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乐县动委会工作的回顾

李蔚然口述   裴忠利记录整理

关于动委会的工作情况

1937年10月动委会成立，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以动委会的名义，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统一起来，工作搞得轰轰烈烈，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我去静乐时，正是忻口失守，兵慌马乱，到处人心不安。动委会成立后，首先进行抗日宣传，安定民心。把凡是愿意抗日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吸收进来。我去后不久王怀远、赵任天也去了，请他俩给大家讲抗日有方、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多爱国青年受到教育，热情很高。接着动委会就把这批青年派到各区进行抗日宣传，不久成立了游击队，加上游击队的配合，不长时间，社会秩序就稳定了。为了扩大宣传，县动委会办了一个油印小报，起名叫《战潮》，我写了发刊词，谢文华、孙竹生和姓秦的一个静乐人具体编印。当时刘杰山同志也在静乐县，他是搞美术的，很会画图画，他经常在城关一带画宣传画，很有号召力。各区动委会及群众团体经常到农村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宣传品，宣传抗日的道理和政策，教唱抗日救国歌曲。县动委会还组织一些教师、学生成立了宣传队，编演各种文艺宣传节目，还举办了小学教员训练班，游击队骨干训练班，使抗日宣传深入人心，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鼓起广大群众的抗日勇气。

第二、组建游击队，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动委会成立不久，太原就失守了，一部分旧军官兵三五成群，到处连夜逃命。加上忻口战役中逃出来的卫立煌的中央军，阎锡山的逃兵，静乐、娄烦一带到处都是散兵游勇，他们每到一处都是要吃要穿，打骂群众，闹得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时，县动委会布置各区分会，迅速组建游击队。首先以县动委会名义，办了一个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由县政府和动委会联合下通知，那时候县长简直成了木头人，听天由命，一切由我们指挥。通知要求各区选派30人，不论识字不识字，年龄在20到30岁，愿意抗日就行。不几天每区真的派来了30多人，这次训练很不错，为各区成立游击大队培训了骨干。训练结束后，这批人回到各区，以他们为骨干各区都成立了游击大队。要求每区至少300人，实际上远远超过300人，方式是通过农、工、青、妇动员选送，有的脱产，有的两个月轮换一次，在游击大队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120师工作组同志插到里边如虎添翼，发展很快。当时静乐县是晋西北抓武装最早最好的县，这支游击队最多发展到2500多人，那时续范亭同志好几次来静乐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对静乐武装工作很满意。续老曾经提出要把静乐县的游击队编为暂编第二师，考虑由我任师长。后来经过讨论，考虑到阎锡山的统战关系，没有改编。总称静乐县游击支队，我是支队长，孙占彪是政委。西马坊大队长是王怀远，娄烦区大队长是赵任天，杜家村开始是李建良，后来是方熊武，康家会先是刘达仁，后来是蔡福生。城关是宋维新，这个人是阎锡山的一个旧军官，我们把他连人带枪交给了赵承绶，赵很不满意。说：人家吃了肉，给我啃骨头。宋维新走后，把王怀远由西马坊调到城关，目的是保卫县委和县动委会。宋到赵部后表现不好，经常挑拨离间，想拉我们的人，我们警告过他。

游击队建立后，一边训练，一边宣传，特别是收编散兵游勇，收缴他们的武器，对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一段每天可以收到几十条枪，拦住中央军、阎锡山、傅作义的逃兵，就给他们讲抗日政策，愿意抗日的吸收他们参加游击队，或者收了武器放他们回家。不多时就收获了近千条枪，几十挺机关枪。不到一个月时间，社会秩序就安定了。赵任天同志在峰岭底附近收编了傅作义部队一个排，他是大队长，去时只带了一个班，一去就收缴了武器。但是其中有两个土匪，前几天抢过人，这两个家伙的武器没有收缴。赵任天同志在前边走，那一排人在后面跟着，快到娄烦了，那两个兵痞提出要小便，赵任天同志表示让他们去，结果他们拔腿就跑，赵任天同志向他们喊话，命令站住，那两个土匪不但不停，反而举枪就打，赵任天同志牺牲在路上。赵任天同志是芮城县人，北京法学院学生，又住过抗大第一期，他爱人赵管华也是个学生。死后我代表组织辗转送去家里200元抚恤金，把赵任天同志安葬在县城对面的天柱山上，这个同志牺牲得很可惜。

1937年底，乘马隆兴同志调走时，我们把四个游击队带到康家会，集中编为静乐县抗日游击支队，跟着358旅，配属358旅指挥。我们派人请示贺龙、关向应同志，贺、关首长指示同意改编。120师派来好多得力干部深入到各个大队，孙占彪任政委，我任支队长。集中带到忻州，358旅派715团的政治部主任任远明同志来改编，给715团、716团各拨了两个大队，旅部给配备了700支步枪，1挺机关枪，成为358旅的一支骨干部分，这支队伍以后十分出色。改编带走后，我又返回静乐县，这时正是崔岩来接替马隆兴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

当然游击队里也发生过一些问题，比如娄烦区游击队，最早让尹某做政治工作，他办了几件很不好的事。有几个战士开小差，一连跑掉几个，本来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并不奇怪，主要是教育问题。可是尹某给那个八路军连长出主意，把游击队集中到院里，大门上挂上手榴弹，谁要跑一开门就炸死谁，闹得情绪很对立。再一个就是让参加游击队的人连同家长按手印，答应跑掉就加倍处罚。因为影响太不好，我们撤换了他。尹某是老党员，但在反顽斗争中表现不太好，起码是意志消沉。抗战开始后，他既想出头露面，挂个进步牌子，但又想过舒适安宁的生活，他还要娶小老婆。这种精神状态和抗战开始轰轰烈烈的革命潮流很不合拍，所以自然也就被时代的潮流抛弃了。

动委会在县委领导下，在120师工作组协助下，大力组织建设游击队，为358旅输送了2000名很好的兵。朱辉照、刘达仁一次便带走600多人，我带走的那一支1000多人，扩充了358旅两个团，这批人应该就是静乐历史上的第一批老八路。我们抓武装的工作多次受到续范亭和战动总会的表扬。这些人出去打仗很出色，出了很多英雄模范人物，所以静乐县在抗战初期出人出粮是有很大贡献的。

第三、实行合理负担，动员粮草。抗战初期，静乐县驻军很多，有我们的八路军120师，有赵承绶的骑一军，还有新军工卫旅一部分，后勤供给任务很大。这个后勤保障，供应粮草的工作也主要靠动委会来做。1937年12月三五九旅在东湖激战几天，战斗结束后就驻在静乐县的杜家村一带。王震、袁任远同志曾来县城同我们研究部队的供给保障问题。我们集中人力配合三区区委、区动委会动员广大群众，保证了三五九旅的供给。在这个时期我们向群众宣传动员，在农村实行合理负担，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各阶层群众踊跃参加，驴驮、人背支援军粮和其它各种军需物资，及时保证了数千驻军的后勤供应。而对赵承绶的部队给他粮，我们和他算钱。为这事，赵承绶勾结地方绅士高登翰等人诬告我贪污，随便向老百姓要猪肉、粉条，他们提出反对不合理的合理负担。

第四、组建抗日群众组织。动委会之下组建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并且通过区和行政村，全县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抗日救国群众战斗网。第一任工会主席是张文焕，海峰也在工会，因为她本人就是纺织工人出身，在工厂参加过工运活动。第一任农会主席是吕韵、青救会主席是候湧。妇救会秘书是巩凤英，之后是谢文华、王雨薇。1938年4月我爱人游惠珍去了，任过妇救会的副职。当时静乐县的农会工作很活跃，在娄烦一带扎根很深，所以在合理负担中搞得很出色，正因为这样，当晋西北组织农会时，首先向静乐县要农会干部，吕韵同志就是这样被调任晋西北农会主席的。这些抗日救国群众组织做了不少工作，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妇女。当时赵承绥以每人每月30元工资收买青年时，静乐县很少有人跟他，如段炽华的儿子、巩凤英、邢爱婵们都没有动摇。当时也有个别不好的，我记得有一个在太原上学的女学生，叫阎什么的，是一个有名的交际花，他母亲也不好，住在南关，我们准备吸收她参加，其它人一致反对。

第五、坚持统一战线政策，把一切抗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动委会本身是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很重要。我们去时，旧县长、旧公安局长都是惶惶不安，准备辞官逃走，我们给他们做工作，把他们也团结在抗日战线上来，并且推选他们担任了动委会主任、锄奸部长。动委会成立不久，县长姚淳调动，走时他有些害怕，我主持动委会开了一个欢送大会，希望他离开县后，仍要爱国抗日，并派公安局的人护送他回家。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安定一大批地方绅士，给他们吃了定心丸，这对团结这批人有很大作用。武润生是静乐县一个知名绅士，赵承绶总是拉他。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的政策，让他担任了动员分配部长，基本上处于中立。当然李膺庭、高登翰等几个绅士主要在赵承绶的指使下，他们经常聚会，造我们的谣，算我们的帐，但是东门住的那家王氏兄弟自动地监视他们的活动，常向我们报告情况。

在静乐县还发生过那么一件事：1937年底县长姚淳调走，新委任来崔庸才，有一天120师的孙占彪，外号叫孙大炮，到崔庸才家里去，孙、崔两人要换手枪，不小心走火，打死了旁边的崔庸才老婆。县太爷的老婆被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啊!我马上给关向应同志打电话。征得关向应同志同意，我把孙占彪捆绑起来，亲自送交崔庸才处理，崔庸才很感激，说什么也不让处理，并且亲自为孙占彪松绑。我说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现在打死人了，哪能不处理？最后声称要送孙到120师师部处理，实际上是调回去了。事后我们还给崔庸才老婆开了追悼会。由于处理得当，以后崔庸才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表现得比较进步，据说这个人解放后还在山西体育运动部门任过负责人，因为他在太原上学时是出名的篮球运动员。

由于同志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静乐县动委会工作搞得很出色，1938年5月战动总会在岢岚召开各县动委会主任会议，会上续范亭同志几次表扬了静乐县的工作，关向应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会议，每天晚上和我谈话，总结经验，战动总会办的报刊上也经常报道静乐的消息。那时候，同志们不计名不计利，那么艰苦，没有私拿一元钱的人。解放后我和赵承绶在北京见过一面，交谈起来他还很佩服我们那时一尘不染，革命热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