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早期的革命家高君宇

革命统一战线的促进派

为了把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中共于1922年7月发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号召。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24年1月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拉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而高君宇在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中共“二大”上，从苏俄莫斯科参加“远东大会”归国的高君宇等代表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列宁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精神，对于制定中共“二大”路线产生了很大影响。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同年8月，作为中共中央5名执行委员之一的高君宇出席了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会议原则上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针。

根据中共中央决议，高君宇和蔡和森立即通过他们共同创办并编辑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大力宣传中共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一篇代陈独秀答读者责疑的文章中，高君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这一新课题，从理论上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必然性。同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高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得出了“呼声同，而心理不同”的论断。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了中共“二大”还没有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指出：“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地位。”这篇文章对于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的确定，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促进国共合作中，高君宇一开始就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当孙中山先生酝酿改组国党民时，高君宇和春默（张太雷）立即在《向导》上发文介绍了印度社会主义者的一个纲领，建议国民党参考这一纲领，建立一个“旗帜鲜明地为了群众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君宇、春默《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同时，高君宇针对国民党的一些错误言行进行了尖锐而恳切的批评。这些批评，对国民党的改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国民党英文沪报对唐山工人罢工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宣传保护外人的论调时，高君宇立即撰文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凡有‘国民意识’的中国人”，都应愤恨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对工人的虐待，而不应当反转来“打倒中国工人的正当要求”。并警告说：“每一个国民党人都应当明白：离开了劳动者的群众势力，中国国民革命将不可能。”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对国民党的“联军阀、倒军阀”等错误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这次大会前后，高君宇同李大钊、毛泽东等站在一起，就国共合作问题，同陈独秀、张国焘的“左”右倾错误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三大”之后，高君宇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积极从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一起，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跨党”的阴谋，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和李大钊等一起领导了北方地区的国共合作。并于同年夏天，由京返并，筹划了山西的国共合作。之后，高君宇奉命奔赴广州，协助孙中山工作。在广州，他不仅参加和领导了沙面工人大罢工，组织了工团军；而且还协助孙中山先生平定商团叛乱，在激烈的巷战中手部负伤。

就在这时，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的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先生赴京共商国是。高君宇作为秘书偕随孙中山先生北上抵京，立即带病投入了促进中共和孙中山先生号召的“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1月高君宇抱病参加了中共“四大”之后，仍不顾病体羸弱，继续努力工作。就在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开幕之际，作为这次大会代表和主席团成员的高君宇不幸患急性盲肠炎，于同年3月6日，与世长辞了。

高君宇逝世后，中共北京党组织以北京大学学生会等的名义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赵世炎主持了大会；邓颖超、贺昌、张叔平和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等参加了追悼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赵世炎、范鸿劼等同志送了挽联；《向导》 《中国青年》 《北京大学日刊》 等报刊发表了悼念文章。根据遗嘱，高君宇的遗体葬于他生前经常秘密活动的陶然亭湖畔。他的女友石评梅，在墓碑上刊了他生前自题照片上的一首言志之诗：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最后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但是，正如列宁对《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的评价那样：“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列宁《欧仁·鲍狄埃》）

这幢纪念碑，将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原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1981年第四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