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旧体诗词之花在故乡静乐绽放

   ——在中共静乐县委组织部宣传部联袂举办的静乐首届诗词讲座上的讲 话

应王利民部长热诚的邀请，我今天很高兴陪同我的两位吟长，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虽然时值天寒地冻，但在我的心中却荡漾着一股和煦的春风，流淌着一江欣慰的春水。何以如此？答曰：因为我从我们县委组织部、宣传部联袂举办的这一静乐史无前例的诗词讲座中，看到了我县旧体诗词创作复兴的希望和繁荣的曙光。

无须讳言，我县的旧体诗词创作，较之其他地方还有一定的差距。只要翻开新编《静乐县志》就可以窥见其中之一斑。这部志书所收录的诗词作品，除古代部分外，今人的诗作大多水平欠佳，且不说诗词要讲立意，讲意境，讲形象，讲理趣，讲炼字炼句，等等；也不说诗词须摄取最典型、最富表现力的生活场景，景物意象，人生感悟，心灵悸动，等等；更不说古代前贤王士禛提倡的“神韵”，沈德潜提倡的“格调”，袁枚提倡的“性灵”，翁方纲提倡的“肌理”，等等，单就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而言，绝大多数作者都过不了这一关。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那算什么！”但是他不知想过没有：若干年后，假如我们的子孙后代读了这些诗词，轻蔑地问：“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水平吗？”我们的在天之灵该如何回答。修志本来是惠及子孙的事情，如果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那是不是会祸及子孙？一想到这些，凡是有良知的静乐人都会不寒而栗！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明旺就是这样，面对故乡诗词创作如此之现状，他颇为焦虑，曾多次要我为《鹅城》写一些关于诗词评论的系列文章，以做引导，但我会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吗？我只希望今后续修县志的同志，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宁缺勿滥；一定要抱一个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定要以严谨的治学精神谨慎对待。如果自己不懂，那就请有关专家严格把关，以免将“小儿科”的东西当做艺术瑰宝展示给今人，遗传给后人。以免让今人脸红，让后人耻笑。

就这个问题，我还想说几句并非题外话的题外话。我从文数十年，所涉及的领域甚多，譬如新闻，我任记者、编辑30年；譬如党史，我研究革命先驱高君宇33年；譬如历史，我除了研究我县的历史人物外，还搜集、整理、撰写了不少著名战斗的史实文章（如被选入《山西抗日风云录》等书的《米峪镇战斗》《中外记者参观团在晋绥八分区见闻》等）；譬如地方志，我任《静乐县志》主编期间，除了宏观指导和把握全书的编纂外，还亲自编写了7个分志；譬如文学，无论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文艺评论、剧本、曲艺等，我都有所涉猎，其中，剧本方面：1978年为静乐县晋剧团创作过参加忻县地区专业文艺团体汇演的剧本《高君宇》；诗歌方面：除了潜心钻研和创作古典诗、词、曲、联、赋之外，还曾致力于自由体诗、歌词、散文诗的写作；传记文学方面：1996年应太原市委宣传部之约，为纪念高君宇100周年诞辰而创作了44万字的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至于我的爱好，则更为广泛，譬如字画、陶瓷、玉石、紫砂、盆景、园林、图书、古玩、茗茶、奇石等，无不令我倾心。这可以从我门类众多、数量惊人、琳琅满目、颇为壮观的收藏中窥见一斑。由此可见，我这个人爱好何其之多、之杂！因此，当有人称我为“作家”时，我便开玩笑说：“你说对了，我确是‘杂家’，不过这个‘杂’不是创作的‘作’，而是杂七杂八的‘杂’。”然而，爱好之多、之杂，除了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情趣之外，对于我的事业似乎并无大的补益。回首往事，虽然奋斗数十春秋，然而却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究其原因，恐怕与我爱好太多、太杂不无关系。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贪多咬不烂”所蕴含的深刻的人生道理。

应当说，上面所说的是我的人生之误吧。然而我对之却无怨无悔。因为，至少有一点是我聊以自慰的，那就是我在投身于上述种种文化领域之中去努力、去拼搏、去开拓的时候，置身于上述种种爱好之中而倾心、而痴迷、而陶醉的时候，我自始至终坚持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事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保持了一个文人应具有的良知。让我来举一个与诗词有关的例子吧：前些年，永成县长就委托我主编一部关于静乐历代诗词曲联的选集，资料基本齐备，书名暂定为《历代文人咏静乐》，然而直到现在此书尚未出版。原因何在？答曰：编辑此书实在难矣！然而，最难的不是文字编辑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今人诗词的筛选问题。如前所说，今人之作大多水平欠佳，如若照顾情面，此书质量必然难以保证；如若不照顾情面，我则会获罪于这些诗人。在这进亦难、退亦难的情况下，我只好将之搁置下来。因为我认为，这较之拿出一部令今人丢脸、后人责难的书来要好得多。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静乐没有诗词创作人才和好的诗词作品。实事求是地讲，我们静乐的一些诗词创作人才及其诗词创作水平，并不比其他地方差，他们有些作品不仅被收入到很权威的全国性诗词集之中，而且还在全国诗词大奖赛中屡屡获奖。但是，由于这些作者不在故乡工作等原因，我们的修志人员也就未能将他们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品收录到《静乐县志》之中。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同时看到，那些获得殊荣的诗词作品毕竟很少、很少，犹如凤毛麟角。因此，仅凭这些极少数的诗词佳作，是很难改变人们对我县诗词创作整体水平落后这一看法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我县的诗词创作前景充满希望、充满信心的。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们静乐是孕育诗词的一块沃土。我这样说，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所依据的。让我们翻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看看吧，有不少文人雅士，甚至帝王将相曾作过很多吟咏静乐或涉及静乐内容的诗词，如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这首诗是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出巡山西，与群臣泛舟汾河所作。他在汾河泛舟的地方不一定是在静乐，但我们知道，在古时候，汾河之源是属于静乐的。说到汾河，人们自然会想到汾河之源。因此，我们将之看做是与静乐有关的诗似乎也并不为错。还有一位帝王唐太宗，他至少有两首诗是涉及静乐的，其中一首是《初夏》：“何必汾阳处，始复有山泉。”“汾阳”是静乐的古称。因此，如果我们将此诗收录到静乐“艺文志”之中是完全可以的。

至于古代诗人所作的涉及静乐的诗词则更多，他们在诗中所说的“汾阳”“楼烦”等，无不与静乐有关。如南朝著名诗人鲍照，他的诗辞藻华美，骨力刚健，意境奇丽，感情强烈，极富浪漫色彩，对李白等后代诗人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有一首拟古诗：“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诗中说到“楼烦”。与鲍照同一时代的另一位诗人谢朓，他的诗以描绘山水风景见长，风格秀丽清新，圆润流转，李白、杜甫这两位我国最伟大的诗人对之评价很高。谢朓在一首诗中写道：“神心遗魏阙，冲想顾汾阳。”诗中提到“汾阳”。“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因撰写了一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而名闻天下，他也在一首诗中说：“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天街分斗极，地理接楼烦。”诗中提到“楼烦”。像这样提到“楼烦”“汾阳”的古诗句还很多、很多，譬如：“早出飞狐塞，晚泊楼烦城。”（孔椎圭《白马篇》）“家本楼烦俗，召募羽林儿。”（费昶《发白马》）“楼烦大士挥尘尾，十七高贤争扣几。”（怀悟《庐山莲社咏》）“自惜汾阳纡道驾，无如太室鉴真图。”（沈佺期《嵩山诗》）在这里我要特别推出一个人，他就是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有一首诗也说：“结交楼烦将，侍从羽林儿。”诸如此类的诗句很多，我们就不再一一赘述了。而卢纶《送史兵曹判官赴楼烦》、张元一《咏静乐县主》、许浑《送楼烦李别驾》、杜甫之祖杜审言《经行岚州》（静乐在唐代时归属岚州）等诗，更是与静乐有直接的关系。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静乐确是孕育诗词的一块沃土。可惜，以上这些孕育于此的诗词大多未能被收入《静乐县志》之中，实在是一大遗憾。

上面所述的是历史上外籍诗人的咏静诗词，下面我们来谈谈本籍诗人及其诗作。据古籍载：“静自建邑以来，不乏贤哲。”事实的确如此，自古以来，我县文人辈出，文风昌盛。单就明清两代来说，就有“万载流芳事一人”的王希曾，“勤政爱民一清官”的李暲，“宦海浮沉志不移”的姚土林，“惟期报国有文章”的李銮宣，“以官为隐亦戏耳”的李锡书，等等，他们都有诗文流传于世。此外，有文字记载的诗人还有：以“文章名世”的李连春，“腹饱诗书，娴习文艺”的韩晋裔，“精于文艺”的李哲，“善诗赋”的段文蔚，学人“常以诗文就正”的温鹏年，等等。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曾有过诗词问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很难看到他们诗词的蛛丝马迹。我想，可能是在世事沧桑中，在兵荒马乱中，在天灾人祸中，他们用心血浇灌的诗词不幸被湮没无存了。

在静乐籍诗人中，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的当数清代前贤李銮宣。他曾被皇上封为云南巡府，可惜诏书下达之时，他已乘鹤西游去了。李銮宣平生无所好，惟喜以诗自娱。在为诗40年的生涯中，他呕心沥血地创作了大量诗歌。除《行行草》《雁山游抄》等诗集散失外，尚有2000多首诗遗留在世。他死后，他的学生将他的诗删编成书，名曰《坚白石斋诗集》，共16卷，1262首，这个数字与杜甫遗留在世的1400多首相比，仅少100多首。他的诗颇有古陶唐遗风，被人称为“一代杰作”。可以说，李銮宣是我县诗歌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对于这位诗人，作为同乡后辈，我十分仰慕。因此，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当山西大学薛愈老先生将他珍藏的《坚白石斋诗集》影印本赠送给我时，我如获至宝，欣慰万分。每当工作之余，我便认真研读，并撰写、发表一些有关李銮宣的文章，以资纪念。

然而，在李銮宣之后，我县就没有再崛起一位伟大的诗星。这恐怕与我县的文学创作环境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我县诗坛较为沉寂，诗词活动似乎无声无息，诗词作者寥若晨星，而且缺乏钻研精神。在此情况下，好的诗词作品和优秀的诗人自然难以产生。

二十世纪70年代，是我们静乐历史上文学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当时，我在县文化馆负责全县文艺创作工作，兼任《静乐文艺》主编。虽然由于经费困难，我们的刊物印制的并不精美，甚至有点寒酸，但通过这一园地，我们培养了不少创作人才，其中有现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张明旺，有曾任山西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的马德，还有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徐葆齐等，他们当时都是《静乐文艺》的重点作者，都是诗歌爱好者，但马德所喜欢的只是自由体诗；徐葆齐热衷的只是话剧，写诗词只是偶尔为之，“客串”一下；而真正对诗词情有独钟的则是张明旺。从那时到今天数十年间，他坚持不懈地研究诗词，颇有成效。我与明旺所以交往频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诗词联赋的爱好相同。前些时候，省作协配制一批木刻楹联，楹联由省城文化名人所撰、所书。为了确保质量，行事谨慎的明旺特意邀请我和他共同对新撰的楹联进行了品评和审定。现在，这些楹联已刻制好，并悬挂起来，使省作协的办公区内的文化气息更加浓厚了，艺术情调更加高雅了。

80年代初，静乐诗词创作又掀起一个引人瞩目的高潮。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如县委书记薄应贤、县长郭栋材、县委副书记徐德新、李建业等人，都酷爱诗词。他们在公事之余，常以诗词自娱。当时，我在娄烦县委办公室工作。一次回乡探亲，偶然读到薄应贤书记，郭栋材县长的诗词，顿感耳目一新，内心颇为振奋。因为，我万万没有想到，公事繁忙的县太爷竟能写出既符合诗词格律，又意境优美、格调高雅、感情真挚的诗词来。激动之余，我一气呵成一篇3000余字的评论文章，标题是：《读〈静乐文艺〉上的两首词》。时光虽然度过了30几个春秋，但我还是将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完好地保存下来。

通过这篇诗评文章，通过后来的诗词交流，我与薄应贤、郭栋材、徐德新等“县太爷”们结下了比较深厚的情谊。从此之后，我们书信不断，信文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诗词”。不久，在他们真诚的邀请下，我又调回静乐。公事之余，我与他们常聚在一起，以吟诗撰联为乐。关于这段往事，我后来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发表在《太原晚报》上，题目是《“县官”吟诗》。

后来，太原日报社致函县委商调我的工作。但“县太爷”们明确表示：不同意。徐德新书记对我说：“你要调走也行，但必须是在我们调离静乐之后。”我的工作调动便被搁置下来。关于此事，本来要参加今日讲座，但因感冒未能成行的张厚余学兄最清楚。早在1981年，在张厚余学兄和赵望进先生的推荐下，太原日报决定调我到报社工作，但因当时我所供职的娄烦县委某书记从中作梗，此次调动未能成功。1984年，太原日报小报变大报，决定第二次调我，仍未成功，不过与第一次调动截然不同，我十分清楚静乐的领导是好心对我的挽留。后来，薄应贤书记调忻州、阳泉任副书记、市长去了，郭栋材县长调潞城市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去了，徐德新书记调太原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去了。我便利用这一时机，赶紧提出工作调动。但仍未得到县委的同意。没办法，我只好跑到阳泉市求助于薄应贤市长，经薄从中说合，我才如愿以偿地调到太原日报。

当年的“县太爷”们虽然风流云散，天各一方，但我和他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在山西诗词学会举办的一些活动中能够相聚之外，我们还多次聚会于阳泉、太原、晋祠等地。一次，在芙蓉酒楼聚会时，在我的提议下，薄应贤、徐德新等文朋诗友、书朋画友纷纷吟诗撰联、作书作画，颇有兰亭雅集之盛。我认为，像薄应贤、郭栋材、徐德新等酷爱诗词的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在静乐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上行而下效，在他们的倡导、带动下，静乐的诗词创作活动渐渐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诗词作者不断增多，其中以赵开一、张文平、李季春等人最为活跃。为了推波助澜，供职于太原日报的我，除了邀请他们到太原参加省诗词学会的一些活动，并介绍他们加入该会之外，还经常将我编辑的有关报刊、书籍寄赠给他们。这一意在促进故乡文学创作繁荣的做法，我延续了20多年，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这次回来，我还给大家带来一箱我写的、我参与编辑的书刊，其中有一本拙著《心韵集》是20年前出版的，印刷质量很差，这可以说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罢！

有耕耘，就有收获。现在，我欣喜地看到，我县的诗词爱好者日渐多了起来，一些诗词人才正在脱颖而出，今天到会的乔秀乾同志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我看过他的一些诗词，总的感觉是：他的诗词有思想、有内涵、有激情，也有几分灵气。只要在格律上，在炼字、炼句上再下一些功夫，他的诗词创作一定会取得成果的。还有一位名叫“李健行”的青年，多次登门求教于我，因此，我读了他不少诗，感到有培养前途，便给他工作所在地古交市文联主席王灵仙写了一封推荐信，打了几次电话，要她好好培养这个青年。

为了顺应我县诗词创作的这一现状和发展潮流，在利民部长的大力倡导下，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经过积极筹备，举办了静乐历史上第一届诗词讲座。对之，作为一个静乐人，我自然十分欣慰，并对这次活动的总设计师利民部长表示真诚的敬意！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能醉心诗书，陶冶情操，坚守“心清自得诗书味，室静时闻翰墨香”人生信仰的人少而又少，而利民部长就是这少而又少的人中间的一位代表。他不仅能书，而且能诗，可谓诗书俱佳。早在去年，我就有所耳闻，与我相交20多年的老朋友，太原日报报业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共太原市委副秘书长，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2011年中国十大书法人物的赵国柱先生，就介绍过利民部长其人、其书、其诗。我虽然心向往之，但无缘相识。直到今年农历六月十五在首届天柱山文化旅游节开幕暨高君宇资料捐赠仪式上，我才有幸见到利民部长，并欣然接受了他代表县委、县政府赠送的他的诗书作品。虽然在台上不便交谈，但我在几分钟的短暂接触中已深深感到，在他身上蕴藏着一种儒雅之气。特别是晚上回到宾馆，打开那幅诗书作品细细欣赏之后，更觉得这件诗书作品诗情墨韵，相得益彰；更感到他绝非平庸之辈，而是一位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人雅士。苏东坡评王维诗画时，有这样8个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这里我想套用一下，变成10个字，就是利民部长“诗中有书意，书中有诗情”。今年在省城晋宝斋举行了一个反腐倡廉书画展。在名家众多的书画作品中，我发现一幅气韵生动的书法，当我看到“作者签”上“王利民”三字时，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惊喜之情，我激动地对身旁的书画家们说：“这是我们县组织部长的作品！”我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在以前全省书画展览中很难看到故乡静乐参展者的名字。对于利民部长诗书俱佳的艺术造诣，我自然十分仰慕，但我更佩服他的文化眼光、文化胸襟、文化气魄。他不是静乐人，但对他所供职的静乐事事关心；他的职责是全县的组织干部工作，但他对静乐的诗词、书画乃至文化事业也倾注了一片深情。他期望全县干部不仅政治素质要强、理论水平要高，而且也要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而这一点，正是我所最为钦佩的。

当乔秀乾同志通过电话将利民部长这一构想告知我，并邀请我回乡作诗词讲演时，我在欣慰之余，又有几分诚惶诚恐，因为我自知才疏学浅，深恐辜负利民部长的期望，因此，建议由两位全省文坛艺苑颇负盛名的、吟长来主讲诗词。但是，利民部长一定要我参加这次讲座，并作讲演。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将手边的事暂时放一放，陪我的两位吟长由并回静。我深信，有这两位吟长亲自上阵，今天的诗词讲座一定会精彩纷呈，他们一定会带领大家步入一个高雅的艺术殿堂，含英咀华，去欣赏、去领略、去感受被人誉为“语言的最高境界”的古典诗词那神奇美妙的艺术魅力。

撰于201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