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此，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犹如一轮红日，在长夜漫漫的旧中国出现了！高君宇为大会所代表的57名共产党员之一。

根据北京党组织的指示，高君宇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几经讨论之后，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其该会19名发起人名单公布于众。他们还争相捐款，筹设了一个附属该会的图书馆，取名“亢幕义斋”（英语“共产主义室”的译音）。图为“亢慕义斋”印章（复印件）和盖有“亢慕义斋”印记的书籍（图略）。

为了向人民大众提供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研究会”设有翻译室，以翻译、编印马克思主义书刊。作为英文组负责人的高君宇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传播而呕心沥血地工作着、战斗着。

1922年1月，为了对抗英、美等九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在红色苏俄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作为我国代表“参与其会，多所建白”。同时，通过对苏俄的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君宇被推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图为这次大会的纪略、纲领、宣言及团中央委员名单（图略）。

同年7月初，在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上，高君宇作为北京会员的唯一代表，团结与会会员中的中间派，同顽固派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在7月2日西湖舟中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说：“自身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在未参会的北京会员李大钊等人的提案影响和高君宇的努力下，杭州年会终于表示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的政治主张。

同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高君宇出席了会议，并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图为大会旧址、宣言、出席会议者名单（图略）。

8月，高君宇赴杭州出席了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在会上，他明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会后，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和蔡和森一起，筹备出版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高君宇任编辑兼记者。

在《向导》编辑部，高君宇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结合国内外大事，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图为高君宇发表的部分文章（图略）。这些文章，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高度，纵谈古今，评述中外，文锋犀利，笔力雄健，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鲜明的革命性，严密的逻辑性，在党内外反响很大。有些文章被读者誉为“将醉生梦死的人们惊醒的警钟”。

编辑《向导》之余，高君宇还以奋不顾身的精神投入到正在风起云涌的北方工人运动之中。

当工人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镇压之际，高君宇以笔为刀枪，同中外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终于以不可阻挡的气势爆发了！

罢工一开始，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人不顾个人安危，驻守北京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汉口各站联络，以指导罢工斗争。

军阀吴佩孚挥舞屠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在白色恐怖下，高君宇满怀悲愤，奋笔撰文，抨击“替惨杀工人的军阀大保其镖”的总统命令，并热情支持上海商界罢市斗争。

为了更深刻地揭露军阀的暴行，高君宇不仅通过编辑《向导》揭露惨案真相，抨击军阀暴行，而且和罗章龙一起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并为该书作了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的后序。他在这篇序言中，以凛然之气说道：“我们决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很长远的战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开场的暂而且小的挫折罢！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正是基于这一坚如磐石般的信念，高君宇迎着腥风血雨，在文章最后高呼道：“共产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