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乐县动委会工作的回顾

李蔚然口述   裴忠利记录整理

关于磨擦和反磨擦的问题

因为静乐县战略地位重要，赵承绶、傅作义、决死四纵队均有部队驻扎，统战工作很重要，但由于反动势力上下勾结，磨擦是不断的，我们也寸步不让，斗争就显得十分激烈。

一开始，我们同赵承绶的关系还可以。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阎锡山跑到临汾。大同、忻口失守，也就是1937年10月动委会刚建立，合理负担初步展开以后，赵承绶来到静乐县。当时虽然是一个骑兵军，实际上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连官带兵也不过1000多人，而且还是官多兵少。他们惶惶不安，准备渡黄河过陕西。阎锡山不同意，他更是无法打主意。还有一个友军是傅作义，也不满3000人，先到临县，不到半月又到偏关，董其武住在朔县。再就是新军，雷任民带领的决死四纵队不满2000人。真正的主力是程子华同志指挥的一个支队，其中有静乐县送去的不少兵。由程子华同志亲自培养，这是动委会的第一支队伍，以后改编为暂编第一师，这是晋西北新军的主力，打顽固时主要靠了这支队伍。

赵承绶刚到静乐时，他曾当面对我说：“不瞒你说，日本人再要打来，我这支队伍真是不堪一击，这可怎么办啊”！我提出首先要安定军心，他同意后亲自聘请我给他的营以上干部讲抗日前途。我记得在寺坡上动委会的大教室里，我们给赵承绶部队营以上干部每星期上三次课，我、龚允恭、乔峰山轮流给他们上课。这些人大部分是爱国的，是愿意抗日的，我们给他们讲抗日必胜，抗日不会亡国，讲毛主席的战略思想。

我记得有一次贺龙、关向应同志来静乐，由我引路去和赵承绶谈过一次话，贺、关首长建议他把骑兵改编成步兵，他很满意，他向我们提出要兵，我们没给。他要粮要盐，我们跟他算钱。在动委会里我没给他们任何职务，他们是在我们的控制下。在其它地方就不同了，岢岚有个地方绅士是赵承绶的交际处长，很反动，在他的控制下，牺盟会、动委会无法工作。

1937年11月发生过一次军队冲突，陈兴邦的一部分军队对彭德大的营进行袭击，报告我后，我找赵承绶谈，赵说不知道。事后他命令陈兴邦下不为例。

“七七”事变前，到1938年秋，陈兴邦、郭挺一、赵承绶的部队加起来有五六千人，都归赵承绶指挥。当时120师师部在岚县，但实际上宋时轮同志率一部分到山东开辟沂蒙根据地，359旅到了晋察冀，李井泉到了大青山、冀热辽地区，所以在当时静乐县的战略地位就更重要了。

1938年初磨擦就开始了，磨擦的焦点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一个是分兵，我们把动员起来的新兵大部分送给了八路军120师，赵承绶有意见。有一次，在城关被他们扣了我们几个人，我们立即指名道姓向他要人，最后还是放出来了。另一个是合理负担动员起来的粮、钱，如何使用，我们给120师送去，而他要吃粮就得拿钱，意见就更大。我们说你有阎锡山给的军费，八路军艰苦抗日，理应供给。

到1938年4月磨擦得厉害了，赵承绶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勾结陈兴邦等向我们发难。他们指使地方上一些不好的绅士如高登翰、李膺庭首先责问我们为什么不和任何人商量就把人和武器送给八路军。第二，县里的兵站到各区扩兵，筹集了多少物资?他们诬告我们有贪污，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我们不贪污，是专寻岔子。他们提出反对不合理的合理负担，甚至要清算帐目，要收回政权。1938年5月战动总会在岢岚召开各县动委会主任会议，杨集贤、郝梦九都参加了，还有赵承绶在岢岚的那个姓赵的交际处长，他们会内会外配合进行破坏，说我们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合理负担多征了粮草。会议前后，续范亭和南汉宸同志两次骑马赶来静乐解决磨擦，来后召集了各方面的代表大会，外地去的干部不多说话，主要是本地人如李秀山、吕韵、巩凤英、邢爱婵、王家兄弟，这把子人出面和那几个地方绅士辩论，闹得他们无话可说。一天晚上，我们请赵承绶去洗澡，同去的有续老、南部长、赵和我，续老顺便扯起这件事，赵承绶佯装不知，续老说：要是真有这种事，你可不能支持啊!赵支吾其词。事后他们密谋策划了十八条罪状将我告到阎锡山那里，于是6月份阎锡山下了密令，要逮捕我。住在秋林的牛荫冠同志暗地里给总部打招呼，骑兵军的我方干部宋振寰也知道了。于是6月份组织上调我到战动总会任组织科长。但指示，要经过斗争，不要轻易离开。我一直坚持到8月份，快秋收了。为了显示我们的力量，走时召开了盛大的欢送大会，崔岩同志主持，甘重斗、李克等同志都参加并亲自讲话，对动委会的工作做了评价，把反动势力的气焰压了一下。但他们还不甘心，赵指使一伙兵痞流氓企图在半路上武装拦劫。赵承绶部队有一个韩营长和我是老乡，他事先给我通了气，我和他议定，他出一个武装排，在西马坊一带护送，半路上也碰到几个地痞，出面拦阻，都被区上牺盟会、动委会事先组织的群众轰开了。我回到总部后，总部办的报纸上刊登过“打退顽固分子的进攻，李蔚然同志欣然归来”的报道。我回到总部后经常到各县了解磨擦情况，部署反磨擦工作。在赵承绶骑兵军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宋振寰同志的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上和贺、关首长联系，中间由我联络，磨擦加深后，实在呆不下去时他还在那里在了半年。这期间党给他的秘密指示都是由我给他传达。宋振寰同志以后叫宋日昌，现在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我是8月份离开静乐回到总部的，我走后一两星期内就发生了“张文焕事件”，张文焕事件在当时晋西北一带影响是很大的。斗争很激烈，实质上还是磨擦斗争，这是顽固派抓我未遂的余波。

我前后在静乐县工作了将近一年，深深感到那里的老百姓人民群众是很好的，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我们几个人工作是搞不成的。抗战初期，静乐县出人出钱，对革命有很大贡献，静乐县的工作在整个晋西北是先进的。那里自然条件并不好，当时生活很艰苦。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对革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真了不起啊！

（原载《山西文史资料》1987年第4期总52辑、《战动总会文献资料回忆录》、《中共山西历史忆事》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