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哀时之痛”的女作家

石评梅“夙喜文学”。她考入北京女高师后不久，就满怀激情地投入新文化运动，开始以白话文写诗。她的作品大多发表在《诗学半月刊》《新共和》以及《京报》 《社会日刊》等副刊上。她的作品文风清雅，辞藻华丽，且富有诗情画意。她这一时期所写的作品，今天看来尽管还略显浅薄、幼稚，然而，在“五四”后不久的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里，写诗而采用白话文，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之后，她不仅写诗，也写散文、小说，偶尔还写剧本，如1922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这是谁的罪？》。

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扩大，对社会现实认识的不断加深，石评梅的作品逐渐成熟起来。但是，由于她人生道路坎坷不平、情感世界遭遇不幸，她的作品大多涂上了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

但是，她在抒发愁苦悲伤之情的同时，仍怀着“欲唤醒沉沉数千年的同胞和恶魔奋斗”的强烈愿望，喊出了激励人心的呼声。1923年2月27日，她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微细的回声》一诗中写道：“在波涛汹涌的生命流中；燃两支爱真理爱自由的明灯——照着——前途的成功建设！”她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我想让马蹄踏遍了地球，燃起我光明的火把。”

石评梅还和黄庐隐、陆晶清等同学好友在《世界日报》上创办《蔷薇》周刊，用以登载文学作品，以繁荣我国新文学创始时期的文艺创作。之后，她们还创办了《妇女》周刊，以提倡妇女解放，促进妇女运动。石评梅从大学三年级起，到在北师大任教期间，一直苦心经营这两个周刊。她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常常至深夜而不眠。《蔷薇》 《妇女》两个周刊连续办了好几年，它们犹如两颗小星，以自己淡淡的光晕，闪烁在旧中国那黑沉沉的暗夜里。

1926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石评梅的好友、北京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等46名爱国学生惨遭杀害。石评梅悲愤异常。翌日一早，就冒着漫天风雪和危险，奔往医院去慰问那些在惨案中负伤的战友。不久，又愤然参加追悼刘和珍、杨德群烈士的大会。她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和珍！……你是在我们这些朋友中永远存在的灵魂，许多人都在仿效你生前的美德嘉行，用一种温柔坚韧耐劳吃苦的精神去做他们的事业去了。你应该欢喜吧！你的不灭的精神是存在一切人们的心上。”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对于那些“坐监狱”的仁人志士予以高度赞扬：“历史上值得同情敬慕的几乎都是这类人，而他们的足迹是庸众们践踏不着的，这光荣是在血泊坟墓上建筑着！”面对黑暗的社会，反动的势力，她愤怒地高呼：“愿燃我愤怒的心火，烧毁这黑暗丑恶的地狱之网！”这一时期，她的作品，无论诗歌、散文、小说，虽然还带有悲剧色彩，但无不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如写于“四·一二”和“济南惨案”前后的诗歌《断头台畔》、小说《匹马嘶风录》 《白云庵》等。

石评梅在用笔反抗强暴的斗争中，对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产生了投身革命的愿望。她在1928年初的日记中，毅然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有点作为，不仅是文艺家，而且是社会革命家呢。”可惜的是没等她实现这一意愿，这位“以生花妙笔，写哀时之痛”的女作家、女诗人就因患脑病而于1928年9月病故了，当时年仅26岁。

石评梅逝世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蔷薇社、无须社、综波社等单位和团体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根据遗嘱，人们将她的遗体安葬在北京陶然亭湖畔高君宇墓旁，后人亲切地称之为“高石之墓”。

（原载全国文史资料出版社《文化史料》1983年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