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与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群英荟萃、星光璀璨的历史星空中，高君宇和毛泽东无疑是两颗光彩夺目的明星。这两位青年精英，虽然一为晋人，一为湘人，但革命的机缘却使他们萍水相逢，由相识、相交、相知而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高君宇为革命事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未能同毛泽东等革命战友一起为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而继续浴血奋战，而只成为一颗迅忽而逝的“彗星”。但他的思想光辉，犹如耀亮的闪电，已经融汇在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缔造的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曙光之中；他的革命业绩，犹如倚天之宝剑，已经熔铸在天安门前高高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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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与毛泽东系同时代人。毛泽东生于1893年，年长高君宇3岁。两人相识于1918年秋冬之际。那年8月，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和张昆弟、李维汉、蔡和森、罗章龙等离别长沙，乘火车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京城。在此之前，这批热血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组织成立了一个青年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以寻求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抵京不久，蔡和森等青年学子赴法国勤工俭学去了，罗章龙考入高君宇所在的北京大学预科读书去了，而毛泽东则经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时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的杨昌济先生介绍，被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聘为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助理员。他决心利用北大图书馆这个十分理想的学习环境，钻研各种新学说，以寻求改造社会的真理。而高君宇此时已经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两年之久。在新潮流的冲激下，在《新青年》和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高君宇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日趋成熟起来。就在毛泽东抵京的3个月前，高君宇就满怀爱国热忱，和毛泽东的乡友邓中夏及张国焘、许德珩等北大同学，发动、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的总统府请愿，以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请愿失败后，他们立即组织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不久，这一团体因受到军阀政府的压迫遂改为“国民社”，出版富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杂志。高君宇成为这一进步团体的骨干分子。与此同时，他还加入了“以介绍西洋近现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的新潮社，并很快成为这一团体的领导成员之一。然而，在这一时期，对高君宇最富有吸引力的则是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因为该馆主任李大钊先生是我国第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了探讨救国之策，高君宇、邓中夏、许德珩、罗章龙、张国焘等爱国学生经常聚集在这位“良师益友”周围，或阅读革命书刊，或聆听李大钊先生的讲话，或议论国事，抨击时弊……而任图书馆阅览室助理员的毛泽东有时亦抽暇参与这些活动。这样一来，高君宇和毛泽东这两位青年精英就自然而然地相识了。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在北大图书馆的生活时说：“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人们的名字……在这些看报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他还说：“由于我的职责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然而，高君宇却不是这样。他不仅与毛泽东一同在天安门前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讲演，而且加入了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会长、《京报》主笔邵飘萍为导师的新闻学研究会，并同时获得该会“听讲半年之证书”。因此，高君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作家斯诺采访，谈到中共“一大”党员骨干时，还用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讲到了山西的高君宇（因译音之误，斯诺写成“高崇武”）。

1919年5月1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高君宇不仅是这一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而且是最积极、最勇敢、最无畏的参加者之一。“五四”当天，他和邓中夏、许德珩、罗章龙等学生领袖不仅率领爱国学生游行示威，而且带头参与了火烧赵家楼、殴击章宗祥的壮烈行动，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一章。因此，他先后被推为北大学生会、北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成为当时北京学界的风云人物和爱国学生颇为仰慕的学生领袖。著名的青年革命家贺昌曾于1925年3月撰文说，高君宇“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强有力的健将”。然而，这一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消息却在湖南遭到了军阀的封锁。直到5月9日长沙的报纸才开始冲破封锁纷纷予以报道。为了联络全国各地学生共同开展反帝爱国的斗争，北京学联于5月中旬派人分赴全国各地进行串联。高君宇奔赴山西太原，而他的同学、战友邓中夏则抵达湖南长沙，向他的乡友毛泽东等爱国学生介绍了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情况。之后，在毛泽东等热血青年的积极串联下，湖南学生联合会于5月25日正式成立。该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一时期的学生爱国刊物几乎大都是相互交流的。毛泽东主编的这一爱国刊物每期都寄送北京学联，而作为北京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自然能读到这一刊物，以及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撰写的反帝爱国文章，深切感受到这位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赤诚和斗争精神。

随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紧接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在李大钊的支持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张国焘等40名青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被推选为书记。而此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则遵照陈独秀的指示在筹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也积极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北京团组织领导人的高君宇自然十分关心此事，便将北京团组织的章程等文件寄给毛泽东等湖南朋友，以供借鉴。在北京、上海等地党团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7月13日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之后，作为北京、湖南团组织的负责人，高君宇和毛泽东的联系自然更加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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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担任会议记录。在会上，他谦虚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但十分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大会结束后，高君宇来到上海，见到了北京参会代表刘仁静、张国焘。随后，即与刘仁静来到了杭州。在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高君宇遇到也是从上海来到杭州的毛泽东。久别重逢，两人言谈甚欢。毛泽东还向高君宇讲述了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分析，以及中共“一大”的有关决议精神。这次西湖偶遇，给刘仁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后，他还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和他撰写的文章中多次提及此事。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根据从苏俄参加“远东大会”归国不久的高君宇等人传达的共产国际和列宁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同年8月，作为中共二届中央五名执行委员之一的高君宇出席了西湖特别会议。会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高君宇和蔡和森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以指导中国民族革命运动。高君宇在编辑《向导》的同时，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高度，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紧密配合国内外革命运动的斗争形势，撰写了一系列旗帜鲜明、文锋犀利、闪烁着思想光辉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是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新的课题进行科学论证的。中共“二大”的功绩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但是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则是这次大会的缺憾之一。在当时党内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还未普遍被人们认识的情况下，具有远见卓识的高君宇不仅明确提出和论证了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而且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主导地位和领导权。对于高君宇这一卓越思想，毛泽东无疑是十分赞赏的，他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向导》上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之后，在中共“三大”上被推选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中也多次明确提出既要坚持国共合作，又要反对右倾的政治主张。

在积极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同时，他们还继续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8月，高君宇出席了毛泽东参与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一周年纪念大会，并以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表了《祝奋斗的安源工友》的讲演，他在围绕“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作了精彩的论述之后，满怀激情地高呼：“安源工友的奋斗精神万岁！”

1924年1月，在孙中山先生的主持下，国共两党精英相聚于广州，共同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会后，参与其会的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而高君宇则积极参与筹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工作。不久该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和李大钊、于树德等一起领导了北方的国共合作。之后，还由京返并，筹划了山西的国共合作。

随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但是，国民党右派对之心怀不满，猖狂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当他们的反共活动遭到孙中山先生的抵制以后，他们并不死心，竟然打出排斥共产主义者、防止国民党共产化的破旗，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企图使他们的阴谋得逞。对之，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又“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国民党“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而高君宇则在1924年8月10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广州会议召开之际，在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上发表了题为《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的战斗檄文，以锋锐的笔触，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揭露、批判、抨击，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斗争，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而做出了卓越贡献。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先生由粤赴京共商国是。11月下旬，时为孙中山秘书的高君宇偕随这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离粤北上。当孙中山先生路经上海时，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的毛泽东，通过高君宇等秘书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并将一封包括自己在内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4个人联名起草的信件呈给孙中山先生，信中反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右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但因孙中山先生当时已身患重病，未能及时处理此事。高君宇和毛泽东此次一别，竟成永诀。孙中山先生离开上海之后，国民党右派“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只好请假回湖南养病去了。而高君宇则因终年累月奔波不息，积劳成疾，抵达北京不久便住入德国医院进行治疗。1925年1月高君宇以《向导》记者身份抱病赴上海参加了中共“四大”之后，遂投身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殊料，他为之奋斗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不久，身为这次大会主席团成员的他即突患急性盲肠炎，因医治无效，不幸于3月6日与世长辞。

高君宇死了，死于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革命风暴之中。他没有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门城楼上，但他那“我是宝剑，我是火花”的革命豪言，已经激荡在毛泽东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洪亮的呼声之中了；而在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中也闪烁着革命先驱高君宇的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