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辞典》载：“李銮宣，清•静乐人，字石农，乾隆进士，授主事。嘉庆间，累官云南按察使，缘事谪戍，寻释回，官至云南巡抚。著有《坚白石斋诗集》……”据考，李銮宣（1757—1817），山西省静乐县五家庄人，字伯宣，一字介舟，号石农。因其乳名叫龙儿，且累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故世称龙大人。

李銮宣，祖籍江南凤阳。祖上曾任四川珙县知县，江南高邮州知州。祖父曾官淮南仪所监制同知，父亲青上公曾授诰赠。李銮宣三岁丧母失恃，依其祖母沈氏长大成人。少时聪颖好学，祖母曾口授他四子书，声韵学。1768年，初应童子试；1770年，在县城入县学；1779年，入省城应赋，高榜得中；1790年，再试礼部，终成进士，在刑部主事刑曹；历任浙江温、处二州兵备道、云南按察使等。后因平反龙世恩案遭巡抚弹劾，于1806年，被遣赴新疆迪化守罪。1807年，父亲病殁于五家庄故里。翌年，特被恩准还家守孝。孝满服除后，又以户部主事用。以后，又历官天津兵备道、广东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等。1817年，终因“案牍山积，手不胜披，积劳弥甚”患痰疾卧床不起。等到升授他为云南巡抚的圣命下达时，他却早已于阴历九月廿六病卒。享年六十有一。

李銮宣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生平最长作诗。他作诗先后四十余年，流传于世的诗集有十六卷，称《坚白石斋诗集》。此集共收诗1262首，由七个分集组成。《白云集》两卷，收诗127，为在京为官时所作；《瓯东集》三卷，收诗244首，为兵备温、处二州时所作；《诏南集》两卷，收诗202首；为提刑云南时所作；《荷戈集》三卷，收诗257首，为谪戍新疆守罪时所作；《七十二沽草堂吟草》一卷，收诗85首，为兵备天津时所作；《诃子林集》两卷，收诗127首，为提刑广东时所作；《不波馆集》三卷，收诗222首，为四川布政使时所作。

《坚白石斋诗集》成集年代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正月。成集前，恽敬曾为之作序。李銮宣死后，其好友两广总督蒋攸铦将其遗稿搜集，汰其十之三四，整理，作序并付之梓。而后，由泰顺人董斿编订，李銮宣的嗣侄谨度、谨庸校字，最后成集。这就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唯一的《坚白石斋诗集》版本。

李銮宣一生作诗，从其“行行草官西、曹曹有白云”（“《行行草》”，官西曹，曹有白云亭。——编者注）的时期起，到“我生素平贱，年年苦饥寒”直至“归来续做黄梁梦，戴得天山雪满头。”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这整个过程不仅只是李銮宣的诗作日趋完善的过程，而且，更是李銮宣的思想日趋成熟的过程。他虽生在较殷实的宦吏之家，但由于三岁丧母，失去依恃；所以，从孩童时代起，他的心灵上就有常人无法理解的创伤。在仕途上，他虽历官按察使，布政使等；但，他又曾因平反龙世恩案被谪戍新疆迪化。这无论在他的思想上或是在诗歌创作上都是一个明显的转折。显然，他谪戍迪化时的《荷戈集》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峰巅，代表了他的思想真正成熟。因此，蒋攸铦赞誉他“为人刚介，有气岸”、“今之君子也。”推崇他复出从政，“为政宽平简易，不急功近名”；作诗一生，所言之言皆从肺腑出，无少娇饰。他的《司圜杂诗八首》不仅描绘了他为政时的政迹，而且，还绝妙地体现了汉乐府平中见奇的诗风。如口语一样，句句平易，字字凝炼。“我生素平贱，年年苦饥寒。前年为博士，去年作都官；今年治刑曹，其职惟司圜。黑海浩无底，岂见波与澜。累累众囚徒，铁锁行蹒跚。中更十数人，虚悬梁栋间；尻既不著地，头亦难触藩。奄奄仅一息，身无寸肤完。斯刑一何酷，凄恻不忍看......”这八首组诗可称为四季狱歌。“初日上短墙，役夫起炊爨。饭熟舁竹筐，亲为众囚散。”“十十与五五，先后走鱼贯；一人饭一盂，吏胥盱以悍。”从平易的排律渐进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的恻隐之心和为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体味到当时囚徒如麻，酷吏严刑的社会弊端。

李銮宣一生娶过三个妻子。元配康氏五产不育，终因难产母婴双亡，后又续娶康氏之堂妹。续弦康氏虽生儿子，可都是无一不早夭。康氏最舌亦因产后得病，医治无效而暴殁，所生子亦由“四六风”（其婴儿半年后夭亡，并非四六风故，——编者注）夭亡。虽然他又三娶徐氏，但终不得子。这一系列的不幸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有常人少有的诗才，更有常人少有的不幸；所以，他的诗作“愁苦之音多而欢娱之致少。”他的悼亡诗“十年苦忆茹花人”堪称情至之作。灾年一天，天大雨，家中只剩半盂米。康氏侍奉老公早餐，而她却“至午不得食”，只好摘篱下葫芦花和白水充饥。而今，自己虽官，却孑身一人；孤灯夜雨，怎能不伤情呢？正是那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剪不断，理还乱。当年与自己共患难之人已属遥渺了，可如今三尺孤坟，茫茫衰草，频年寒食又谁持一盂饭酒于坟上呀！

嘉庆元年（1796）正月，乾隆赐命千叟宴，李銮宣的父亲也在承恩之列；而且，还授赐“圣制诗刻如意鸠杖，文绮有差。”所以他颇感皇恩浩大，经常是“匆匆手版趋朝去，应见恩纶焕紫泥”。他主事刑曹时，虽看到了狱中囚徒如麻的现实，却始终不忘皇恩，总愿以实际行动做一个尽职忧民的清官。他写道：“典守是我责，此事当急图。笔札求友生，金钱为囚输；百钱买一裤，千钱买一襦。铺草盈其床，爇炭充其炉。鬼伯亦尔怜，入夜声欷嘘。”“皇天分四时，春生必秋杀，钦哉恤惟刑，民隐细推察。”

他的尽职尽守的思想和恻隐之心，以及他的行动显而易见。于是，他由京城外放后，便经常体恤狱情，大小之狱必以情分，为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但是，尽管他一心一意，尽忠职守，甚至有点儿小心翼翼。他还是因平反龙世恩案，在帝派与和珅派的角逐中，受害被逮，贬往迪化守罪。对此，他却并无太大的怨恨，而仅仅是认为自己“奉职无状”而已。

这种悲剧与其说是他的悲剧，倒不如说是他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悲剧。1808年，他还家守孝，第二年，入静乐县城，随即登天柱山，不禁思绪万千，感慨吟叹。他写道：

“不到招提境，于今已卅年。此心如梦幻，过眼即云烟。钟磬出深碧，牛羊散远天；后来犹视昔，鸿爪记前缘。”

“汾碾交流处，青天一柱悬，人烟秋色迥，城廓夕阳偏。杵药苔痕长，栽松盖影圆。问心何地歇，文字亦尘缘。”《嘉庆己巳初秋重登天柱山得诗二首题壁》其诗行云流水，空灵婉切；飘飘忽忽，一往情深。

李銮宣一生无子，这对具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正统观念的他来说，实在是一种长时期压抑。他缘事谪戍，而父殁于五家庄故里，第二年，他才释归。由是，当再官时，他经常悔恨自己。与公“奉职无状”，与私又不得“终事其父”。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憾事。他释归后，曾请友人为他画过一幅《万里荷戈图》。他题诗内有“归来续做黄梁梦，戴得天山雪满头”之句，流露了伤感。归家时，他又曾梦中得句。诗为“明月天津照，寒梅庚岭开；峨眉千尺雪，归梦雨花台。”活脱脱一首自传诗。可以说，这是他仕宦经历的写照。然而，很值品味的是：他虽自以为自己他日可以宦游江南（这倒也实现了），可不幸的是这后来之事竟被他言中，终因痰疾殁于锦官。他曾写过“执法当开三面网，焚香欲饱十年书”的楹联。这正是他从迪化释归后，对《荷戈集》思想的顿悟。既总结前事，又复启未来。一副联道尽了为政为诗的精髓。可以说，他继承并实践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杜甫思想。他的《荷戈集》与上面提到的《嘉庆己巳初秋重登天柱山得诗二首题壁》，足以代表此种思想。

李銮宣所处的时代，既是清王朝的盛世，即乾隆盛世；又是这个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处于鸦片战争前夕的时期。乾隆盛世的社会经济是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是清王朝繁荣的顶点；但这种繁荣不是真正的繁荣，而是危机四伏的“繁荣”。当时，正处在封建经济面临变革的前夜，封建专制的集权政治亦已开始动摇。大地主、大官僚骄奢淫逸，极端的腐朽。他们“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游十日未竟。”家中女子“日至高舂，晨睡方起，即索饮人参龙眼汤”；“梳洗毕，已晌午矣”。“制食必以精庖为之，乃始下箸。”与此相反，广大人民则是“田之归于富者，大约十之五六”并沦为佃户。一年到头，除“日给之外，已无余粒。”卖妻鬻子者，屡见不鲜。“十年苦忆茹花人”、《推车谣》、《卖子谣》正是此种现实的反映。嘉庆初，查抄贪脏枉法无恶不作的和珅时，仅他个人私产就足抵举国岁入十年以上。所查财产着实地喂饱了嘉庆，当时即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谚。嘉庆间，更是辇毂之下，结党营私，衰败现象普遍出现。于是，人民被迫起义，进行反抗；统治者则对之残酷镇压。李銮宣的诗中对之间接地有所反映：“冬日又苦短，阶前百草枯。朔风卷寒雪，屋角狂飙呼。嗟尔狱中人，皲瘃伤肌肤。单丝不被体，裸立如枯株，亦有垂死者，僵卧久不苏。” “炎夏日苦长，汗出多于浆，满室飞青蝇，噂沓不可当。人夜更逼仄，豹脚蹲如狼。饥虱曳修尾，吮血同啮瓢。……尔囚夙何孳，四顾徒怅怅。呼囚出庑下，命吏扫其床。……薰以松柏枝，杂以苍术香。安得须菩提，法雨注慈航；三千大千内，世界皆清凉。”李銮宣在那个社会能够如此关心囚徒，确属难能可贵。但是，尽管他意识到了“尔囚夙何孳”，希望“世界皆清凉”；广大劳动者与统治者的矛盾还是日趋激烈。对此，清统治者又采用了某些怀柔分化政策。康熙、乾隆、嘉庆三朝，文化在它允许的范围内相对宽松。他们笼络知识分子编辑《四库全书》，并借此提倡考据，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但在追逐考据的风气下，形式主义的拟古思想又弥漫文坛。人们作诗大多在诗中填书塞典，错把抄书当作诗。但，也有一部分人反对盲目拟古，提倡写个人性情遭遇。当时，诗坛形成两大派别：即格调派和性灵派。格调派以沈德潜为首，认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因此他主张写诗必须“温柔敦厚”，必须学古。古体诗可宗汉魏，近体诗可宗盛唐。无疑，这种主张相对地束缚诗歌的创作。同时，在诗坛也套就了一批假古董。李銮宣的诗作虽则也有温柔敦厚之影。但他只是把它当作诗歌之一端。另一派以袁枚为首，提倡“性灵说”。袁枚是反对盲目尊唐崇宋的人，主张诗应以“工拙”为标准；而不应以“古、今”为标准。这是进步的文学主张。他曾对写诗要温柔敦厚的主张进行过驳斥。他说，“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宜各有所当”。李銮宣的诗作亦正是袁枚主张的体现。袁枚主张写个人遭际，而李銮宣的诗作亦正是凭借个人之灵犀与遭际有感而成。所有诗作皆是他生平之所历，皆是亲眼之所见。所谓：险夷得丧，欣愉忧戚；名山大川，穷边绝域；人事之变迁，物情之凉燠，莫不见之于笔端。整个诗作忧深思远，有陶唐之风，屈宋之骨。他的诗既具《诗经）温柔敦厚之情，又备晋代陶潜田园风味之意；并足取白居易之平达、杜甫之严谨为自己之一统。其诗“清而腴，杰而秀，不为藻采浮声所获”；效法诗三百之六义。“志凝深远”，直逼古意；“积今成昔”，自成一家。正像有人所说的：“清而不浮，坚而不刿；不求肆于意之外，不求异于辞之中。”他的诗“反复以发其腴”，“揉磨以去其滓”。他的怀人之作中好贤之盛意犹为幽深，而唐人作诗时“长言咏叹，不能自己”的情态更是时时在他诗中出现。《诗经•国风》每言各系其地之遗风，亦时隐时现，历历在目。尤为独到的是诗作中关于“踏车”，“祷雨”、“推车”、“卖子”等民谣中的忧民之隐，更是忧深思远，长于他人。而《推车谣》与《卖子谣》，就现在来说，也不失其教育意义。

《卖子谣》反映人民在统治者残酷剥削下，无法生活，被迫忍痛割爱，卖儿卖女的悲惨情景。全诗语言凄楚悲切，惨不忍睹。请看：“百钱买一儿，千钱买一女。小者五六岁，大者三尺许。十十五五沿堤来，彳彳亍亍黄尘霾。老母谓女儿：‘卖汝实痛汝。怀中一块肉，弃作路旁土’。老父谓女儿：‘卖汝乃爱汝。朱门酒肉臭，但去无所苦’。痴儿痴女不知离别难，从人略卖衣裤单。衣单单，心悒悒，儿长为奴女为妾，灶前灶后背人泣。”

《推车摇》写流民离乡背井，流浪乞讨的悲惨生活。字里行间，血泪斑斑，更是令人不忍卒读。“只轮车，双足趼。夫为推，妇为挽。老妪稚子坐两头，黄土满身泪满眼。问从何处来？曰从山东来；问到何处去？乞食远方去；车上何所有？破毡裹敝帚；车中何所施？草根兼树皮。欲行不行行蹒跚，累日并无粒米餐，长跽乞怜，求施一钱；一钱不救君饥寒。只轮车，车转毂，老妪呜呜抱儿哭。卖汝难抛一块肉，不如老妪经沟渎。”（经：即缢死）。其作诗不是为作诗而作诗，而是有所为而作。 惓意于亲老怜贫的《大泉》、《酒泉》闲暇幽静、岁短悠长时的《独漉》诸篇；以及怀人思友，情切难奈时的《江有佗》、《南山有鸟》等；皆属有所为而作的上乘诗作。这类称得上精品的诗作，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动画式地反映出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体现了他处世为人的态度。因此，可以说他的诗作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和一定的人民性。

有人考证过清代的诗作与作诗。顺治中期的诗赡而宕，康熙时的则适而远，雍正时的浏而整。自乾隆以后，诗作者们不得不自僻町畦。正因为这样，所以，“秦权汉尺以为质”，“古山经水注以为博雅”，“街弹春相以为真率”，“博徒淫舍以为纵丽”。除此而外，所作的诗才推为 “不蹈袭，不规摹”。由是，人们觉得作诗日趋艰难。虽说蹈袭、规摹之风曾一度风行于清代不是件好事；但，上述风气的一味提倡确也使人们无所适从，草木皆兵。另有人认为：诗有六义，兼之者则善；不兼者，必有所偏至；而诗之患矣！六义者，天下人之性情也。性情者，给于万事，周于万形；故得性情之至者六义附。笔者认为，性情的体现应该见诸于具象的诗。其诗作虽然与古人有某种契合；但，如果完全体现了性情，使六义附，新意出；那么，所谓蹈袭与规摹在此种意义上，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李銮宣的诗作正是取材自个人遭际，并基于性情，附以六义，新意幽深且绝无蹈袭、规摹之嫌的诗作。性情之人性情诗，李銮宣绝矣！

《坚白石斋诗集》所收1262首诗作大部分缠绵婉切，其情其意，一往而深。诗集开首一首即是如此。“爆竹连宵火树齐，驱车早出国门西，严城半夜开鱼钥，明月中天快马蹄。残雪压枝官柳暗，晓霜铺地石桥低。匆匆手版趋朝去，应见恩纶焕紫泥。”其诗柔情缠绵，深隐其中。他的诗作大部分为五言，古、近体兼备；既浑然一体，又各具特色。至于体式格调，长短句交错，又更是异彩纷呈，尽其所用。而且，所作诗篇无律吕以节，无声韵以限。可又完全有“抗”、有“坠”，有“调”、有“格”，均为平实精雅之体。如若咏之，皆唱叹之音。他的游歌之作，皆锵然如韶乐、燕喜之章，又都是蔚然如虎凤。诗作中，大部分的愁苦之作足以遣怀，游历名山大川的欢娱之作，又足以言志。《坚白石斋诗集》从未因音韵格调而受到压抑。这同他的坚厚的声韵学基础是完全分不开的。

前面说过，乾隆时曾招集、笼络了一批知识分子为其所用。于是好多文人雅士吟诗作句，谕扬太平，润色鸿业。诗体上以雅以颂，内容上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怒而不怨。甚至竭尽奉承、粉饰、颂扬之能事。而李銮宣诗作中关于此点则很少有之，正如蒋攸铦所说，他只是“啬于命，而不能不为之悲者也。”然而，他的某些润色鸿业的应景之作实在不能不说是《坚白石斋诗集》中的一个疵点。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以此苛求于那时的古人呢？总之，笔者认为：李銮宣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因素的兼取各派之长的思想活跃的多面性的性灵派实践者。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坛上，有一同城派，此派的一个旁支叫阳湖派。阳湖派以恽敬为代表，而恽敬正是为《坚白石斋诗集》作过序的人；所以，从他的文字主张也可以窥见李銮宣诗作的大概风貌。恽敬强调文章要达圣人之达，即阐明圣人之道。这也是韩愈的主张。恽敬认为，模仿古人，不限一家；而一家中也要取其长而去其短。作诗要具备才能，如不然；则不能“通难知之意，达难显之情。”这与他的祖派同。然而，他却又比桐城派高出一筹，敢于对朱、程学主持不同意见。“夫法之将行也，圣人不能使之不行；将废也，圣人不能使之不废。”他的此种见解已经意识到了一个道理，即无论什么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不过是他的认识朦胧一些罢了。恽敬为《坚白石斋诗集》作序， 大概正是因为以上诗歌创作观点的相合或默契吧。

目前，关于李銮宣的资料还不太多，对他的评价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愿我们大家都学会公孙龙的淬剑之法——坚白。古人说：目视石，但见白不知其坚，谓之白石；手触石知其坚，而不知其白，谓之坚石。是以，坚白不可合为一也。这句话已成千古定论了。但是，假若我们目视手触，相继兼用；坚白总还是可以兼而得之的。愿我们大家都学“耕石老农”，做一默默无闻的耕石者。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在浊不淤，卓立不移。

（引文分别引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历代诗话》（何文焕辑）、《山西通志》光绪版、《坚白石斋诗集》、《重续静乐县志》同治版、《中文大辞典》、《国朝耆献徵》、《国朝诗人徵略初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