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女主临朝

第四节 河阴屠戮

胡太后鸠杀幼主以及潘嫔之女冒充太子既而又拥立高祖之孙、临洮王元宝晖三岁幼子元钊等一系列瞒天过海的做法，不仅令天下人瞠目结舌，也让尔朱荣闻之大怒，同时也给尔朱荣实现其野心留下了重要把柄。当尔朱荣听到孝明帝被害并新立三岁幼主钊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便是对元天穆说：“主上晏驾，春秋十九，海内犹谓之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率铁骑赴哀山陵，翦除奸佞，更立长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复见于今矣”。于是尔朱荣便发布起兵赴京文告，以表明其出师有名、出师正义：

大行皇帝背弃万方，海内咸称鸠致祸，岂有天子不豫初、不召医、贵戚大臣皆不侍侧、安得不使远近怪愕？又以皇女为储（储君），虚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己乃选君于孩提之中，实使奸竖专朝，隳乱纲纪，此何异掩目捕雀、塞耳盗钟？今群盗沸腾，邻敌窥窬，而欲以未言之儿镇安天下，不亦难乎！愿听臣赴阙，参预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侍卫不知之状，以除、郑之徒付之司败，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然后更择宗亲以承宝祚。

尔朱荣的这篇“抗表”文告，《魏书•尔朱荣传》记载得更加具体详细：

伏承大行皇帝背弃，万方奉讳号踊，五内摧剥，仰寻诏旨，实用惊惋。今海内草草，异口一言，皆云大行宫皇帝鸩毒致祸，臣等外听讼言，内自追测。去月二十五日圣体康悆（愈），至于二十六日奄忽升遐，即事观望，实有所惑。且天子寝疾，侍臣不离左右，亲贵名医瞻仰患状，面奉音旨，亲承顾讬，岂容不豫初、不召医，崩弃曾无亲奉，欲使天下不为怪愕、四海不为丧气，岂可得乎？复皇后女生称为储两，疑惑朝野，虚行庆宥，宗庙之灵见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于累卵、社稷坠于一朝。方选君婴孩之中，寄治乳报之日，使奸竖专朝，贼臣乱纪，惟欲指影以行政，假形而弄诏，此则掩眼捕雀、塞耳盗钟。今泰（秦？）、陇尘飞，赵、魏雾合，宝夤。丑奴势逼豳、雍，葛荣、就德凭陵河海，楚兵吴卒密迩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邻之福也”。一旦闻此，谁不闚（门里俞）？窃惟大行皇帝圣德驭宇，继体正君，犹边烽迭举，妖寇不灭，况今从佞臣之计、随亲戚之谈，举潘嫔之女以诳百姓，奉未言之儿而临四海，欲使海内安义，愚臣所未闻也。伏愿留圣善之慈，回须臾之虑，照臣忠诚，录臣赴阙，预参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禁旅不知之状，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然后更召宗亲，推其年德声遐迩，改承宝祚，则四海更苏，百姓幸甚。

尔朱荣抗表请入朝，胡太后高度紧张。尔朱荣的从弟尔朱世隆时为直阁，胡太后听说尔朱荣发兵晋阳时，赶紧派遣尔朱世隆赶赴晋阳慰谕尔朱荣，劝他不要一时冲动，鲁莽行事，铸成大错。尔朱荣准备将他的从弟留下来，世隆说：“朝廷本来就已经怀疑兄长您，所以才派遣我来，你如果把我留下，那就更加证明朝廷的怀疑是对的，必然使朝廷预先有所准备，此计不妥”。于是又让尔朱世隆按期返回洛阳。

三月，尔朱荣举兵晋阳。“荣三军缟素，扬旌南出”（《洛阳伽蓝记》卷一）。癸未，葛荣的起义军攻陷魏沧州，并抓获了此时薛庆之，居民死者十分之八九。乙酉，魏葬孝明帝于定陵，庙号肃宗。夏四月，尔朱荣军至河阳，尔朱荣与元天穆商议，认为彭城宣武王元勰在服侍孝文帝疾以及拥立宣武帝的过程中，极尽忠诚勤劳，功勋卓著，他的三儿子长乐王元子攸平素也威望很高，准备将其立为皇帝。为此，他们又专门派遣尔朱荣的从子尔朱天光及其亲信奚毅、仓头王相进入洛阳，与尔朱世隆密议，并秘密拜见了元子攸，“具论荣心，子攸许之”。尔朱荣是一个非常讲究迷信的人，在天光等人返回晋阳以后，尔朱荣还觉得不放心，为慎重起见，“乃以铜为显祖诸孙各铸像，唯长乐王像成”（北魏人有一种风俗，凡是准备新立皇帝，都要先浇铸计划新立皇帝的铜像，并以铸像是否成功的占卜结果作为重要依据，即所谓“胡人铸像以卜君”。尔朱荣准备拥立新君，当然也采用了这种传统的方式）。

在尔朱荣起兵晋阳的同时，世隆也在第一时间从洛阳逃出，到上党与尔朱荣汇合。胡太后得知消息以后十分恐惧，马上召集王公大臣等紧急会商，寻求应对办法。这些平素只为权势利益而战、各自心怀鬼胎的、只顾贪虐的宗室大臣们，面对势力如此强大的尔朱荣及朝廷权力格局可能重新洗牌的势态，所以都面面相觑，不肯表态，显得有点冷场。这时候，平素最善于溜须拍马的徐纥赶紧站出来圆场，但他说得并不是真心话，内心里也早就另有别的打算了。他说：“尔朱荣小胡敢称兵向阙，文武宿卫足以制之，但守险要，以逸待劳。彼悬军千里，士马疲弊，破之必矣”。这段话，后魏杨衒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得更加具体：“唯黄门侍郎徐纥曰：‘尔朱荣，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长戟指阙，所谓穷辙拒轮，积薪候燎，今宿卫文武，足得一战。但守河桥，观其意趣。荣悬军千里，兵老师敝，以逸待劳，破之必矣’”。对这样的馊主意，胡太后竟“以为然”，于是便以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帅众拒之，别将郑季明、郑先护，便是郑俨的从祖兄弟。当尔朱荣到达河内以后，又派遣王相秘密进入洛阳迎接长乐王元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与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王元劭、弟霸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公元子正，偷悄悄地从高渚（今河南孟津县东）渡过黄河，丁酉（四月九日），与尔朱荣在河阳会面，将士都喊万岁。戊戌（四月十一日），又渡河返回。元子攸即帝位，子正为始平王，以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领左右，即领左右千牛奋身）。以元劭为无上王，意思是将其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位最高无上的铁定法则，所以后人评说，“有君而言无上，君子是以知魏主之不终也”。

郑先护素与元子攸关系不错，听说他即帝位，便与郑季明一起开城纳之。李神轨到达河桥，听说北中不守（晋杜预建河桥于富平津，河北侧岸有二城相对，魏高祖置北中郎府，徙诸从隶府户并羽林虎贲，领队防之。“北中不守”，可以平行至洛阳矣。宋白曰：“北中城，即今河阳城”），当即逃了回来。费穆也丢下下属首先向尔朱荣投降。就是那个给胡太后出主意的徐纥看到大势不好，赶紧假传诏书，连夜打开殿门，取骅骝厩御马十匹，东奔兖州，去投靠羊侃。平时跟太后跟得最紧的郑俨这时候也悄悄地丢下太后“走还乡里”。郑俨与从兄荥阳太守仲明谋据郡起兵，后为其部下所杀。

胡太后一看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好“尽召肃宗后宫，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发”。尔朱荣召集百官迎接新立皇帝元子攸的车驾，“己亥（四月十二日），百官奉玺、备法驾，迎敬宗于河桥”。庚子（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派遣骑兵将太后及幼主元钊抓起来，送至河阴。据史书记载，死到临头的胡太后还“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沉太后及幼主于河”。对于尔朱荣的这种残暴行为，后人评说，“胡后，魏之罪人，荣之沉之当矣；幼主何罪？而并杀之邪？魏之诸臣亦信有罪矣！然非可尽责也。荣能诛其奸慝而擢其贤才，则五伯之功立矣。乃侍其威力，肆行诛杀，其不仁亦甚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三十一引胡氏语）！但在那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北魏王朝能有几个好官吗？即使有好官，他们能提升上去、且生存下去吗？

将胡太后及幼主元钊沉河喂鱼之后，费穆悄悄地给尔朱荣出主意说：“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服，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知公虚实，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恐公还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内变作矣”。尔朱荣内心里觉得费穆的话有道理，便对他的亲信慕容绍宗说：“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加芟翦，终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诛之，何如”？绍宗说：“太行荒淫失道，嬖幸弄权，郩乱四海，故明公兴义兵以清朝廷。今无故歼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长策也”。慕容绍宗的话虽然言之有理，但尔朱荣没有听得进去。“乃请帝循河西至淘渚（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县东北），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肃宗暴崩，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易阳王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魏书•孝庄记》列举的王公大臣除了上诉三人以外，还有仪同三司元恒芝、广平王悌、常山王邵、北平（今河北卢龙县）王超、任城（今山东济宁市）王彝、赵郡王敏、中山王叔仁、齐郡王温。元略为仪同三司东平王，与《资治通鉴》稍异。

费穆是费于的儿子，代人，“字郎兴，性刚烈，有壮气，颇涉书史，好尚功名”。他曾经做过泾州平西府长史。“时刺史皇甫集，灵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亲，多为非法，穆正色匡谏，集亦惮之。转安定太守，仍为长史，还朝，拜左军将军，转云州刺史。他“招离聚散，颇得人心。时北境州镇悉皆沦没，唯穆独据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军不至，兼行路阻塞，粮仗俱尽，穆知势穷，乃弃城南走，投尔朱荣于秀容”（《魏书》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二  费于传）。

有关这次屠杀的数字，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千人，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北史》。另一种说法是一千三百余人，则出自《魏书•尔朱荣传》，具体情况留待后文再加以讨论。对于这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据《资治通鉴考异》引《北史》的记载说“荣惑费穆之言，谓天下乘机可取，乃谲朝士共为盟誓，将向河阴西北三里，至南北长提悉命下马西度，即遣胡骑围之。妄言丞相高阳王反，杀王公二千余人”。前黄门侍郎王遵业兄弟正为父亲守孝，他们的母亲还是敬宗元子攸的从母，弟兄俩相跟着出去迎接敬宗，都送了命。史载，王遵业“儁爽涉学，时人惜其才而讥其躁”。有朝士百余人后至，荣复以胡骑围之，令曰：“有能为禅文者，免死”。据《北史》记载，在这百余人中除了侍御史赵元则为了活命，站出来响应尔朱荣的招募以外，其余的如“陇西李神儁、顿丘（今河南浚县北）李谐、太原温子升，并当世辞人，皆在围中，耻从是命，俯伏不应”。按理说这几人是必死无疑了，但均活了下来，后来的《资治通鉴考异》曾对此提出了质疑。现代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的作者专门就尔朱荣河阴杀百官一事作过辨正：

观夫尔朱荣与元天穆之言，河阴所杀者，或魏朝中贪污特甚之朝贵，盖尔朱荣见魏贪污之病，已入膏肓，非予以严厉之铲除，不足以革新魏政，改易世风。且观其事后至洛阳，宰辅诸大臣皆一一复出，更可以证其所谓尽杀百官者，恐乃史家好恶之言耳（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六册373页）。

这话是有道理的。另据《魏书•刘灵助传》记载：

刘灵助，燕郡人，师事刘弁，好阴阳卜而麤疎无赖。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后自代至秀容，因事尔朱荣。荣性信卜筮，灵助所占屡中，遂被亲待，为荣府功曹参军。建义初，荣于河阴王公卿士悉见屠害，时奉车都尉卢道虔兄弟亦相率朝于行宫，灵助以其里卫护之，由是朝士与诸卢相随免害者数十人（《魏书》卷九十一 列传术艺第七十九）。

这段话也说明，尔朱荣当时并非“尽杀朝士”。

尔朱荣杀害胡太后、幼主元钊以及大批的朝士以后，便指令其手下军士高喊“元氏既灭，尔朱氏兴”，称他万岁，他取代元氏天下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他还派遣十人拔刀向行宫（他所拥立的新皇帝元子攸暂时居住的地方），元子攸与无上王元勋、始平元子正出帐外，尔朱荣先委派并州人郭罗刹和西部高车叱列杀鬼侍立皇帝的一侧，并谎称为了保护皇帝而将其抱入帐内，紧接着让其余的人将皇帝的两位弟兄元劭及元子正一起杀害。又派遣数十人将皇帝送到河桥，放在幕下。元子攸忧愤无计，使人对尔朱荣说：“帝王迭兴，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岂敢妄希天位？将军见逼，以至于此。若天命有归，将军宜时正尊号，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当更择贤而辅之”。据《资治通鉴考异》引《周书•贺拔岳传》，当时都督高欢是极力主张尔朱荣称帝的，而《魏书•尔朱荣传》则说：“于是，献武王（即高欢）与外兵参军司马子如等切谏，陈不可之理”。当尔朱荣表示：“愆误若是，唯当以死谢朝廷。今日安危之机，计将何出”、显得六神无主的时候，献武王又说：“未若还奉长乐（指长乐王元子攸）以安天下”，于是便继续还奉庄帝（元子攸）。《北齐书•神武纪》也说：“荣将纂位，神武谏，恐不听，请铸像卜之。铸不成，乃止”。因为高欢后来做了北齐的神武帝，从上述《周书•贺拔岳传》的记载则可证明，魏收（《魏书》的作者，北齐时人）与北齐史官都是为了帮高欢来掩盖这一罪恶，才那样说的。

当魏敬宗元子攸（孝庄帝）提出禅位给尔朱荣时，周围的人的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事实上鉴于当时形势，大多数人都不敢表示不同意），倒是尔朱荣还显得有点迟疑未决。这时候他的手下爱将贺拔岳主动站出来说：“将军首举义兵，志除奸逆，大勋未立，遽有此谋，正可速祸，未见其福”。由于尔朱荣本身就对此有点犹豫，于是他又按照传统的“铸像以卜君”的方式，来“自铸金为像”，但其结果是“凡四铸不成”。前面说过，尔朱荣是一个非常讲究迷信的人，所以他的手下就养了一个很会占卜的功曹参军刘灵助，尔朱荣对他的占卜结果非常相信。这时，这个刘灵助说：“天时人事未可”。尔朱荣说：“若我不吉，当迎天穆（就是一直以来和尔朱荣非常要好的元天穆，也是魏宗室成员）立之”。刘灵助又说：“天穆亦不吉，唯长乐王（元子攸）有天命耳”。这时，尔朱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然后深思愧悔说：“过误若是，唯当以死谢朝廷”。贺拔岳请尔朱荣杀高欢以谢天下，但周围的人都不主张这样做，因为“欢虽复愚，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多事，须藉武将，请舍之，收其后效”，尔朱荣听从大家的意见，没有杀高欢，在后半夜四更十分，又把孝庄帝迎接回军营。尔朱荣自以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望马首叩头请死”。

由于尔朱荣带领的胡骑杀害了很多的朝士，所以他们都不敢进入洛阳城，都想返回他们的老窝晋阳，并将首都也迁到晋阳。尔朱荣很长时间犹豫不决，武卫将军泛礼也一直劝他不要迁都。辛丑，尔朱荣侍奉孝庄帝进入洛阳。庄帝登上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元建义。庄帝诏曰：

太祖诞命，应期龙飞燕伐，累世重光，载隆帝绪，冀欲阐兹洪业，永在无穷。岂图多难，遘兹百六，致使妖悖四起，内外竞侵？朝无恤政之臣，野多怨酷之士，实由女主专朝，致兹颠覆。孝明皇帝，大情冲顺，深存隐忍，奄弃万国，众用疑焉。茍求胡出，入守神器，凡厥有心，莫不解体。太原王荣，世抱忠孝，功格古今，赴义晋阳，大会河洛，乃推翼朕躬，应兹大命，德谢少康，道愧前绪，猥以眇身，君临万国，如涉渊海，罔知所济，可大赦天下，改武泰为建义元年，从太原王督将军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两阶，武官三级，复天下租役三年（《魏书》卷十《帝纪第十  孝庄纪》）。

由于朝中百官已经被尔朱荣大批杀害，幸存者也逃匿不肯出，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赦于阙下。而山伟这个人是靠拍元义的马屁而爬上去的，其人品可想而知。他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接受新皇帝的招募，只不过是又想乘机改换门庭，以继续获取新的利禄罢了。洛阳城中士民人心惶惶，人怀异虑，城中谣言四起，有的说“荣欲纵兵大掠”，有的说“欲迁都晋阳”，于是“富者弃宅，贫者襁负（扛着包袱），率皆逃窜，什不存一二。直卫空虚，官守旷废”。尔朱荣上书曰：

臣世荷蕃寄，征讨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乱，孝明暴崩，遂率义兵，扶立社稷，陛下等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际，难可齐一；诸王朝贵，横死者众。臣今粉躯，不足塞往责以谢亡者。然追荣褒德，谓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责，无上王请，追尊帝号。诸王刺史乞赠三司，其位班三品，请赠令仆，五品之官各赠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赠以镇郡，诸死者无后听继即授封爵，均其高下，节级别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诏曰：“览表不胜鲠塞，朕德行无惑，致滋酷滥，寻绛往事，实切于怀，可如所表”。史载，“自兹已后，赠终叨滥，庸人贱品动至大官，为识者所不贵”《魏书•尔朱荣传》。

此后，“朝士稍出，人心稍安”，洛阳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就在这时，尔朱荣依然坚持他迁都的主张，孝庄帝亦不能违抗他的意愿。都官尚书元谌据理力争，认为迁都之议不可行。尔朱荣大怒，并带着威胁的口气对元谌说：“何关君事而固执也？且河阴之事，君应知之”！元谌毫不退让，说“天下事当与天下论之，奈何以河阴之酷而恐元谌？谌，国之宗室，位居常伯（即尚书），生既无益，死复何损？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无所惧”！尔朱荣更加暴怒，要治元谌的罪，由于尔朱世隆的反复劝阻，才改变了主意。在场的人莫不震悚，而元谌却颜色自若。过了几天，孝庄帝与尔朱荣登高，尔朱荣“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乃叹曰：‘臣昨愚闇，有北迁之意。今见皇居之盛，熟思元尚书言深不可夺’。由是，罢迁都之议”。《魏书》上说元谌“无它才识，历代虽重，时人忽之”。但明代的朱明镐在他所撰写的《史纠》一书中认为“此语谬矣。按赵郡王爱其次子谌，即让封，始迁肆州，继广食邑，谌悉辞不受，高节素风，一时无辈。及尔朱议欲迁都，恐喝河阴之毒，谌抗辞无挠，强御色沮，此非才识而何？《北史》因魏氏之言，沿而不削，亦一疵也”（朱明镐《史纠》卷三《元谌传》）。

癸亥，以江阳（今四川彭山县东）王元继为太师，北海（今山东昌乐县西）王元颢为太傅，光禄大夫李延实为太保，赐爵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王。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赐爵上党王。前侍中杨椿为司徒，车骑大将军穆绍为司空，领尚书令，进爵顿丘王。雍州刺史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冯翊王。庚戍，魏赐尔朱荣子乂罗爵梁郡王。

汝南王元悦及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彧，听说河阴之乱后，都向南投奔了梁朝。魏北海王元颢本来要去相州，当行到汲郡（今河南淇县东南）的时候，听说葛荣已经南侵，尔朱荣在河阴纵暴，也私下里“为自安之计，盘桓不进，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邺。”他的手下行台甄密得知元颢有了异志，又废除了范遵，重新推举李神摄州事，并派兵迎接元颢，观察他的动静。元颢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率左右投奔了梁朝。北青州（今江苏赣榆县西）刺史元世儁、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举州投降了梁朝。五月丁巳朔，魏加尔朱荣北道大行台，以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光禄勋元欣做他的副手。

有一天，尔朱荣上明光殿晋觐见魏主，重就河桥之事向魏主致歉，誓言无复贰心，庄帝也表现得非常大度，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老再提它了，同时还反复向尔朱荣表白自己对尔朱荣没有疑心。尔朱荣非常高兴，“因求酒饮之，熟醉。帝欲诛之，左右苦谏，乃止”。然后便用推车将尔朱荣送到中常侍省。尔朱荣一直睡到半夜才醒过来，他觉得非常后怕，“遂达旦不眠，自此不复禁中宿矣”。

五月辛酉，尔朱荣要返回晋阳，庄帝在邙山之北为其饯行。尔朱荣回晋阳，对洛阳这边依然放心不下，便让他的心腹元天穆进入洛阳，加天穆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以行台郎中桑干（今山西山阴县东南）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为之。史载，“并州刺史元天穆结异姓兄弟。穆年大，荣兄事之，荣为盟主，穆亦拜荣”（《洛阳伽蓝记》卷一）。

七月，孝庄帝诏曰：“乾坤统物，星象赞其功；皇王御运，股肱匡其业。是以周道中缺，齐晋立济世之忠；殷祚或亏，彭、韦振救时之节。自前朝失御，厄运荐臻，太原王荣爰爱戴朕躬，推临万国，勋逾伊、霍、功格二仪，王室不坏，伊人是赖，可柱国大将军兼录尚书事，余如故”。（《魏书》卷七十四  列传第六十二）。

由此可知，将尔朱荣比作“彭、韦、伊、霍”正是孝庄帝本人，而不是《魏书》的作者魏收。

至此，河阴之变告一段落，尔朱荣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北魏帝国（以上内容除了已经注明者外，均出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梁纪八  高祖武皇帝八》）。

庄帝对尔朱荣的赞扬，也许是出于真心，因为他的皇帝宝座确实是尔朱荣扶他坐上去的；也许是出于违心，因为此时的它并不自由，只不过是任尔朱荣操纵的一个玩偶而已。与庄帝对尔朱荣的评价不同，元颢从梁朝返回洛阳即皇帝位后，在写给庄帝的书信中则大骂尔朱荣：

直以尔朱荣往岁入洛，顺而勤王，终为魏贼；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已有陈恒盗齐之心，非无六卿分晋之计。但以四海横流，欲纂未可，暂树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独夫介立，遵养待时，臣节讵久？他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尔朱荣的野心，“且尔朱荣不臣之迹，暴于旁年；谋魏社稷，愚智同见；卿乃明白，疑于必然。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弃亲助贼，兄弟寻戈；假获民地，本是荣物；若克城邑，绝非卿有；徙危宗国，以广寇仇；快贼莽之心，假卞庄之利；有识之士，咸为惭之”（后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卷一）。

元颢对尔朱荣的认识以及尔朱荣野心揭露，可谓是看得清楚，说得明白。但他在梁朝的支持下，重新返回洛阳登基却不完全是为了北魏帝国的江山不被尔朱氏夺走，也有他的皇帝梦在作怪；庄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与他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尔朱荣，而是选择了尔朱荣，并借助尔朱荣的力量将元颢最终消灭。也并不完全是对尔朱荣的野心毫无觉察、对尔朱荣的残暴毫不痛恨。他们这一对元氏本家弟兄各怀鬼胎，心口不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对皇帝宝座的贪婪和留恋。

河阴之难对北魏帝国的破坏作用是近乎毁灭性的，除了对朝臣的大肆杀戮、对政权的打击以外，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破坏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据史书上的一些零星记载，如：“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隋书》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七  经籍一（经））。“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隋书》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八  经籍二（史））。“因魏氏丧乱，属尔朱残酷，文章咸荡，礼乐同奔，弦歌之音且绝，俎豆之容将尽”（《北史•儒林传序》），即可看出这种破坏作用是何等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