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军政大学的日子

我一生中最光荣自豪、最幸福决乐，也是令我最为怀念的时光就是在西北军政大学的日子。在军大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我受到了上至校首长、文工团团长，下至班长、大哥大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1949年3月7日，在山西临汾西北军大驻地，经钟师统校长同意，文工团刘星火团长、尚世俊协理牵着我的手到了军大文工团。从那一刻开始，年仅九岁的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小文艺兵。

参军的当晚，大姐姐们为我端来了热乎乎的洗脚水。因为脚上布满了像墨一样的黑痂，我实在不好意思把它伸出来，众大姐开玩笑地说我是个“小封建”当我穿上配发的灰色军装时，帽子遮住了眼睛，衣服长到膝盖，裤子都提到了肩上，鞋子则只穿在前半截。于是众大姐连夜穿针引线进行改制，那双大鞋被拦腰切断缝合起来，成了一双圆圆的“包子鞋”穿上大姐们缝制合身的军装，扎上腰带，打上绑腿，我真是神气极了！

军大向西安进发，日行三四十公里。刘星火团长带着我走在最前面，他教我按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迈着和大人一样的步子，这样就不会掉队。一路上，我只背一条干粮袋，背包在出发时就被大哥哥们抢走替我背上了。有时候天黑了，我走着就睡着了，大哥哥们就轮流把我背到目的地。我的脚上起了泡，宿营时大姐们就为我烫脚，用针在油灯上一烤，扯下一根头发穿在针上，将针从我脚上的泡中穿出，这样泡就消了，第二天行军时脚就不疼了。

行军间隙，大哥大姐们捡起路旁的树棍在地上教我识字写字，还教会了我说快板、打霸王鞭等。团长还让我参加了行军鼓动组，给过路队伍表演快板，鼓励他们继续行军。

陈雅琴（中）在西北军大文工团与刘星火团长（右)合影/

行军中，我还很幸运地遇到了贺龙校长。记得，那是在一个大山坡上，大家整装坐在背包上。远处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是贺龙校长的车。停下车后，他看望大家并讲话，不知什么时候他看见了我，便走到我跟前用双手把我举了起来，亲切地说我奶味未干……当时我很怕把我送回老家去。在宿营地我常常被老乡们围着问长问短，一些小孩子还和我比个头。当时，我的班长也只有十六七岁，老乡们总指着我说是她的孩子，这可把她羞死了。为了我，她哭过鼻子，还受到过领导批评，真委屈她了！

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糗事，更是让我终生难忘。晚上睡觉 我不敢一个人起夜，又不好意思叫醒其他战友，有时候睡得又死，就画了“地图”，第二天还得大姐们给我收拾。甚至，一次晚上听课，我坐在李景荣大哥的怀里就睡着了，下课后竟然发现我在他身上也画了“地图”。

在西北军大与教育长戴伯行合影/

在西安王曲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当时每人发了两角钱(相当于现在的两千元)，大姐们给我做了件衬衣，还织了件我最爱的红毛衣。

1949年年底，在听取了贺龙校长向西南大进军的报告后，文工团被分为两批南下四川，我被分在了前梯队坐汽车行进。这时，大哥大姐们的双腿成了我柔软的座位，在翻越秦岭时，孙熙大哥抱着我坐在车前的大汽油桶上，我一打盹就摔了下来，幸好被车篷拦住了没有掉下山崖。入川后的一个晚上，男同志住在街沿上，女同志住过道。我从后门出去，看到一块明晃晃的地方，以为是块大石板，就纵身往上一跳，哎哟！竟然是一个齐肩深的大粪坑。大姐们赶紧找老乡借锅烧水，连夜为我洗衣、烤衣，第二天一早我就穿着热乎乎的棉衣上路了。后来。我又得了红眼病，两眼被包了起来，全身长满水痘和脓疮，我给他们添的麻烦可想而知……

成都解放后不久，为了革命工作需要我留在西南大军区工兵部队，李长路副校长等校首长专程到新津县看望我们，还合影留念。当校首长坐车离开时，我在后边追着跑一边挥手一边哭，直到他们消失在视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