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后世影响

第三节《魏书》与《北史》

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研究尔朱荣最直接、也是最早的资料就是《魏书》和《北史》。之后的一些资料大多出自这两部正史。当然也有后来新发现的一些资料，撰修这两部史书的学者当时可能没有见到或者是被忽略，如一些后世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资治通鉴》系列中所征引的一些资料，一些古代大型类书如《通典》系列、《通志》系列、《文献通考》系列、《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等所收罗的资料，但这些资料除出土资料以外,一般不太系统，且比较分散，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作为考证对比之用。因此，研究尔朱荣，我们首先应当简要了解《魏书》和《北史》。

一、魏收与《魏书》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他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去世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一生中经历了 3 个朝代，历事9个君主，是真正的三国九朝元老。他与温子升、邢子才在当时被并称为“三才”。

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祖父魏悦，在北魏时官至太守。父亲魏子建，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出任东益州（今陕西略阳县）刺史。魏收自幼读书, 十五岁习作文。二十一岁时父亲被召回洛阳，他因父功做了太学博士，讲授儒家经典。不久，因吏部尚书李神儁的推荐做了司徒杨椿（被尔朱世隆等灭族）的记室参军。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被授予北主客郎中之职，掌藩国朝聘之事。次年，节闵帝立，选拔近侍人员，皇帝亲自下诏测试魏收，让他作一篇《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稿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当时黄门郎贾思同在一旁侍立，深奇之，对节闵帝说：“虽七歩之才（指曹植七步成诗），无以过此”。于是魏收被授予散骑侍郎之职，继而改任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魏收开始跟史学有了联系，时年仅26岁。

当高欢操控了北魏政权以后，魏收因为得罪了高欢的亲信崔凌受到了排挤，后来矛盾逐渐加深，魏收称病辞职。

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年），魏收应诏赴邺（东魏国都），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作为使臣王昕的副手出使梁朝。王昕风流文辩，魏收辞藻富逸，为梁武帝君臣所重。但魏收使梁时买吴婢入馆，梁朝国宾馆的负责人还因此而获罪，“故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在以后的四、五年中，在司马子如的推荐下，魏收来到高欢父子控制的晋阳，做了一个中外府主簿的官。但“以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箠楚，久不得志”。司马子如在高欢面前称魏收是“天子中书郎，一国大才，愿大王借与颜色”，于是，魏收转为丞相府属官，然终未受到高欢的重视。魏收本来希望以文才颕脱见知，但一直未能如愿，然后才主动请修国史。求得高欢的长子高澄的同意，他重新回到邺城，武定二年（544年），升任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这年他33岁。这期间正好赶上高欢入朝，魏收奉命替他写了一篇辞让相国称号的文书，高欢阅后很满意，指着魏收对高澄说：“此人当复为崔光”。崔光是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时的名臣，孝文帝曾称赞崔光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魏书》卷十二《孝静纪》）。高欢这样看重魏收，是魏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此后，他便一路顺风，亲自参与了高欢次子高洋以齐代魏的全过程，所有“禅代诏册诸文”均出自魏收之手。当年，魏收被高洋任命为中书令兼著作郎。

北齐天保二年（551年），文宣帝高洋命魏收撰写魏史，用了三年时间，于天保五年（54年）三月，撰成《纪》12卷，《传》92卷，合110卷（含子卷）。同年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4卷，《地形》3卷，《律历》2卷，《礼乐》4卷，《食货》1卷，《刑罚》1卷，《灵征》2卷，《官氏》2卷，《释老》1卷，凡20卷），合计130卷 。

《魏书》撰成以后，在北齐统治集团内部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还有人指斥《魏书》“妄有非毁”：在群口沸腾中，《魏书》被这些人称为“秽史”。文宣帝亲自出面将魏收召到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据说前后投诉者百有余人。文宣帝亲自诘责了一些投诉者，并且还有人因此获罪致死，但对《魏书》的非议并没有停止。最后文宣帝只好让《魏书》“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请有家事者人署，不实者陈牒”。当然也有人为《魏书》辩解，甚至一些权势人物还利用权力压制言论，不允许人们说《魏书》不实。后来，孝昭帝考虑到《魏书》尚未正式行世，诏命魏收“更加研审”，魏收也颇有改正，然后诏行于世。后主天统二年（566年），仍有群臣说《魏书》不实，武成帝“复敕更审”，魏收又做了“回换”。经过这次修改，《魏书》才正式刊行于世。

当代人修当代史有百弊而无一利。《魏书》之所以被如此诘难、甚至被称为“秽史”，其主要责任并不应该全部推到魏收的身上，虽说他是《魏书》的主笔.，他也有自己的亲疏好恶，参与修史的其他人员也都有各自的私心，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代人修当代史——出现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魏收修史虽说是在北齐时期，修的是北魏史，但由于那时的朝代更替频繁，魏收本人便是“三国九朝”元老，生于北魏，死于北齐，北齐朝廷中像他一样的人肯定还有很多，这都会给修史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况且，从北魏到东魏，再到北齐，朝代的更替，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轮换，而不是由另一个阶级推翻统治阶级、或者由外族人侵所导致的改朝换代，旧朝代的大部份官员换个头衔，继续在新朝廷里为官，修史者不可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不对他们有所顾忌。与此相关，当时人们对《魏书》的一些议论也并不完全都是大公无私的。相反地，后世人们的一些观点评论反倒是近乎公允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出，魏收在修《魏书》时是有许多忌讳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拓跋氏的忌讳。《魏书》的纪事始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四月“诏归帝位于齐国”，记载北魏148年、东魏16年、共计164年的历史，并以《序纪》的形式，追叙拓跋珪先世历史至二十七代，这是史无前例的。此其一。其二、魏收修国史的时候，肯定参考过北魏的旧史，但我们知道，北魏的旧史鉴于崔浩之狱（见第一章第二节），肯定有忌讳，这些忌讳作为一代才子学者的魏收不可能不知晓，但他却是完全照搬了。如平文、穆帝、昭成、道武、太武、献文诸帝都非善终，但《魏书》却一字不载。

(二）对高欢家族的忌讳。魏收撰修《魏书》是在北齐时期由文宣帝高洋下令开始的，而高氏家族在北魏乃至东魏时期早已是显赫一时的望族，特别是北魏末期及东魏时期，高欢更是完全操控了国家权力，《魏书》既躲不开高氏家族，还必须为高氏家族讳。尽管魏收在开始修史时髙洋曾对他说过：“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指的就是崔浩之狱）”的话，但其人粗暴肆虐，同时也曾对魏收说过：“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的话，魏收怎敢得罪他呢？所以，《魏书》中关于高欢及北齐的事也多曲笔。如前面第三章第四节中提到的高欢劝尔荣称帝的事，《魏书》非但没有记载，反而说成是高欢曾阻止尔朱荣称帝。《魏书》以北齐为正统，所以只记东魏事迹，而不及西魏，也实际是受魏收为高氏家族讳的影响所致。《魏书》为高氏家族讳的事，历史上就有学者指出过，如清代大学者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卷13 “魏书多曲笔”中就曾指出，“魏收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文宣时（高洋），凡涉齐神武（高欢）在魏朝时事，多曲为回护”。赵翼还列绝了大量的例证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三）为尔朱家族的扬善。对《魏书•尔朱荣传》的评价见于《北史•魏收传》和《北齐书•魏收传》：“尔朱荣于魏为贼，收以高氏出自尔朱，且纳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论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应是韦）、彭、伊、霍，夫何足数’？时论既言收着史不平”（唐李延寿撰《北史》卷五十六《列传》第四十四）。看来《北史》的观点是，《魏书•尔朱荣传》之所以对尔朱荣有所忌讳，并不仅仅是故意为“尔朱荣”讳，也是出于为高氏家族讳的需要。

尽管如此，《魏书》仍有它的重要价值，决不可全盘否定。首先，它首创《官氏志》，先叙官制，后叙族姓，卷末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制定姓族”、“决姓族之首末”的诏书，反映了北魏政权逐渐封建化的过程。它还首创《释老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佛、道二教的繁盛情况，以及佛教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过程，是研究宗教历史的重要资料。其次，《魏书》的《食货志》、《礼志》中保留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食货志》所载太和十九年孝文帝的《均田诏书》，就是研究北魏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一手资料。第三，《魏书》的人物传一改以往史书传统，突出家传色彩，虽然让人看的有点费劲，受到后人的诟病，但它的价值也不容否定，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门阀制度的盛行情况有着很重要的价值。因此，把《魏书》不加分析地说成是一部秽史，是不公正的。

二、《北史》对《魏书•尔朱荣传》的修正

既然《魏书》在刚一成书时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魏书》刊行于世之后，对它的修正也就在所难免了。仅在隋朝隋文帝、隋炀帝就各重修过一次，隋文帝时命魏澹等撰修的《魏书》与魏收的《魏书》相反，改为以西魏为正统（因为隋文帝出自西魏），从道武帝至西魏恭帝写了十二本纪，并将道武帝、太武帝以及献文帝死的真相据实记载，没有隐晦。同时写了七十八列传，史论、史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但并未能够取代魏收的《魏书》而流传下来。唐朝人曾评论该书是“以非易非”。隋炀帝也认为此书不尽如人意，又命令杨素、潘薇、欧阳询等重修，书未成，因杨素身死而中止。唐朝时也有多人撰修《魏书》，均不能与魏收的《魏书》相提并论，而早早失传。

目前流传下来的对《魏书》有所修正、并得到后人认同的仅有唐朝李延寿的《北史》。《北史》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它是在对《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增删的基础上撰写成的，特别对魏书的删削比较多，因为唐朝来自隋，隋来自北周，北周来自西魏，所以对以东魏为正统的《魏书》就删削较多，但《魏书》的大部份内容还是保留下来了。清朝赵翼在他的《二十二史札记》中就专门有一条“《北史》《魏书〉该以魏收书为本”，他说：“李延寿修《北史》时，魏收、魏檐二书并存，史称澹书义例极严，则延寿魏史自应以檐书为本， 乃今与魏收书一一核对，惟道武、太武、献文之殂及以西魏为正统，此盖用魏澹之例，其他纪传则多本魏收书，但删繁就简耳”（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三）。

关于《魏书•尔朱荣传》，《北史》的修改删削最多，其中的原由主要就是：第一、那时对尔朱荣一致的认识就是他“于魏为贼”，第二是认为魏收在修《魏书》时“纳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増其善”。这话在《北齐书》及《北史》的《魏收传》里都有。赵翼在他的《二十二史札记》中专门有一条“尔朱荣传”，论述《魏书•尔朱荣传》与《北史•尔朱荣传》的差异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修订。他说：

《北史》魏诸臣传，多与魏收书相同，惟尔朱荣传谓荣子文畅（有的书说是文略）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收论内遂有“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等语。故《北史》此传多有改订。今按收书，大概着其功而减其恶，先叙其讨破万子乞真、番和婆崘岭、乞步落坚胡刘阿如、敕勒北列步若、勒勤斛律洛阳、费也头牧子等，详悉不遗。至葛荣作乱，则载其请讨一疏；明帝之殂，则载其请诛徐纥、郑俨一疏；立庄帝后，载帝加以柱国大将军一诏；擒葛荣后，载帝加以大丞相一诏，又进位太师一诏；平元颢后，载帝加以天柱大将军一诏；及荣死后，又载废帝追赠三诏。而于荣肆横无君、逞凶滥杀，及庄帝畏逼忧祸、潜谋杀荣之事，则不甚详，使阅者但觉功多罪少，此收之舞文也。《北史》则于讨破万子乞真等小贼，不过隐括数语，其《疏》与《诏》一切删除（此《北史》体例，非专于荣）。而河阴之杀朝臣（《魏书》谓千三百人，《北史》谓二千余人），及庄帝杀荣之事，详叙之历历如绘。自是，功罪各不相掩。然收书河阴之役，荣杀帝兄弟，并幽帝于别帐，将弑之，已使赵元则作禅文，因祷己像不成，乃还奉庄帝之处，亦终不能稍讳，则亦未大失实也。惟荣女先为明帝嫔，荣欲以为庄帝后，帝从祖莹言立之，此事荣传中竟绝无一字，则以此后为齐神武所纳，故讳之。然则，收非曲徇尔朱，乃曲徇高氏耳（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三）。

赵翼的这段话讲得都符合这两部传记的实际情况，他虽然认为魏收在《魏书•尔朱荣传》里对尔朱荣是“减其恶而増其善”，但不论是记“善”还是记“恶”，都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更不是像在记载高欢时，将高欢劝尔朱荣称帝改为高欢曾阻止尔朱荣称帝那样，完全将事实颠倒，也不是像《北史•魏收传》所记，魏收因在齐神武时修国史得阳休之的帮助，便将阳休之在北魏时做北平太守的父亲，因为“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改为“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只不过是对尔朱荣“善”的方面与“恶”的方面的详略不同而已。赵翼所一一列举的北魏几任皇帝专门就褒奖尔朱荣而发布的诏书，都是真实的，不是魏收自己编造的。现在我们再看《魏书•尔朱荣传》，即使是魏收在该传末尾所说的那句最为历代人们所诟病的“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的话，也是出自皇帝的诏书里的。《魏书•尔朱荣传》如实地记载了尔朱荣“善”的方面，就成了“移史” 了吗？《北史•尔朱荣传》对《魏书•尔朱荣传》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将魏收所记载的尔朱荣的那些“善”的内容全部删掉，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了吗？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成立的。

三、后人对魏收及其《魏书》的评价

魏收修《魏书》确实得罪了不少人，以致在“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北史》卷五十六《列传第四十四  魏收传》）。自从《北齐书》及《北史》的《魏收传》将《魏书》说成“秽史”，将魏收说成因收受贿赂而为尔朱荣等人“作佳传”、“减其恶而增其善”之后，人们对魏收及其《魏书》的评价几乎是众口一词，没有一句正面的评价，包括一些史学大家也不加置疑地接受了世俗的评价。如，唐代的刘知几在他的《史通•内篇•论赞第九》中说：“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魏收一生没有生下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刘知几近乎人身攻击式地说魏收“生绝胤嗣，死逢剖斲（指魏收冢被发一事），皆隐匿所致”。他的《史通•古今正史》篇以及刘敛、刘恕（北宋时人，与司马光共同编撰《资治通鉴》）等人所撰的《魏书目录叙》还把因《魏书》所记诸家先人、家世失实所引起的争论说成是关于《魏书》“党齐毁魏”的争论，把“诸家子孙”之称《魏书》为“秽史”，说成是“世薄其书”，“时论以为不平”而号为“秽史”，显然是无限地上纲上线。明朝的大学者胡应麟也认为，“魏收北士之小有才耳。其人之鄙屑庸猥，不可更仆道也。而齐人以一代之史付之，高氏之政事，断可识矣”。他还说，“是时，北士之堪史笔者良鲜，而邢子才最为宿学可参用也，胡独以收流古今秽史之诮耶”（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一《读二十一首•读魏书》）？明朝陆深说：“魏收性憎胜已，喜念旧恶，名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尚书令杨遵，一代贵臣，势倾朝野， 收撰其家传甚美，世号秽史”（明陆深撰《俨山外集》卷二十六《丛篇六》）。清代的大史学家章学诚在其史学名著《文史通义•史德》篇里以及上面所引清代大史学家赵翼的话，也似乎都没有对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历史成见详察，更没有提出任何质疑，而沿袭了《魏书》是“秽史”的观点。清代广州府知府蓝鼎元在他所撰《史学考》中说，“《后魏书》成于魏收，直借史以为酬恩报怨之具。自谓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其良心不存久矣。尔朱之恶可减，何传不可以为佳？秽史之称，千载不易。其后齐亡，竟遭发冢弃骸之惨，刘知几谓其阴匿所致，信夫”（清代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鹿洲初集》卷十四《史学考》）！

当然，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不论对待任何事物，总不能是一种认识，一种态度，一种声音，而应是多元的。在对待魏收及其《魏书》的评价方面也是这样。唐太宗集群臣讨论撰写前朝历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邃不复修”（《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事实上已对两家《魏书》做了肯定。唐朝的李延寿在撰修《北史》时，虽然对《魏书》多所改订，在《魏收传》里对魏收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但他还是对《魏书》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追踪班、马（“班”为《汉书》作者班固，“马”为《史记》作者司马迁），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这一评价是很高的。清朝的王鸣盛在他的《十七史商榷》中也明确地提出，“愚谓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镑独盛，乃其后改修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独存，则又不可解”（《十七史商榷•北史合魏齐周隋书一》)。清朝编撰的《四库全书》的《魏书》提要对《魏书》的评价也与王鸣盛的观点近乎一致，认为“魏、齐近世，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南为南史，春秋时齐国史官；董为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二人并以直笔著称），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着，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应该说《四库全书》的评价是最公正的，也是最权威的。所以，当代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里对《魏书》总的评价是：“《魏书》是一部有价值的皇朝史，它有一些明显的缺点，把它完全否定为‘秽史’是不对的”（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在当代史学家瞿东林先生为戴逸先生任总主编的《二十六史大辞典》撰写的《导论》中也认为《魏书》撰成以后，“诸家子孙”，“众口喧然，号为‘秽史’”。后经“研审”、“更审”，两次修订，始成定本。《魏史》蒙“秽史”恶名，即由此渲染、夸大而来（见吉林人民出版社《二十六史大辞典》15页，1993年9月第一版）。

以上是历代关于魏收及其《魏书》的一些评价，具体到对《魏书•尔朱荣传》以及李延寿《北史•尔朱荣传》的评价，除了在本章第二节已有所论及以外，笔者目前所见仅有以下两则，且认为比较客观公允：

一则是明朱明镐在他所撰《史纠》卷二中关于《北魏书•尔朱荣传》的论述：

荣传有二失论，所云韦、彭、伊、霍，不与焉。广载诏文，代尔朱扬厉，一失跋扈巨迹，弇鄙琐状悉掩不栽，二失论所云，世称受荣子文略金、代作佳传者也。愚谓在收为笃论，不足深怪。孝昌、正光之间，灵太后淫纵不制，郑俨、李神轨浊乱宫闱，狼不食子，甘心鸩儿。此时向洛无师，气噎欲死，即河阴之役，太阳酷滥， 衮衮朝贵，既恋儿朴，奚辞萧斧？窃谓元义即为猾贼，不得不以废灵太后为快；举尔朱荣即为剽虏，不得不以沉灵太后为大功。况乎擒葛荣，驱元颢、除萧宝寅、万俟丑奴，历平剧难，厥勋不细。倘其一心庄帝，不萌悖逆，毁赵元则之禅文，斥李显和之九锡，谓之韦、彭、伊、霍，夫复何过？况魏收所论，乃反语、非正辞乎？ 愚故责其二失，并为释谤。

另一则是清王鸣盛在其所着《十七史商榷》中关于“尔朱荣传魏书北史互有得失”的论述：

《魏书尔朱荣传》于其上书答诏及死后褒赠之文皆详载之，诚太繁猥,《北史》删削为净。又高欢本荣之党，劝荣称尊号者，见《周书文帝纪》、《贺拔岳传》，《魏书》反谓献武王（即高欢）谏止之，此亦饰词曲笔，《北史》削之极是。又《北史》叙荣谲朝士向河阴长堤，遣骑围而杀之，又有百余人后至，仍于堤东被围，唱云：‘能为禅文者出，当原其命’。时御史赵元则遂出作禅文，而太原温子升在围中, 耻从是命，俯伏不应。子升文士，而此一事，大节皎然，甚为文人生色，后被高澄所恶，俄死晋阳狱，大可悲，乃《魏书》于《荣传》及文苑《子升传》皆不载此一事，赖《北史》表之（此事颇多疑点，温子升被尔朱荣的骑兵团团围住击杀，何得活命？对此，古人也早有怀疑）。又荣之子文畅，《魏书》但言其于武定三年，与前东郡太守任曹等谋反伏诛，《北史》则言文畅姊为魏孝庄后，后为高欢所纳，文杨谋杀欢，事败死，皆胜于《魏书》之讳恶且曲笔书反。又以东郡太守任曹为丞相司马任胄，皆似较《魏书》为实。其余荣历官事迹，《魏书》甚周备，《北史》嫌删削太多。文畅弟文略，《魏书》但附见数句，《北史》则详述其凶悍之行，伏法于齐天保末，《魏书》成书于天保五年，故不及耳。至谓文略大遗魏收金，请为父作佳传，收论荣比韦、彭、伊、霍，盖由是也。收传亦栽之，此则大不然。魏收因为齐臣，但为齐讳饰而已，于荣之恶逆未尝不直书之，论云：‘始则希觊非望，睥睨宸极，终乃灵后少帝沉流不返，河阴之下，衣冠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终于夷戮也。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彭、韦、伊、霍夫何足数’？绎其词，岂受金而为作佳传者，亦本不以伊、霍比荣，此断不可信。《北史》文畅文略事，皆取《北齐书•外戚传》也。河阴杀千三百余人，而《北史》改作二千余人，恐亦欲甚荣罪增加之。总之，《魏书》《北史》互有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