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劈向旧世界的宝剑（三）

“五四”运动虽然显示了中国人民觉悟的提高，但是放眼望去，整个中国依然被黑暗势力所笼罩。为了挽救中国于危亡，高君宇、邓中夏等爱国青年更加紧密地围绕在李大钊周围，经常一起商讨救国大计。1919年10月，高君宇毅然参加了“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很快成为这一团体的骨干成员。

在讲演团第三次常委会上确立了以邓中夏为干事长、高君宇为文牍干事的领导机构后，讲演团开始发生了极其深刻的质的变化。

他们除了继续在城市讲演外，还组织讲演团分赴包括长辛店在内的工厂、农村讲演。当讲演受到军警的粗暴干涉时，高君宇等人毫不退缩，据理力争，并对听讲演的群众继续慷慨讲演：“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莫非是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

多么慷慨激昂的演说！高君宇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向人民群众灌溉着革命思想。图为高君宇的讲演题目《人的生活》 《什么叫自治》《私产制度与婚姻》。

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宣传群众，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高君宇、邓中夏等19名北大学生于1920年3月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抵京。高君宇协助李大钊为其举行了欢迎会、讲演会、讨论会。高君宇从魏金斯基的讲演中，进一步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更加坚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在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高君宇十分关心中国工人运动。同年5月1日，他发表了应陈独秀之约而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山西劳动状况》 （发表于《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上）和《“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发表于《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十四号）。高君宇在这两篇文章中，不仅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且响亮地提出，“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建设新的经济组织”，而以“破坏政权”为达到这一目的之手段。这表明，此时的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同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不久改为支部）成立。高君宇为北京共产党支部最早成员之一。

同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年仅24岁的高君宇被推选为首任书记，肩负起领导北京地区青年运动的重任。

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后，把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同年11月，创办了《劳动音》周刊。高君宇和邓中夏等人根据小组指示，深入到以长辛店为中心的京汉铁路沿线开展工人运动。

1921年1月1日，由北京共产党支部创办的我国第一所向工人阶级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图为该校旧址（图略）。高君宇、邓中夏等经常利用节假日，乘车到长辛店给工人们讲课，宣传革命道理。图为长辛店工人正在上课时的情景（图略）。后来，高君宇他们还帮助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这是俱乐部旧址（图略）。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前在北京成立的一个遍布数省、涉及海外留学生的学术性政治团体。1920年10月高君宇加入“学会”后，为了将这一宗旨笼统、人员复杂的团体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他和李大钊、邓中夏等北京会员同“学会”中的右翼分子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

在1921年7月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上，高君宇以锐利的言词，批驳了左舜生“先做各种事业，自然会产生共同主义”的反动论调，旗帜鲜明地指出：“无共同主义，在先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以产生共同主义之理。”图为南京年会的几个会址：梅庵、清凉山、鸡鸣寺、玄武湖（图略）。

高君宇是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他在北京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多次返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21年5月，高君宇受北京党组织指派，由京返并，在母校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召集进步青年在进行人生观和世界观座谈的基础上，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图为第一批团员中的王振翼、贺昌、李毓棠。这是建团所在地青年学会旧址（省立一中校内，图略）。

少年中国学会第一种出版物

太原团组织建立后，高君宇还指导并帮助这一青年革命团体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图为高君宇协助太原团组织在太原创办的平民小学旧址（图略）。

这是高君宇帮助改组的太原团组织的机关刊物《平民周刊》和在1922年5月印发的《五一特刊》 （图略）。

《平民周刊》被阎锡山查封后，高君宇毅然将刊物移至北京，亲自主编，并通过铁路工人将刊物秘密运回太原，用以唤醒山西民众的觉悟。

图为在高君宇的帮助下，由太原团组织创办的“晋华书社”旧址（图略）。这个以翻译出版并出售革命书刊为主的书社，因经费困难难以坚持下去时，高君宇积极为之筹款而奔波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