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碧血铸英魂

——吕调元传略

（一）

吕调元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总部负责人之一，一名拴存，字乾初，1908年11月25日诞生在山西省静乐县西坡崖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吕鸣銮，一名孟春，字绍文，系清末廪生，法政毕业生，曾任宁武县警佐（公安局长）。

吕调元自幼入私塾读书，秉性聪慧，天资过人，读书三年即能提笔作文。1922年，入本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品学兼优。其小篇论文内容新颖，字句犀利，常为全校之冠，师生无不为之而惊叹。1924年，考入太原成成中学，学业优良，尤以英语为最。时值大革命高潮之际，在革命浪潮的冲激下，吕调元的思想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课业之余，他常与进步同学一起阅读革命书刊，探讨国家大事，在诗文中时时表露出革命的志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滔天罪行，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气焰，激起吕调元的满腔愤慨。为了继续深造，进一步开阔政治视野，抱有投身革命志向的吕调元毅然负笈抵京，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学系。动荡的时局，使吕调元忧心如焚，难于安心读书。他在读书期间，即已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目睹我东北全境沦于日寇之手，吕调元怒火中烧，愤然加入“左联”和“反帝大同盟”，并积极参加学生请愿斗争。

1932年，在一次街头讲演中，吕调元被蒋介石政府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亦称“草岚子监狱”）。在这里，吕调元接触到不少身陷囹圄、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刘亚雄等。在这些共产党人的鼓励下，吕调元积极参加了狱中党支部秘密领导的各种斗争。他和难友们一起千方百计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活动；并参加了为要求改善狱中生活而进行的绝食斗争。1934年，经过严酷斗争考验的吕调元，经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介绍，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吕调元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姿态，踏上革命的征途，冲杀在抗日救亡的疆场上，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战斗不息！

（二）

铁窗生涯，磨炼了革命者钢铁般的意志。1935年夏，备受折磨的吕调元经其父活动出狱后，斗志益坚。在暂居原籍期间，他不听亲友劝阻，仍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36年9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太原成立。吕调元满怀抗日热望，离家赴并，参加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不久，薄一波奉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到太原主持“牺盟会”工作，对牺盟会总部进行了改组。吕调元为改组后的牺盟会总部组织训练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干部训练和干部分配等项工作。他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工作颇为出色。1937年“七·七事变”后，深患“恐日病”的大同县县长闻风而逃。牺盟会总部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后，派吕调元到大同县任县长。不久，大同失守，吕调元返回太原，继续在牺盟会总部工作。

在牺盟会总部，吕调元严格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运用面对山西现实与努力改造这—现实的方法，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7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牺盟会干部要掌握武器、掌握政权的指示，薄一波担任决死一纵队政治委员。牺盟会总部工作则主要由牛荫冠负责。吕调元为总部中共党组三名成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同年11月，为了适应太原失守后出现的新形势，牺盟会总部撤至临汾。吕调元任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任雁北中心区秘书、随营抗日军政干部总校三大队指导员等职。这时，中共北方局指示牺盟会要取代反动透顶的主张公道团。为了使主张公道团名存实亡，吕调元以忘我的精神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卓有成效。

1938年2月，由阎锡山指派的牛荫冠、吕调元、张绍力，经积极筹备，建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该团实际工作由牛荫冠、吕调元负责。在他们呕心沥血的努力下，参加训练的青年经过3个月的训练，几乎都转向革命，毕业前夕，都正式办理了参加牺盟会的手续，其中一大部分人还参加了共产党。这批青年毕业后都参加了新军，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抗日力量。

同年11月，“青军团”奉命转移到吉县时，吕调元还邀请续范亭将军给该团讲课。在吕调元和全团政工人员的努力下，要求抗日、民主、进步的情绪在“青军团”内空前高涨。

但是，“青军团”内的反动军官和顽固派对此极为恼火。他们气急败坏地跳出来，摇唇鼓舌，进行反共宣传，大肆诬蔑共产主义，竭力吹捧阎锡山的“物劳学说”。吕调元领导全团政工干部策略地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初，日寇进犯晋西。驻扎在乡宁的“青军团”与阎锡山失去了联系。为了使该团脱离阎锡山的控制，向八路军驻地晋西北靠拢。具有高超斗争艺术的吕调元和其他政工干部以“青军团”缺乏打仗经验，不如到陕西保险为借口，动员“青军团”教育长刘墉之（阎锡山的少将），将“青军团”开到兴县城内，与八路军三五八旅教导队取得联系。从此，“青军团”与三五八旅教导队往来密切：他们一起参加群众大会，互相观摩军政训练。教导队邀请“青军团”观看他们的文艺演出；“青军团”则邀请三五八旅旅部彭绍辉作报告。在“七·七”抗战二周年大会上，青军团还聆听了“抗战建国教导团”负责人李公朴慷慨激昂的讲演，深受鼓舞。在这革命气氛颇为浓厚的环境里，“青军团”的青年们进一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这一切，自然触痛了“青军团”内顽固派的神经。他们一再向阎锡山报告，惊呼：“青军团”“赤化”了！因此，吕调元被召回秋林一次，但吕调元对阎锡山的斥责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不久，深怕“青军团”“赤化”的阎锡山下令撤销政治部。吕调元被召回秋林，任晋绥军政训练委员会第三处（负责民运和政工干部）副处长；不久．又兼任民运训练部政治部主任。在秋林集训中，吕调元坚定地和薄一波、牛荫冠等站在一起，利用山西的特殊环境，策略地同顽固派进行了激烈而又反复的斗争。他不仅联络原“青军团”的“民青”同志秘密进行活动，而且亲自深入到连队，揭露阎锡山、杨爱源（训练委员会负责人）之流反共降日的勾当。同时，利用和阎锡山集体办公的机会，积极掌握国共摩擦的动态，随时向中共党组织汇报。他还利用庆祝“双十节”的机会，组织进步青年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在阎锡山的门前喊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抗日口号。这一切表明，吕调元不仅具有革命的坚定性，而且具有革命的策略性。

（三）

193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积极充当反共急先锋，暗中策划了袭击牺盟会、进攻决死队，为投降日寇铺平道路的阴谋。秉承主子的旨意，顽固派分子千方百计对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进行迫害，气焰甚为嚣张。为了使抗日力量免遭摧残，吕调元以巧妙的方式，作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面对秋林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共北方局指示牺盟会总部，要时刻警惕阎锡山搞反共降日突然事变；一旦事变发生，要立即设法输送走在秋林的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为了加强总部的领导力量，经牛荫冠提议，将吕调元从集训团政治部调回总部工作。在牺盟会总部，吕调元和牛荫冠等一起，紧张而又积极地筹划应变之策。

同年12月初，阎锡山终于撕下了“团结抗战”的假面具，一手制造了反革命的“十二月事变”。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牺盟会本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向阎锡山反共顽固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吕调元还和胡西安等人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对晋西事件的认识和态度》的声明，以铁的事实揭穿了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晋西事件是顽固分子更凶狠残暴的进攻山西革命势力的暴力进攻和武装挑衅！”强烈要求“严厉制裁晋西事件的罪魁祸首”。同时明确表示：“我们以满腔热忱，盼望全中国各战区的枪口都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瞄准！”最后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啊！！！”

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我党干部实力，牛荫冠、吕调元等牺盟会总部负责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派出差的名义，输送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到各抗日根据地。在完成这项充满艰险的任务中，吕调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四处奔波，秘密联络，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而阎锡山则加紧对牺盟会的摧残，一面千方百计分化、瓦解牺盟会，一面设好圈套企图暗杀牺盟会总部负责人。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中共党组织决定牛荫冠、刘岱峰策马北上，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工作；而牺盟会总部的工作则由吕调元全面负责。牛荫冠临行时，一再嘱咐吕调元，要他尽快将尚未走脱的革命干部、进步青年输送到抗日根据地后，立即设法逃脱秋林，以免遭受阎锡山的杀害。牛荫冠北上之后，秋林的局势一天紧似一天。但是，吕调元镇静自若，冒着更大的危险，继续秘密地进行输送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的工作。一次，吕调元指派叶笃成（原“青军团”炮工大队指导员）指示集训团的刘天德等几名进步青年，连夜逃出秋林的虎啸沟，汇集于牺盟会总部驻地上葫芦村，然后奔赴延安。

不料，这一情况被“民青”叛变分子任朝奉、张英等密报给集训团负责人王经国。王经国为了掌握吕调元策动青年他往的确凿证据，指使王朝奉、张英等人骗取吕调元给刘天德、刘永济亲笔信一件。阎锡山便以此信为由，批示杨爱源，命令秋林保安委员会宪兵逮捕吕调元。

1940年1月中旬的一天，处境危险的吕调元依然镇静自若地从上葫芦村乘马到秋林。在途中，便被三四名荷枪实弹的宪兵逮捕了。其“罪名”是：策动青年到延安。

（四）

吕调元在狱中始终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最崇高的革命气节。

吕调元被捕后，被关押在秋林保安委员会拘留所一间昏暗、肮脏、潮湿的窑洞里。敌人给他钉了一副9斤重的铁镣，还不时施以各种酷刑。因此，没有一个月，吕调元便被折磨得身染重病了。但是，这一切丝毫也动摇不了吕调元那钢铁般的意志。他咬着牙关，忍着病痛，天天大骂阎锡山不止。大骂一通之后，或阅读报纸，以掌握抗战的动态；或暗中向难友们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顽固分子破坏抗战的丑恶嘴脸。

1940年夏，吕调元被押送到白家塬宪兵司令部侦缉队，与刘天德、荆世美等四名原集训团学员共囚于一狱。后来，敌人因怕吕调元在这些青年中继续活动，便把他们隔离开来。当吕调元觉察到这些青年因缺乏严峻斗争考验而产生悲观情绪时，就设法通过传阅报纸等方式，传递暗信，向这些青年灌输“坐监也是革命”的思想，鼓励他们决不妥协，坚持斗争。后来，敌人看管放松时，吕调元便利用吃饭、送菜与这些青年接触的机会，根据他从报纸上所掌握的情况，向他们讲述抗战形势，鼓励他们勿悲观，勿气馁，要看到光明与前途。他说，“我们是‘抗战’，难道抗战犯罪？顽固派诬蔑我们，正是他们死亡的挣扎”。“为抗战而坐监，我们并不孤立”。“坐狱可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只有战场上、刑场上、法庭上，才最能表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气节”！这铿锵有力的话语，像熊熊烈火一样，点燃了青年难友们斗争到底的信念。

吕调元在鼓励难友的同时，也以自己的行动为他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经常一边用绳子提着脚镣，在地上慢慢地走着，一边以一种低沉而有力的声调吟诵革命先烈那大气磅礴的诗句，以抒发自己的革命豪情：“监狱是我家，镣铐作玩耍。抛我头颅血，浇开革命花。”

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狱中难友深受感动和鼓舞。

后来，几经转移，吕调元被押在南村坡候讯室。其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紧密配合，加强了对政治犯的迫害，其暴行令人咬牙切齿。在一个深夜，一个盲人及领路者竟然无辜地被活活埋葬。这一消息传到狱中后，难友们在悲愤之余，都很担心吕调元的命运。吕调元坦然一笑，豪迈地说：“革命就不能怕坐监，坐监就不要怕被杀头！”接着，他讲述了列宁被沙皇流放、监禁，日本共产党人德田求一几十年如一日坐监等革命故事，以鼓励难友。每当讲到抗战，吕调元总是那样慷慨激昂，有时竟声泪俱下。有的难友劝他不要为此而惹出麻烦。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宣传抗日，为国为民，何罪之有？

在狱中，吕调元还十分关心难友们的文化学习和身体。他经常鼓励难友们要抓紧时间，为革命学习文化。他经常说，革命者穷得要命，那有条件读书？坐了狱，既有时间，又能吃上囚粮，就可以读书了；许多革命家文化理论水平就是在监狱里提高的。在他的动员和组织下，难友们都参加了学习活动。但是，恶劣的监狱生活不断摧残着人们的健康。有的难友被病魔缠身，常常呻吟不止。看着这种情况，吕调元难受异常，他一方面设法通过关系，给病人买药治疗，一方面鼓励难友们不要倒下去，而要挣扎着站起来，为革命锻炼身体。他经常用“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启发难友们要保护革命的“本钱”。同时，他还经常利用放风、上厕所的机会锻炼身体，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难友。

吕调元常对难友说：“共产党人像一盆火，放在哪里，就要照亮哪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人。他虽陷囹圄，但始终没有忘却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他在鼓励难友的同时，一直以极大的耐心进行着教育、争取看管人员的工作。在看守人员中，有不少人的家乡是沦陷区，对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深有了解，异常痛恨。吕调元便利用这一点，经常与他们聊天，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教育他们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在吕调元的努力下，这些看管人员，一改过去虐待“政治犯”的粗暴态度，主动为难友们提供方便，有的宪兵还把《新华日报》等偷偷送到狱中，使长期身陷囹圄的“政治犯”们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吕调元在吉县小圪塔村宪兵司令部关押期间，一名名叫候永升（五寨人）的侦缉中士竟成了吕调元和外界联系的“秘密交通员”。

吕调元和难友们的秘密活动，渐渐为阎锡山的爪牙们所注意。这些爪牙便施展伎俩，把一些化装为“政治犯”的特务，送入狱中，探听消息。富有斗争经验的吕调元一眼就看穿敌人的花招，便将计就计，经常和难友们制造一些假象，愚弄敌人，终于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在漫长的六年铁窗生涯中．有些被争取过来的看守人员曾多次劝吕调元逃跑，但他婉言谢绝，并正气凛然地说道：“阎锡山破坏统一战线，他有罪，历史总有一天证明是他有罪，而不是我有罪，总有一天他要放我出狱，我没有错，我不偷跑，我要光明磊落地出狱！”

吕调元就是这样以监狱为战场，同阎锡山顽固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五）

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忠贞儿子吕调元的命运一直是十分关心的。自从吕调元入狱之后，中共党组织曾多次设法营救他。薄一波等还曾给梁化之或写信，或捎话，要求保证吕调元的生命安全，并尽早释放。但是，在“十二月事变”中吃尽大亏的阎锡山，愤恨难忍，拒不释放。他要把吕调元作为和中共斗争的人质。梁化之说，乾初（即吕调元的字）的问题和晋西事变有关，晋西事变的内幕，他是知道的，他应交代清楚，立功赎罪。杨吉贞也扬言，乾初的自由，应是让他交代清楚共产党是怎样策动晋西事变的，弄清这些问题，恢复他的自由就好说了。吕调元在狱中得知这些情况后，嗤之以鼻，冷笑着表示，阎锡山让我以原则易自由，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卑躬屈节，用出卖革命利益来换取自由，就是出了狱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死人”。

铮铮之言，令敌震悸。恼羞成怒的阎锡山则采取更加顽固的态度，拒绝释放吕调元。

1946年夏，军调小组来到太原时，中共代表韩钧根据“双十协定”，要求释放吕调元，义正词严地责问道，抗战胜利了，吕调元还关着不放干什么？这话被转达给阎锡山后，阎锡山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对梁化之、杨吉贞嚷道：“吕调元不杀掉还一直关着干什么？”就在当天夜里，梁、杨指派特务化妆为医生，给患感冒的吕调元注射了毒剂，并在脸上蒙上了浸湿的七层麻纸，残害了吕调元。在临死时，吕调元一边和残害他的敌人搏斗，一边骂不绝口。

吕调元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原载1985年王庆华主编的《静乐县志》征求意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