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段，您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肖 平

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中老段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我与老段相识、相知、相处、相伴的点点滴滴，时时伴随着我，让我难以忘怀。

我原名叫李培林，1925年出生在静乐县偏僻山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父母靠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艰难养育着全家。兄妹五人中我排行老三，又是女娃，从小到大除了帮着父母做家务，干农活外，没有上过学，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家乡一带抗日救国的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经常有一些干部来领导和发动群众支前抗日。 1941年我刚满十六岁，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等抗日思想的影响下，在我们本区的郭宪书同志（原南充地委书记，现已病故)的鼓励和带领下，我报名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抗联会）。当时把我分在七区妇 联会工作（抗联会包括农、工、青、妇各界组织）。因工作需要我改名肖平。

一次，我到杜家村开会，经同志介绍我才知道这位经常给我们开会、布置工作的领导就是我们静宁县（那时已由静乐改为静宁）抗联主任，名叫段晋炤。

日军占领太原后，就连我们那片贫脊的土地上，鬼子也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和村口修起了炮楼，以便随时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当时抗联会主要活动地点有杜家村、上村、任家村。杜家村村外的山势陡峭，站在山头上就可以看见日本鬼子的炮楼，敌人有什么动静可以及时发现，加上山里又有煤窑，便于疏散。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杜家村成了县抗联开会、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由于工作需要老段经常来做群众的思想动员工作和抗日武装工作。后经当时搞农会工作的冯山同志介绍，我们相识，并确定了婚姻关系。

老段是静乐县二区人，他家在当地还算宽裕，父母都很开明。他在段家四个儿子中为老幺。他家以金、木、水、 火、土五行为孩子取名，所以他得名叫炤。老段读过高小，在那时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他的二哥段晋炷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共党员，经常给老段他们讲外面的革命形势和新思想，并鼓励老段要走出家门，积极投身革命等。后因叛徒告密，他二哥在武汉被捕并壮烈牺牲。老段家现在还保存着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1937年老段在家乡参加革命工作，1940 年入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有强烈的革命激情，同鬼子打起仗来非常勇敢果断，临危不惧，处处能吃苦耐劳，在静乐县一带是个出了名的人物。不仅在杜家村，就是其它区的老乡很多人都认识他。只要一提到老段都说他是好样的，受到人们的敬仰和赞许，于是上级任命他为县抗联主任。

当时，抗日战争十分残酷。要发动和组织群众反击敌人的“扫荡”，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抗联会的工作紧张繁忙可想而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即使有也十分匆忙，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婚事。直到1944年秋收后，快到中秋节了，斗争形势稍稍缓和一点，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我们结婚了。婚礼刚完，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老乡突然报告说日本人来“扫荡”了，我们话都未多说几句，就匆匆分赴各自的战斗岗位……七八天后我们又才相聚。在这之前， 因我没文化，家又穷，自觉不般配，也自卑过。老段开导我说：“没文化没关系，可以学；穷不怕，共产党就是要让穷人过好日子，我们在一起可以互相帮助嘛。”他性子急，有时也批评我，但从我们结婚到他去世，对我从未发过火，说过头的话……

抗战胜利后，老段被任命为静乐县县长，我仍在三区基层工作，聚少离多。我们家乡这一带是老区，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农村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同时,为了打太原， 地方工作都围绕着这个大局开展征兵、备粮、支前工作，忙得不得了，一年到头很难团聚几次。

1946年，我们的第一个小孩出生，我背着孩子奔走于各村之间。1948年组织上调他到临汾的中央党校（分部）去学习，1949年又到山西的一个县搞土改。后来，组织上派人把我和孩子从静乐县接到临汾，这时我们才勉强有了一个家。而老段还是经常为了工作东奔西走，顾不到自己的家。一次，在收拾他的行李时，除了补丁加补丁的旧衣物、鞋袜洗得干干净净，放得整整齐齐外，再没一样值钱的东西。那个时候，除孩子每月组织上供给五十斤杂粮外，我和老段根本就没有什么薪水购置东西。即使他的胃病时常发作，想给他开个小灶，他也 坚决不同意，还叮咛我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脱离群众。

1949年后，解放军节节胜利，打过长江，在南京升起了红旗。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穷山沟里，穷人们个个眉开眼笑，扬眉吐气，大家像过年一样，敲锣打鼓，庆祝人民翻身作主人了！没几天，贺龙同志传达中央指示，山西老区要抽调干部随军南下解放四川。我和老段都符合南下的条件（老段是县长，我是县妇联委员、区妇联主任）。在临汾集中后，完全按照部队正规化的建制进行训练。大约在10月底，把大儿子留在留守处托儿所，我们夫妇就随部队南下了。到西安前，老段的胃病反复发作，只想到西安后利用整休的时间再给他治治胃病。可是胜利的捷报频传解放军已突破胡宗南几十万重兵构筑的号称秦岭天险防线，飞兵入川。四川急需干部，组织上决定加速行军，提前入川。因此，我们仅在西安小休整一下，又开始行军了。他对他的胃病只字不提，也不准我向组织反映。大约在12月底，我们来到了四川广元县。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先期到达的李林枝同志。

李林枝同志时任中共川北区党委委员，中共遂宁地委书记。他代表川北区党委、川北行署给我们布置了南下后的任务。要老段带队去射洪县（属遂宁地区）接收旧政权，任中共射洪县委书记兼射洪县人民政府县长，党政工作一把抓。

刚到射洪时，一无粮、二无钱、三无兵，赤手空拳接收国民党政权留下的烂摊子，存在着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情况不熟，治安状况不好，敌情关系又复杂，语言也不通，要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贯彻到各个方面和人民群众当中去，老段和南下的几位同志废寝忘食，拼命工作，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地下党和工人阶级，团结中上层人士、开明人士和广大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好不容易才把工作开展起来，站稳脚根，顺利进行新政权人员的培训，进行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反、土地改革等，任务相当繁重。老段为了新政权的建 设，忙得根本顾不上家，我生老二这年他都不在我身边。

1951年夏天涨大水，射洪县城被淹，不光城里进了水，农村里有不少低洼的地方也被淹了。老段没日没夜地去灾区了解情况，组织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发放救济等。洪水一过，马上动员群众进行大面积的消毒防疫，重建家园等工作，然后组织干部与群众就地取材抢修河堤，在上级的支持下，和当地的基层干部一起研究根治水患的对策。

记得射洪刚解放不久，一些反动分子，组织“大刀队” 纠集了几百人围攻县城，高喊“活捉段晋炤！……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妄图摧毁新政权。老段不顾个人安危，除及时向遂宁地区汇报外，还亲自带上县大队的解放军战士冲在第一线。为了防止敌人内外勾结，他还布置留守机关的 其他同志监视投诚的伪政权人员中的可疑分子。他和其他同 志站在县城北门的城墙上，用机关枪向疯狂的亡命之徒扫射，在压倒敌人反动气焰的同时，向大刀队喊话并作政治分化、瓦解工作。在上级的正确指挥下，彻底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县城。老段对子女和亲属的教育历来是严格的。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培养孩子们的‘娇’‘骄’二气，更不能让他们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睡大觉!”无论是在老家，还是南下到了四川，孩子们一直和机关普通干部家属一样住在平房内。记得我们刚南下来到射洪不久，晋绥南下干部留守处托儿所分别把南下干部的孩子们送到父母身边。那时我们的大儿子也有四五岁了，很淘气。平时我们工作忙，顾不上管他，他就常和机关外的一些孩子玩耍。孩子嘛，一起玩耍总是难免会闹矛盾或打架什么的。有一次，一个孩子的家长告状告到老段处，把老段气坏了。除了给人家陪礼道歉外，还多次让我去人家里看望，把儿子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事后，老段感觉到不但要抓工作，孩子的教育管理也非抓不可了。干部参加修河堤，他扛上锄头带上四五岁的儿子去挖沙子；斗地主恶霸时要孩子坐在那里旁听，甚至枪毙反革命分子也要带儿子去看“杀场”……我对老段的做法有意见，也曾跟他说不要带孩子去看那些血淋淋的死人场面，以免把孩子吓坏了。可老段严肃 地对我说：“我带他去看这些，是让他受教育，将来成为一个好人。”1954年，我的一个兄弟从山西老家来四川，要求老段为他安排一个工作。当时国家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按老 段的职务为我兄弟安排一个工作是很容易的，但老段拒绝了。他告诉我弟弟：“你是农民，应该回去好好种地，安心生产，不要给组织上找麻烦。”甚至连我母亲到四川来帮助我料理家务、照顾小孩，他都是向地委常委会请示得到同意后才把我母亲接来与我们同住的。

对己严，对人宽，这是老段的原则，他直到离开人世前都没放弃。记得一次组织上准备安排我作专署机关专职支部书记，后来却被安排到一个条件差，而且正在筹建的地区二轻局当办公室主任。我当然服从组织安排立即到二轻局报到上班。后来王克功同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对我说：“肖平同志委屈你了，按你原来的行政级别和工作经历、职务，组织部门几次将你的任职列入报批名单，都被主管干部工作的段书记在第一关就划掉了。”听到这些我心里还是有想法的，但为了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做人的原则，我还是接受了。后来他给我做工作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应该知道党管干部的原则。你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不高，胜任不了这个工作，你腾出位子让更多的有文化、有理论水平的同志去干，不是对革命更有利吗?”对自己，他也主动向组织请求辞去了他的专员职务，推荐他的助手李玉良同志任专员。他对我说：“我的能力有限，不要什么位置都占到。”

老段原则性强，对下级要求严格，特别是经常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志，生怕工作干不好会被批评，对他感到畏惧。虽然这样，他总会主动找这些挨过批评的同志谈心，作自我批评。而且在生活上对干部也十分关心，他的同志们如家里有什么困难，总让我代表他去看望，逢年过节还让孩子们给那些叔叔阿姨拜年，送年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被“解放”出“牛棚”后，听到曾跟他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同志家庭困难，即让我用刚补发的工资给这个送一百，那个送两百的。直到现在，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们都还怀念他。 他跟我说：“这不是我在收买人心，而是还同志的一些情，因为他们跟我经常出差，甚至长期住在一些条件差的边远山区或农村，吃了不少的苦，又照顾不了家。他们有困难我应该这样做，不然我心里难平呀!”说句老实话，按照他手中的权力打个招呼叫机关补助点钱也并不是不可以，但他不愿意那样做，因为他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对自己、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不愿意给组织提要求、添麻烦。

1958年9月，遂宁、绵阳专区合并。老段任地委副书记兼绵阳行政公署专员，全家跟着从遂宁搬到绵阳。家还没有安好，他又下放到中江县当县委第一书记。经常下乡与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几次病倒了没有时间回家休息治疗，看到他身体虚弱的样子我好心痛啊！国家在遭受自然灾害那几年，他一有空就带着孩子们挑水、挑粪、种地，手把手地教他们做农活和讲解农业知识。他下乡检查工作有时就把家里大一点的孩子带到农村，让他们去体验民情，受教育，回来后叫写感想和体会，他亲自批改。我们家几个儿女读书、工作，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特意安排或委托有实权的战友、老上级关照过。历来都告诉孩子们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记得 1965年大儿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要远赴北京上学，老段在百忙中抽时间和儿子谈了一次话，并送他一个日记本，上面的题字是：“我们要当好党和人民的看门狗! ”儿子至今还保存着这个珍贵的日记本，并严格遵循了父亲的教导，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能不能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不说假话、瞎话，在关健时刻才能显现出来。

“文革”初期，他作为地委副书记，完全可以退居二线，明哲保身。但他总说自己是一名老党员了，既是地委副书记，又是常委、专员，要维护集体领导，顾全大局，勇于承担责任。造反派要揪斗彭华同志，老段就掩护说彭华同志下乡去了、身体不好等等。有一段时间地、专机关瘫痪了，白天黑夜轮翻斗彭华、吴儒玢同志，他一面把彭华同志夫妇藏在我们家里，给孩子们和我母亲反复叮咛不准说出去。一面挺身而出，自己被那些造反派拉出去挂黑牌、坐土飞机、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拳脚相加，还用棍棒、钢钎之类的东西打呀！最后被打得遍体鳞伤爬回家。就是那样他都没有出卖同志，出卖灵魂。记得某局的造反派一帮人冲到我们家开批斗会，硬逼老段签字要开除本局两个同志的党籍。那时老段已被打得根本站不起来了，造反派就硬让他跪着交待问题。老段一直给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一个人入党不容易，必须层层通过，最后要开支部大会通过。现在你们让我一个人签字开除他们的党籍，是违反党章，违反组织原则的，而且我也没权力以个人名义去签字开除一个党员的党籍啊！就是签了字也不能算数的!”大概是1969年的春天吧，机关干部包括我们这些“走资派”，都到“五七”干校改造。我那时同 样也被升为“走资派”，但我的条件比老段好一些。每天除了学习、交待问题、接受批判外就是喂猪。那时，老段的身体己被摧残得很糟糕了，他双眼的视力下降很多，经常因看不清路而摔倒。他们地委机关所在地在剑阁县武连镇的山顶 上，因吃水困难，全由他们几个“走资派”从山下往山上挑。老段每天都要挑几十担水，眼晴看不见，跌跌撞撞，一步一拐艰难地往返于山上山下，也不知摔了多少跤，挨了多少训斥，身上摔伤了，衣服湿了又穿干。我有时偷偷去看他，给他带点吃的，生怕他想不开，没想到他倒坚定地对我说：“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这次是党对我们的又一次考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倒下，组织上最终会给 我们一个结论的。”还嘱咐我要管教好孩子们，不能让他们走邪路、干坏事。那些年，我们全家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精神的支持下互相理解、支持、关心才熬过来的。

经历了“文革”，老段的身体明显衰弱。首先是他的双眼，在残酷斗争的高压下，视力下降，近乎失明，多方诊治，结论为视神经萎缩；而他的老胃病也日渐严重，吐血、便血。但他并没有因此躺下，从“牛棚”解放出来后凭着对党的事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感，满腔热情地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解决广元问题、平武大地震、射洪洪灾，就是退居二线当顾问了都没闲下来。到1983年国庆，他终于支持不住才住进了医院。经医院检查会诊最后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已扩散。这个结论犹如晴天霹雳！几乎把我打垮。但我和孩子们强忍悲痛，一直对他隐瞒着病情。也不知道是他不想让我担心还是其他原因，他从不过问自己的病情，坦然地面对人生，坚强地和疾病斗争。一天，他的精神稍好一点，闲聊式地对我和守候在床边的大儿子说，如果他 的病治不好的话，希望我们不要过多的悲伤，在他去逝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能给组织上找麻烦，一切从简。在他住院期间，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大、省人民政府，中共绵阳地委和行政公署的领导和同志们，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慰问他和我与孩子们，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和我的孩子们将永世不忘。

老段走了，但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不争名利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和我的孩子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