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尔朱发迹

第二节  六镇之叛

北魏帝国乱象的极点莫于“六镇之叛”，而“六镇之叛”恰好发生在北魏盛世——孝文帝迁都以后，正应了“物极必反”的那句古话，或者说，正是孝文帝的迁都与汉化改革为“六镇之叛”埋下了伏笔。对“六镇之叛”的发生原因，历史上虽是众说纷纭，但对“六镇之叛”的后果——直接导致北魏帝国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认识，则是出奇地一致。尔朱荣及其家族的迅速壮大也与“六镇之叛”有着直接的联系。

“六镇”的最初设立是在太武帝拓跋焘击破柔然以后，一方面为了安置已经归附了得柔然民众，将东至濡水、西及五原阴山的沿边地区分为六镇，自西向东依次是：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南）、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内蒙古和西北）、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北）。另一方面，北魏的国都曾经长期设在平城，“六镇”的最初设立，人们一般还倾向于它是为了“拱卫都城，北御柔然”。但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吾人研究六镇，不仅应注意防北，而且应注意防南；不仅应注意防边，而且应注意六镇对南北朝乃至隋、唐历史的影响。六镇起兵最大的现实问题，在改变了北朝的历史”（万绳楠整理《陈寅恪南北朝史讲演录》268页）。

起初，北魏的兵在国家政权里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且一直享有很高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因为“拓跋氏起自云朔，据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为国也。羽林、虎贲，则宿卫之兵；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十《兵三》）。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兵就是北魏国所以立、所以强的根本，而且主要是由鲜卑部族组成的。

陈寅恪先生认为，“六镇之叛”之所以发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以及汉化改革，大大降低了在太武帝设置“六镇”初期对驻守“六镇”官兵的待遇及其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镇戍六镇的成员，初期大多为拓跋族人和中原强宗子弟，随着拓跋族与汉族的融合及孝文帝的迁都洛阳，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了军事上的意义，将和兵的地位均是一落千丈。原先留居平城的绝大部分鲜卑贵族都迁到了洛阳，受到了汉化的洗礼，各各荣显；而这些留在“六镇”的兵将，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了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族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那些去了边境当兵的强宗子弟、国之肺腑、高门子弟，良家酋腑，都被当做弃儿，社会地位降低，变成低下阶级府户。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这就是引起“六镇之叛”的最重要的原因。对此，一些戍守边镇的将领早已经看得很清楚，也曾经有人向北魏皇帝指出过，希望能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但皇帝根本没有当回事。广阳王元深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举兵反叛，皇帝曾诏元深（本名元渊，唐时避高祖李渊讳改）为北道大都督，受尚书令李崇节度。他赴任后，在给北魏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把这一核心问题讲得清清楚楚。他给皇帝的上书如下：

边竖钩逆，以成纷梗，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以偏得复除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低级侍从官）白直（南北朝时期，在官当直而五月给的人员，一般为诸王镇帅的随从，出行则夹车护卫），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入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于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万余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时即申闻，求改镇为州，将允其愿，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杀之为逆命，攻城掠池，所见必诛，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叚之举指望销平，其崔暹只轮不反，臣崇与臣逡巡复路，今者相与还次云中，马首是瞻，未便西迈。将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

但昏聩的北魏皇帝依然“不纳其策”。等到后来“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其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在李崇被征调还京以后，六镇的军事防务工作由元深全面负责，他曾前后降附二十万人。如何处置这大批的降附人员，成为摆在北魏朝廷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处置不当，也是后患无穷。对此，元深等人也看得非常明白。他曾与行人元篡上表，要求在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戸，随意赈赉，息其乱心，但皇帝“不从，诏遣黄门侍郎杨置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当时元深就对元篡说：“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果不其然，没过了多久，鲜于修礼便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引文出处同上）。

由于“六镇”魏历朝皆以显贵宗室王侯或外戚勇健善将者镇之，精兵猛将皆集其地，是以，六镇叛，魏即陷入崩溃之途（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史战争史》第六册324页）。

除此之外，北魏统治者——极少数鲜卑贵族的迅速腐化堕落和侈靡之风，以及宣武帝之后对贵族腐败的容忍和放纵，更进一步加剧了被统治者、即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多数胡人和汉人的不满。在北魏初期，并不是不存在贪污现象，如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大将军公孙轨在上党就是贪纵狼籍，“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两（辆），载物而南”（《魏书•公孙表传子轨附传》）。不过当时的北魏政权对贪污行为的制裁，执行得很严峻，官员们还不得不有所顾忌。当然这只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得到的好的一面，实际上还有朝廷在内外、上上下下都假装看不到。却真真切切的存在的另一面。宋元嘉十四年（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太武帝以官员多贪曾下诏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于是社会上一些奸猾之途“咸降心待之”，贪纵如故。而到了宣武帝时期，史称当时的洛阳政权“宽以摄下”，政治更加趋于腐败。再加上“宣武帝以来，唯佛是奉，大兴土木，兴建佛寺，人民疲于工役，府库陷于枯竭”（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六册322页）。同时，因宣武帝即位时年龄尚小，诸王叔权势震主，宣武帝为了削除诸王势力，宠任外戚高肇（玄武帝的舅舅）以自固，北魏帝国自此渐开争权与衰微之端。魏孝明帝（元诩）时代，由于皇帝年幼，才七岁，母胡太后临朝专政。到北魏神龟三年（520年），宗室元叉与宦臣刘腾，将胡太后幽禁在北宫，元叉与刘腾共执朝政，北魏政治从此更加混乱，各级官吏生活更加腐化。

北魏统治阶级为了更大限度地满足其生活腐化的需求，在政治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右卫将军元晖与侍中卢昶皆因有宠世宗而贪纵，时人谓之“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元晖后来当了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遵传曾孙晖附传》）。其余官职，各按差等定价，当时人臣吏部为“市曹”，称吏部卖官为白昼行动。士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迫不及待地大肆从老百姓身上搜刮钱财，百姓苦不堪言，能不抱怨吗？

宣武帝即位，他对贪污腐化之风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聘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通志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贵族豪门之间崇尚炫耀奢侈。当时，身为王室胄王的咸阳王元禧，尤其骄奢无比，此人不但热衷于聚敛钱财，而且尤喜淫色，家中拥有姬妾数十，还要四处猎艳。所穿之衣皆为绣绮，出行时皆宝马香车，拥有奴婢数千，所拥有的田业盐铁，遍及各地。

据《太平广记》引《洛阳伽蓝记》中有关高阳王元雍的一段记载：

后魏高阳王雍居，近清阳门外数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于帝宫，白壁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华宇，胶葛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绮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竞响，笳声哀啭；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而丝管迭奏，连霄尽日。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及雍薨后，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华善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衙将军源士康为侧室。士康宅亦近清阳外，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艳姿，并娥眉皓齿，洁貌倾城。秀容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逐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常令徐歌绿水文凤之曲焉。

河间王元琛更是富可敌国，曾让贪欲更强的章武王元融硬是羡慕得一病不起。故事出自《太平广记》，原文如下：

后魏王侯外戚公主，阻山海之富，居川林之绕；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阿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丝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耶”？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琛在秦中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次”。有七百里者十余，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尝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锁，玉凤衔铃，金龙吐斾，素奈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琛尝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盘合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体、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又称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库藏，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琛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厌，见之叹惋。不觉成疾，还家卧三日不能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谕之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羡叹，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有刘备也”？及尔朱氏乱后，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宇，寿邱里闾，列刹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壮。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堂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也（《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六）。

王公贵族如此，朝中和地方官吏也竞相效仿，纷纷贪污纳贿，搜刮更是无度。加之北魏王朝不断向南发兵进攻和戍守北边，兵役、徭役非常繁重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征服役的人民由于冻、饿、疾病的折磨，十分之七八惨死在外地。“由是，百姓困穷，人心思乱，于是，魏国之大乱，随处爆发焉”（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六册323页）。

“六镇之叛”发端于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四月，其直接的导火索是当年柔然入侵六镇。正光四年（523年）二月，柔然发生大饥荒，向北魏求援，北魏由于自身经济窘迫，加之一贯轻视柔然（蔑称其为“蠕蠕”或“茹茹”，意思其蠢笨如蠕虫），予以拒绝。柔然可汗阿那瑰，遂于四月派兵侵入北魏进行剽掠，以解决饥荒。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县境）的人民因食物资产大部分被劫夺而生计艰难，请求开仓取梁，武卫将军于景借口没有洛阳的命令不敢擅自开仓，拒绝了民众的请求，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正光五年（524年）三月，沃野镇辖下有一个高阙戍，因戍主“率下失和”（《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镇民破六韩拔陵在沃野镇聚众起义，杀戍主，号召边民和府户反魏，结果一呼百应。他们攻占镇内府库官衙以及军事设施，杀死了镇将，宣布建立政权，改元真玉。“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梁武帝普通四年）。破六韩拔陵见起事初步成功，且民心可用，于是决心引兵向南进攻，推翻北魏政权，另遣别帅鲜卑人卫可孤率军向东围攻武川、怀朔二镇。怀朔镇将杨钧以贺拔度拔为统军主帅，以其三子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为将，率兵应战。卫可孤攻陷武川。怀朔两镇，俘虏了魏将贺拔度拔、贺拔胜父子。

北魏朝廷在得知破六韩拔陵率兵造反后，立即委派临淮王彧为镇军将军，假征北将军，都督北征诸军事，率军北进，镇压坡六韩拔陵的反叛。

五月，破六韩拔陵在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大败临淮王元彧军，又乘胜追击，击败北魏安北将军李叔仁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北魏朝廷震惊，孝明帝元诩下诏罢免元彧或官爵，改命尚书令李崇为北讨大都督，命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元渊（唐以后避高祖李渊讳、改为深）受其节制，共同率军进剿。一时间破六韩拔陵声威大震，北魏的夏州（今山西延安市东延河东岸）、豳州（今甘肃宁县）、凉州、秦州等地，约今内蒙古中部和西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中东部一带，皆纷纷起兵反魏，以响应破六韩拔陵。

同年七月，破六韩拔陵又一次在白道大败崔暹军；然后又并力进攻李崇军，李崇不敌，被迫撤退到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坚守，与之相持。八月，东西部敕勒都宣布反魏，依附政策配合，以期分化瓦解起义军。

孝明帝下诏六镇改镇为州，赦免“府户”为民，并派遣黄门侍郎郦道元前往抚慰，但此时六镇已全部被义军控制，郦道元因此未能成行，怀柔政策一时无从施行。于是，只得采用特务暗杀活动，来破坏起义军的军事领导能力。十月，先前被俘的贺拔度拔父子与他人合谋，纠和部分乡民袭杀了破六韩拔陵的得力将领卫可孤，并乘乱纠集一些人马从背后进攻义军，企图对破六韩拔陵“乱而取之”。但没过多久，贺拔度拔就被敕勒部的军队杀死，其进一步的图谋失败。

北魏朝廷处于无奈，只得一方面下诏地方少数民族酋长和其他地方豪强组织“义军”勤王，另一方面许以丰厚馈赠，求助于宿敌柔然可汗，使其从背后夹击破六韩拔陵的军队。

正光五年（525年）三月，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瑰接受了北魏朝廷的请求，率众10万自武川以西向沃野镇发起攻击，帮助北魏镇压六镇起义。孝明帝多次遣人送物犒劳柔然军。同年六月，破六韩拔陵率军包围据守五原的元渊军，遭到北魏将领贺拔胜所募集的200骑兵的突袭，受挫稍退。与此同时，北魏长流参军于谨说服西部敕勒（铁勒）部3万余户背叛破六韩拔陵降魏，破六韩拔陵领兵截击，结果半路又遭遇元渊的伏击，只得向北败走，不料不久又遭遇众多柔然骑兵的突击，破六韩拔陵军因为在短时间内不断遭受多次重大打击而大败，军心也开始动摇，所余人马纷纷溃散。一些原本已经依附的地方武装或投降官军也乘机纷纷背叛，掉头向起义军进攻。破六韩拔陵无奈，只得帅少数忠诚的亲随渡过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逃走。从此，在史籍上破六韩拔陵下落不明，再无踪迹可寻（或有猜测其为柔然所杀）。破六韩拔陵所领导的六镇起义正光五年（524年）三月至孝昌元年（525年）六月，共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至此失败。

在破六韩拔陵失败后，他的20万兵民都成为北魏官府的俘虏，被官府分散安置到定（今河北定县）、冀（今河北冀县）、瀛（今河北河间县）三州就食。当时的河北连年遭受水旱灾，人民四处逃散，这些被俘的兵民前来，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困难。孝昌元年（525年）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被俘兵民在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起义，高欢、蔡隽、尉景、段荣等群起响应。孝昌二年（526年）正月，大败北魏都督元谭于军都（今北京昌平西北）；四月，大败魏军于蓟城（今北京市）之北，杀都督李据；十一月攻破幽州（今北京市西南），捕获了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声威大振。

526年初，怀朔镇兵在鲜于修礼率领下，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义，六镇余众和汉族农民亦群起响应。

北魏派大都督长孙稚和河间王元琛率兵镇压，起义军在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大败长孙稚军，声势日盛。八月，叛徒元洪业杀害了鲜于修礼，准备投降政府军，部将葛荣又杀死元洪业，率领部众继续战斗。九月，葛荣在博野（今河北蠡县）大败北魏军，杀章武王元融。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这时，杜洛周和葛荣两支起义军所向披靡，攻克了许多州郡，北魏将军、刺史、首令等被逮被杀很多，河北定州，二月，葛荣杀害了杜洛周，吞并了杜的部众，葛荣的起义军进一步壮大，成了北魏末众多起义军中力量最强大的一支，号称百万，先后攻占了冀、定、沧（今河北盐山县西南）、瀛、殷（今河北隆尧县东）五洲之地，“将向京师”。八月，葛荣率军围攻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为尔朱荣所破，失败被俘，被害于洛阳。他的余部在韩楼的率领下，继续战斗，占据了幽州。“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九月，大都督候渊破韩楼于蓟，斩之，幽州平”（《北史•孝明帝本纪》）。河北起义至此失败。杜洛周、葛荣领导的起义，坚持了近三年半之久。

六镇反叛不久，关陇地区也发生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这里的起义军主要有两支，一由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族酋长胡琛率领，一由原秦州城兵、羌人莫折大提率领。那时秦州刺史李彦刑政酷虐，城民薛珍、刘庆、杜超等杀彦，推羌人莫折大提为帅，莫折大提自称秦王。他派兵攻破高平镇，杀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不久将死。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战斗。念生自称天子，国号秦。在攻占歧州（今陕西凤翔县东南义坞堡）时，杀北魏都督元志和歧州刺史裴芬之等。527年正月，又攻下泾（今甘肃泾川北）、凉（今甘肃武威）等州，一度攻占潼关，威胁洛阳。这年九月，念生为叛徒杜粲又为他的部下骆超所杀，所部并入万俟丑奴的领导下。

正光五年（524年）四月，当破六韩拔陵率众起义时，高平（今宁夏固原）镇民赫连恩等，推举敕勒（也称铁勒或高车）酋长胡琛为高平王，进攻高平镇以响应破六韩拔陵，结果被北魏将领戸祖迁击败，胡琛兵败北撤。他死后，部众由万俟丑奴率领。丑奴为鲜卑族人（亦说匈奴别部）。他攻占魏的东秦州（今甘肃天水），复围攻歧州，自称天子。尔朱荣击溃葛荣部起义军后，命其从子尔朱天光率军到关陇。孝文帝永安三年（530年）丑奴为天光击败被俘，在洛阳被杀。

丑奴失败以后，关陇义军的一支6000人左右，在万俟道洛率领下，退至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陇城镇），与氐人王庆云会合，据守水洛城继续抵抗。后来遭到尔朱天光军队的包围，在突围时中了埋伏，全部被尔朱天光坑杀，“死者万七千人”（《魏书•尔朱天光传》）。起义军的另一支在宿明达率领下，退至夏州，又从夏州退至东夏州。普泰元年（531年）四月，宿勤明达被尔朱天光擒送到洛阳杀害。

孝昌三年（527年）九月，魏派去征讨叛军的西道行台、大都督萧宝夤也因征讨不力，受到朝廷猜疑，魏明元帝派中郦道元前来监视，萧杀了郦道元，自称齐王，举兵反魏。

在河北杜洛周、葛荣起义期间，河北冀、瀛诸州的二十余万户汉族人民流亡到山东青州（今青州市），由于生活无着，备受当地豪右欺凌，永安元年（528年）六月，原幽州北平府主薄、河间世族邢杲统帅河北流民，在青州起义，自称汉王，改元天统，“所在流人……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魏书•高凉王孤传六世孙天穆附传》）起义坚持了十个月之久，后被魏上党王天穆及尔朱兆打败。

此外，尚有乞伏莫于在秀容发动的起义，被迁徙到关中一带的蜀人起义，汾州（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部和吕梁市一带）的山胡起义等，此起彼伏。

六镇反叛，虽然遭到了镇压，但它已经从根本上彻底动摇了北魏帝国的统治根基，北魏帝国从此便走上了一去不复返的下坡路，直至灭亡。

正是在这个大动荡的年代，尔朱荣开始走上了北魏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