的大伯子杨椿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元氏因此也非常怨恨杨椿。这时正巧瀛洲民刘宣民谋反，事情败露以后吓得逃亡，元义便使元氏诬告杨昱藏匿刘宣明，并且还诬告说杨昱的父亲、定州刺史椿和叔父、华州刺史杨津，都给杨昱“送甲仗三百，具谋为不逞”。元义还派遣御仗五百人，连夜包围杨昱住宅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胡太后听说这件事以后召见杨昱，杨昱一一如实对答。太后亲自解开绑缚杨昱的绳索，要处元和及元氏死刑。后来在元义的尽力营救下，元和只给免了官职，元氏竟然什么事也没有。胡太后对元义的庇护竟然如此（《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九《梁纪五  高祖武皇帝五》）。

如前所述，胡太后虽然早已经临朝听政，但她依然不是名副其实的皇帝，所以在以她的名义发布命令时，还只能称“令”，而不能称“诏”。国家的一些大型祭祀活动，也不能由她直接主持。但这些限制不久便都被她打破了。为达此目的，她千方百计替自己寻找历史依据。史载，“太后以肃宗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代行祭礼。访寻故式，门下召礼官博士议，以为不可，而太后欲以‘帷幔自鄣（障）、观三公行事’重问侍中崔光，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初祀”。“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肃宗主事，乃自为丧主，出至终宁陵，亲奠遣事，还哭于太极殿，至于讫事，皆自主焉”（《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  皇后列传》）。这些看起来只是一些表面的、形式上的东西，但在政治舞台上，它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

胡太后的第一次临朝听政的结束，其表面直接原因是因为她年轻守寡，而又风流成性，而其背后所隐藏的实质原因是北魏帝国内部残酷的权力利益之争。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是胡太后的小叔子，因为他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胡太后硬是“逼而幸之”，就是逼迫人家做了她的情夫。除了人长得漂亮以外，元怿还是一名能力水平都很不错、而且刚正不阿的好官。这样的好官，在当时的北魏王朝里还真不多见。当然，由于他和胡太后的特殊关系，他在朝廷里的地位和权势也是可想而知的。史载，“（怿）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好文学，礼敬士人，时望甚重”。由于他得罪了受到胡太后宠信的两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侍中领军将军、也是胡太后的妹夫元义和胡太后的救命恩人、宦官刘腾，他以及胡太后的厄运便由此而生。史载，“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兼总禁兵，恃宠骄恣。志欲无极，怿每裁之以法，义由是怨之。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权倾内外，吏部希腾意，奏用腾弟为郡（守），人资乖越（人非其才为乖，资非其次为越），怿抑而不奏，腾亦怨之”。有一名叫宋维的龙骧府的长史，元怿曾推荐他为通直郎（即通直散骑侍郎），但这个人“浮薄无行”，元义许诺他以富贵，叫他去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阴谋作乱，并立元怿为帝。元怿马上便被停止了职务，并控制了起来，但经过有关部门和官员的“案验”，却没有发现元怿的“反状”，又很快被释放。按照当时的律条，“维当反坐”。这时候，元义又在太后面前说：“今诛维，后有真反者，人莫敢告”，胡太后听了元义的话，只给了宋维一个调离京城、降职使用的处分（“乃黜维为昌平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守”）。至此，这个元义还不肯罢休，他担心元怿终为己害，又与刘腾密谋，指使主食中黄门胡玄度、胡定自己主动去向有关人员自首，说元怿用财物去贿赂他，让他在饭菜中下毒来来毒死魏主，如果事情顺利办成，元怿做了皇帝，他胡定便会大富大贵。孝明帝当时才十一岁，便听信了他的话。既惊心动魄、表面上又波澜不惊的历史上著名的宫廷政变剧“元义幽后”就此上演。

对于这出宫廷政变剧，史书上的记载十分尽而又生动：

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义奉帝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太后不得出。怿入，遇义于含章殿后，义厉声不听怿入，怿曰：“汝欲反邪”？义曰：“义不反，正欲缚反者耳”。命宗士及直斋执怿衣袂，将入含章东省，使人防守之。腾称诏集公卿议论怿大逆，众咸畏义，无敢异者。唯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义、腾持公卿议入，俄而得可（魏主可其奏也），夜中杀怿。于是诈为太后诏“自称有疾，还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宫宣光殿。宫门昼夜长闭，内外断绝，腾自执管钥，帝亦不得省见，裁听传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废，不免饥寒，乃叹曰：“杨虎得噬，我之谓矣”。又使中常侍贾粲侍帝书，密令防察动止。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同辅政。帝谓义为姨父，义与腾表里擅权。义为外御，腾为内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赏，政无巨细，决于二人，威震内外，百僚重迹（言惧之甚，不敢妄举足而行步，步踏陈迹也）。

胡太后被幽、元怿被杀之后，魏朝野震动。各色人等，表现迥异。北魏三朝元老元英的三个儿子，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元熙，给事黄门侍郎元略、司徒祭酒元篡，“皆为清河王怿所厚，闻怿死，起兵于邺，上表欲诛元义、刘腾”，但这次行动没有取得成功。

（元）纂亡奔邺，后十日，长史栁元章等帅城入鼓噪而入，杀其左右，执熙、纂并诸子，置于高楼。八月甲寅，元义遣尚书左丞卢同就斩熙于邺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学，有风义，名士多与之游。将死，与故知书曰：“吾与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据大州，弟则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见废，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独在前殿，君亲如此，无以自安，故帅兵民欲建大义于天下，但智力浅短，旋见囚执。上惭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流肠碎首，复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尔仪，为国为身，善勗名节”。闻者怜之。熙首至洛阳，亲故莫敢视。前骁骑将军刁整独收其尸而藏之。

卢同秉承元义旨意，“穷治熙党羽，锁济阴内史杨昱赴邺，考讯百日，乃得还任”。元义将卢同任命为黄门侍郎。元略逃亡到故人河内司马始宾在得地方，始宾与元略自己动手用芦荻绑成筏子，乘夜北渡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黄河上），去了屯留（今长治市西北故县）栗法光家，然后又转依西河（在今山西汾阳县境）太守刁双，在那里呆了一年光景。当时元义搜捕元略一直是万分火急，元略恐惧，请求刁双将其送出境。刁双说：“会有一死，所难遇者为知己死耳。愿不以为虑”。但元略一直坚持要求投奔南朝梁国，刁双于是让他的从子刁昌送元略渡江，投奔了梁国，梁武帝封元略为中山王。元义诬陷刁整送元略过江投奔梁国，将刁整及其子弟全部收押。还是御史王基等竭力为其辩雪，才幸免于害。

元怿死了以后，元怿的弟弟汝南王元悦非但没有憎恨元义的意思，反而以桑落酒来恭候元义，私下里去巴结依附元义，元义大为欢喜，冬十月乙卯，便任命元悦为侍中、太尉，元悦很爽快地上了任。未上任之前，当时元怿还未安葬，元悦假借皇帝旨意，去向元怿的儿子元亶索要元怿的服饰珍玩，打了元亶一百大棍，元亶形气羸弱，暴加威挞，殆至不济。

胡太后被幽禁以后，不仅元义恃宠变得荒淫无度，他的父亲、京兆王元继比他的儿子还要贪纵，他与他的妻子都分头收受贿赂，然后再让手下官员为贿赂之人办事，“有司莫敢违者”。致使郡县小吏、牧守令长“率皆贪污之人，由是百姓困穷，人人思乱”。武卫将军于景，是于忠的弟弟，曾经图谋要废掉元义，被元义黜为怀荒镇将，“及柔然入寇，镇民请粮，景不肯给，镇民不胜忿，遂反，执景杀之”，从而引发了“六镇之叛”（事见第二章六镇之叛）（《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九《梁纪五  高祖武皇帝五》）。

其后，太后从子都统僧敬，与备身左右张车渠等数十人预谋杀掉元义，重新推奉胡太后临朝，但事情没有成功，僧敬被发配边疆，车渠等被处死。胡氏家族成员有很多被免黜。（《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  皇后列传》）。

正光二年，魏元义、刘腾幽禁胡太后的时候，右卫将军奚康生共同参与了谋划。幽禁成功以后，元义任命奚康生为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使之领左右。奚康生的儿子奚难当，娶的是侍中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而侯刚的儿子又是元义的妹夫。元义因同奚康生通姻，互相之间都十分信任，三个人经常都住在内廷，有时出去的时候，就以奚难当为千牛备身。康生性格威猛，说话粗暴，元义也怕他三分，而从元义的面部表情上，奚康生也能清楚地感受到元义不仅怕他，也恨他。甲午，魏主朝拜胡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为力士舞，及折旋之际，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瞋目颔首，为执杀之势（就是暗示太后要乘机执杀元义），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未征得太后的同意，奚康生自然也没敢下手。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元义起身走到太后跟前说，听外边的人们传说，“太后您要加害我和刘腾”，太后说，“没有这样的话”。到了黄昏时分，太后才站起身来，拉着她的儿子孝明帝的手下堂，并说“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诸大臣送我入”。太后一边说一边与孝明帝向宣光殿的东北小旁门走去。胡太后准备带上他的儿子孝明帝回她所在的宣光殿住宿，其用意十分明确，侯刚便马上出来阻拦说：“皇帝朝拜皇太后已经完毕，他的妃子们都住在南面，何必在太后您的住处留宿呢”？而奚康生则说：“皇帝是皇太后的儿子，跟随太后不论去哪里，难道还需要向谁请示吗”？其他大臣都不敢说话。太后自己站起身，援着皇帝的胳膊便下堂而去。奚康生大呼，唱万岁。孝明帝在前面从宣光殿旁小门进入，由于左右随从竞相拥挤，小门不能及时关闭。奚康生夺过难当手中的千牛刀，直接砍向直后（应是在皇帝出行时负责值守在皇帝身后以保护皇帝安全的官员）元思辅，混乱局面才得到控制。孝明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都站在西阶下，奚康生乘酒势，将冲出去继续处置制造混乱局面的人，并将胡太后也一并接入宣光殿，但被元义抓获并锁在了门下。这时光禄勋贾粲欺哄太后说：“侍官们心怀恐惧，情绪不稳，担心再次制造混乱，陛下您应当亲自下去安慰”。太后听信了贾粲的话，刚走下大殿，贾粲立即扶孝明帝从大殿的东墙边进入显阳殿，然后回过头来将胡太后继续关在宣光殿。到了晚上，元义一直不出来，他命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余人对奚康生进行审讯，最后决定处奚康生斩刑，奚难当绞刑，上报皇帝批准。但在皇帝的诏书下达时，元义与侯刚一起在里面对诏书进行了纂改，结果“康生如奏，难当恕死从流”。当时天色已经昏闇，元义的手下官员连夜把康生驱赶到街市斩杀。尚食典御奚混，因与康生一同执刀进入殿内，亦被处以绞刑，而难当因为是侯刚的女婿得以留了下来，百余日后被流放到了安州。又过了很长时间，元义派行台卢同去到难当的流放地将他杀害。

之后，刘腾被任命为司空，朝中八←九卿，每天一早便造访腾宅，察言观色，然后才去其官署办公。有的官员们等上一天也见不到刘腾一面。不论公事还是私事能否办成的关键，全看你给他上贡的财货多少。史载，“舟车之利、山泽之饶，所在搉酤，刻剥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万计。逼夺邻舍以广其居，远近苦之”。孝昌元年（525年）春三月，“魏司空刘腾卒，宦官为腾义息（养子，或叫干儿子）重服者四十余人，衰绖送葬者以百数，朝贵送葬者塞路满野”（《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魏书》卷十三《烈传第一  皇后列传》）。

刘腾死了以后，胡太后及魏主左右的防卫稍微有了松缓，元义的警惕也逐步松懈下来，他不时地外出游玩而流连不返。他的左右亲近规劝他，他根本不采纳。这一情形马上便 被太后“察知之”。到了当年的秋天，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对群臣们说：“隔绝我母子，不听我往来儿间，复何用我为？放我出家，我当永绝人间，修道于嵩高闲居寺。先帝圣鉴，鉴于未然，本营此寺者，正为我今日”。说着就要自己把头发剃掉，“肃宗与群臣大惧，叩头泣涕，殷勤苦请，灵（胡）太后声色甚厉，意殊不回”，胡太后的这一出戏演得还真有效，她的第一个目标很快就实现，“帝乃宿于嘉福殿”，就是与胡太后住在了一起。没过了几天，孝明帝便“与太后密谋黜义”。这时的小皇帝似乎已经成熟老成了许多，史载，“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来显阳之言，皆以告义，又对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忧怖之心，日有数四，义殊不以为疑。乃劝帝从太后所欲，于是太后数御显阳殿，二宫无复禁碍”。

丞相高阳王元雍，虽然位居元义之上，但对元义“深畏惮之”。太后与帝游洛水，元雍抓住机会，“邀二宫幸其第日宴，帝与太后至雍内室，从者皆不得入，遂相与定图义之计”。元雍见了胡太后说：“臣不虑天下诸贼，唯虑元义，何者？义总握禁旅，兵其有心，圣朝将何以抗？义虽曰不反，谁见其心、而不可不惧”。元雍的这一席话，可谓是针针见血，句句属实，不论是胡太后、还是孝明帝，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他们便密定计谋，准备对元义进行下手。计谋定好以后，第一步，太后先对元义说：“元郎若忠于朝廷，无反心，何故不去领军、以余官辅政”？元义感到十分恐惧，赶紧脱下他的将军帽，请求解除他的领军职务，胡太后便以元义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

元义虽然被解除了兵权，“犹总任内外，殊不自意有废黜之理”。胡太后也犹豫未决，侍中穆绍劝太后尽快将其除掉。有一个姓潘的嫔妃，此时正有宠于魏主，宦官张景嵩便在皇帝跟前说，元义要加害潘嫔。潘嫔也向皇帝哭诉说：“义非独欲杀妾，又将不利于陛下”。皇帝听信了潘嫔和宦官张景嵩的话，以元夜出宿于宫外不归为名，解除了元义的侍中职务。第二天，元义又将入宫，门卫就不让他进来了。

孝昌二年（526年）四月辛卯，太后复临朝摄政。她摄政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追削刘腾官爵，除义名为民”。清河国（今河北省清河县东南）郎中令韩子熙上书，为清河王元怿讼冤，乞求太后诛杀元义等说：“昔赵高柄秦，令关东鼎沸；令元义专魏，使四方云扰。开逆之端，起于宋维；成祸之末，良由刘腾，宜枭首洿宫，斩骸沉族，以明其罪”。太后命发刘腾之墓，露散其骨，籍没家赀，尽杀其养子，以子熙为中书舍人。但并没有诛杀元义。元义被解除领军以后，太后因为元义的党羽势力还十分强大，一下子还不好对付，便以侯刚代替元义当了将军，“以安其意”。后不久，便让侯刚出任冀州刺史，加仪同三司。还没有考虑元义党羽众多，唯恐惊动内外，“乃出粲为济州（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刺史，寻追杀之，籍没其家”。

该杀的都杀了以后，唯独留下元义，因为他是太后的妹夫而“未忍行诛”。之前，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为秉性刚直而违背了元义的意愿，被出为齐州刺史。胡太后二次临朝听政以后，征还为侍中，经常侍坐于太后左右。一次元义的妻子、也即太后的妹妹正坐在太后侧，元顺便指着她说：“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义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愤”？太后嘿然。其他大臣中也有不少人都主张将元义杀掉，太后却一直不表态。过了几天，有人告元义及其弟元瓜谋诱六镇降户反于定州，又招鲁阳诸蛮侵扰伊（伊阙在河南新城县界，隋开皇初改新城县委伊阙县），元义弟兄欲为内应，有人还获得了元义的亲笔书信。这时候，太后还不忍心将其杀掉。最后在众大臣们的坚持下，魏主也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同意将其杀掉，“太后乃从之从之”。赐元义及其弟元瓜死于家，但还赠给了元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元义的父亲、江阳王元继废于家，病卒。前幽州刺史卢同，也因为与元义结党而被除名（《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魏书》卷十六《列传》第四《道武七王列传》）。

胡太后接受第一次临朝听政的教训，自二次临朝听政以来，大肆培植亲信，重用幸臣，致使“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惏。郑俨污乱宫掖，势倾海内；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一二年中位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以厌秽；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由于此矣”（《魏书》卷十三《烈传》第一《皇后列传》）。

起初，郑俨是司徒胡国珍手下的行参军，便私下里得幸于太后，外人根本不知道。胡太后第二次临朝摄政以后，郑俨回到朝中，太后将他留在身边，拜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领尝食典御，昼夜禁中。

中书舍人乐安徐纥，粗有文学。这是一个典型的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势力之徒，看到谁有权势他便想方设法巴结谁。他先以谄事赵修，曾因罪被流放，返回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见元怿是太后的红人，权倾一时，他又谄事清河王元怿，元怿死后，曾一度出为雁门太守。后回到洛阳，正赶上元义当权秉政，又谄事元义。胡太后二次临朝、元义倒台以后，胡太后又以徐纥曾经为元怿所厚，又将他召为中书舍人，徐纥又马上向郑俨贴近。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也为太后所信任。“时人云‘神轨亦得幸于太后’，众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梁纪六 高祖武皇帝六》）。

城阳（今河南省泌阳县西南）王元徽也得幸于太后。起初，魏广阳（今河北隆化县）王元深与城阳王徽之妃勾搭成奸。元徽为尚书令，为胡太后所信任。孝昌三年夏四月癸巳，胡太后又任命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元徽为仪同三司，元徽便借机与给事黄门侍郎徐纥一起在太后面前诋毁侍中元顺，元顺便被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元顺临行在西游园向太后告辞，徐纥在太后身边服侍，元顺指着徐纥对太后说：“此魏之宰噽（宰噽，战国时吴国太宰，好馋，吴王夫差信而任之，以至亡国），魏国不亡，此终不死”。徐纥耸了耸肩膀出去，元顺抗声叱之曰：“尔刀笔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岂应污辱门下，斁我彝伦”？！“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同年五月，太后又以丞相高阳王元雍为大司马，复以广阳王元深为大都督，讨鲜于修礼。章武王元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并受深节度。元深以他的儿子跟随城阳王元徽，元徽对太后说：“广阳王携其爱子，握兵在外，将有异志”。于是胡太后便暗中让元融和裴衍秘密监视元深并时刻堤防他。元融和裴衍拿上太后的敕书让元深看，元深感到十分地恐惧，事无大小不敢自决。太后派人问其原因，元深回答说：“元徽对我刻骨仇恨，臣疏远在外，元徽构陷我，无所不为。并且，自元徽执政以来，我的所有请求他大部分都不批准。元徽不仅仅只害我一人而已，凡是跟从我的将士有勋劳者，都受到排挤压制，和别的军队没法子相比。所以，凡是跟随我作战的人莫不悚惧，凡是说我好的，都被当成仇敌；说我坏的，都当成亲戚一样对待。由于元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于不测之诛，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临外州，臣无内顾之忧，庶可以毕命贼庭、展其忠力’”。太后不听。元徽“与中书舍人郑俨等更相阿党，外似柔谨，内实忌克，赏罚任情，魏政由是愈乱”。

六月丙子，魏转任义阳（今河南信阳市）王元略为东平（今河南范县东南旧城）王，时隔不久，又迁大将军、尚书令，为胡太后所委任，与城阳王徽平起平坐，“然徐、郑用事，略亦不敢违也”。可见徐、郑二人在朝中的势力有多大（《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一（梁纪七 高祖武皇帝七））。

武泰元年（528年）冬十一月，“魏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华夷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但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县为三等，清官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强暴自息矣”。如此肺腑良言，胡太后完全听不进去，拒绝采纳（《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一《梁纪七  高祖武皇帝七》）。

胡太后是一位非常喜欢妆饰的女性，又经常喜欢外出游幸，元顺当面进谏说：“‘《礼》妇人夫没，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彩）。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修饰过甚，何以仪刑后世’？太后惭而还宫，召顺责之曰：‘千里相征，岂欲众中见辱邪’顺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可见胡太后还是一位从谏如流的开明之人，作为一名玩弄政治权术、几起几落的政坛老手，能做到这一点也已经很不容易了（《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