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郭宪书

金钱无法计量的遗产

父亲于2000年1月21日与世长辞。他从1937年8月投身抗日救亡，历经近六十三年的革命生涯。期间，担任地厅级职务达四十年。但是，他几乎没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

父亲唯一的存折上，仅有5800元存款。一方面,在当年多子女家庭中，父母的收人并不宽裕，难有积蓄；另一方面，母亲从1984年因脑梗病倒，不久即瘫痪在床，直到 2014年12月去世，父母的收入基本用在请护工、保生活上。父亲去世后，母亲所在的市检察院，每年从财政争取专项资金，才得以维计。儿女们提出给父母资助，被父亲拒绝，要求子女们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子女要给父母重新装修一下房屋，换些新家具，父亲也不同意。

父亲生前用过的最值钱的物品是一台29寸的长虹彩电，一部1匹的长虹空调，一件买了多年舍不得穿的呢子大衣，以及存放大衣的柏木箱子，那是他1961年从广安调回南充工作时的随身物件。父亲卧室里的衣柜、书桌、沙发以及客厅的家具大多是几个女儿家里八十年代的用品。也许旁人难以置信，而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并不觉得父亲遗留的财物太过寒酸，而是深感这些物品中折射出的父亲生活的朴素、为官的清廉、对妻子的真情。

父亲的遗物中，有大量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不少书中有书签、有批注；有不少练习书法的稿纸，大多是励志、怡情的内容；有许多各级各类的证书、聘书、奖章和向灾区、贫困地区捐款的凭条。

在遗物中，我们特别留意父亲在文革中接受审查时的自述材料初稿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学习笔记、工作报告。从中，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作为领导干部的父亲宽阔而深邃的情怀。进而，倍加珍惜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金钱无法计量的遗产……

父亲从少年时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参加抗日游击队，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从乡村到地区的各级领导职务，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策决议，倾心尽力地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不论斗争有多残酷，不论道路有多艰险，不论风云如何变幻，父亲从未动摇过对党的忠诚和对党的事业的信念。即使在文革那场凄风苦雨中，父亲也坚信党会给自己清白，坚信党的事业会继续发展。他常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对我们讲：听党话、跟党走。这六个普通的字，已凝聚成我们的信念！

在父亲离休前，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十分勤勉敬业，总是早出晚归，很少与我们团聚，更没有时间带我们玩耍，退二线后，母亲和一些老同志劝他多休息，他总说，还有工作、还有责任呐！我们参加工作后，他关心最多的是分配干什么、干得怎么样、有没有进步；说得最多的是服从组织、 好好工作。父亲最讨厌要官买官的人，很反感办事情就请客送礼的风气。他曾在机关干部会上讲，封建社会的县官都懂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有的干部为什么握着人民给的权力还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父亲要求母亲和我们对上门送礼的人一概拒绝。一位食品公司的老职工，因为父亲出面协调，解决了他手有残疾的女儿的工作，特意买了一段华达呢布料和一瓶五粮液酒到家中表示感谢。母亲拒收，那位职工放下东西跑了。父亲回家得知情况，叫大女儿找到那位职工家中，硬是把东西退了回去。

父亲少年时期投身革命，在晋绥边区历经十个岗位，仅回过四次家。到四川工作、生活五十年，难得回老家省亲。但是，父亲身上透出的浓浓乡愁，总是让人感到深沉而清新。五十年代实行工资制后，父亲坚持每月给在山西的爷爷奶奶寄钱，从10元、20元、50元，到后来的100元、200 元，从未落下。山西老家亲戚来南充，父亲总要热情接待，临走送些糖果或土特产；家乡亲人有困难，父亲总要解囊相助。父亲对家乡的发展十分关注，经常兴趣盎然地给我们讲家乡的变化。离休后，父亲回了几次老家，每次回来一是津津乐道忻州如何发展啦、静乐有啥变化啦，二是兴高采烈地从行李中掏出莜面、麻油、土豆等家乡特产，嘴里还不断说：可好吃咧！父亲乘飞机回川，每次托运的都是这类东西，原因是他五十年里基本没有改变山西人的饮食习惯。

坚守信念，磨砺品质，不忘乡愁。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将精心守护这份金钱无法计量的遗产，并世世代代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