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陨落了

高君宇出院后，就移居于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内一幢大房子里——这是他的朋友、苏俄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特为他养病而安排的。但是，他自主住之后，这幢房子就成了他的工作室。曾经常前来探望他的胞弟高全德后来回忆说：“他在使馆单独住着一幢大房子，里外套间，铺着地毯，其他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柜，一支卧床。那时，还没有暖水瓶，只有附近墙壁的火炉台上放一杯开水，整个屋子里显得特别空荡。我每次去了，他不是写作，就是阅读，工作非常忙碌，根本顾不上闲谈。”

得知高君宇出院的消息后，赵世炎、范鸿劼、舒大桢等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的负责同志纷纷前来探望他，都劝他要安心疗养。李大钊因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回到北京不久，事务繁杂，难以脱身，但也托人向他问候。前来看望他的同志们告诉他：在他住院期间，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已于1月4日正式成立。大会通电全国各省发起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专门讨论了和这次大会有关的各项问题，号召全体党员，动员他们所参加的群众团体，投入到运动中来……听到这些情况后，高君宇振奋异常，恨不得立即投入这一运动。

就在这时，高君宇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出席中共“四大”。他略略准备一番，便抱病由京赴沪去了。

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开幕。会址是位于闸北淞沪路附近、北四川路西边华界的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里弄房屋。会场布置于二楼，三楼房间即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寝室。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彭述之作了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也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11个决议案。

这次大会正确地估量了社会各阶级及各阶级势力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以前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正式提出过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此，高君宇极为欣慰和兴奋。早在中共“二大”后，高君宇就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然而，这一弥足珍贵的思想，在当时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共党内尚未被大多数同志所认识。当选为中共四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的彭述之在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说：“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在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而今，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这怎能不令高君宇欢欣鼓舞呢？

在会议期间，高君宇结识了一位具有文韬武略、大智大勇的革命战友，此人就是在后来中国革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一代伟人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曾参加反日、反封建帝制复辟的斗争。1917年毕业后留日求学。1919年归国后，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界领导人之一，并与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历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秋回国后，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组建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对于这位气宇轩昂、性格稳健、才思敏捷、谈吐优雅的战友，高君宇久慕其名，并在广州中共两广区委发动召开的声讨反动商团叛乱的群众大会上聆听过他那慷慨激昂、极富号召力的讲话。而周恩来对高君宇亦不陌生，他知道眼前这位身体羸弱、面容憔悴的战友，多少年来一直像一只雄鹰奋飞在国内革命斗争的大风暴中。他是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界的风云人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向导》 《先驱》 《政治生活》 《工人周刊》 等党团报刊的编辑、记者，不仅发表过许多文笔犀利、论述精当，闪烁着思想光辉的时事政论文章，而且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因此，当这一对革命战友在中共“四大”上相识后，他们很快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会议空隙，“两人欢谈甚深”，甚至“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当得知周恩来的恋人是邓颖超时，高君宇不禁称赞道：“你俩真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1月22日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即将分别的高君宇、周恩来又相聚在一起，促膝交谈。他们谈方兴未艾的国民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谈国共合作在广东创建的革命武装，谈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两人谈兴愈来愈浓，直至夜深人静时，才恋恋不舍地分别。临别时，周恩来拿出一封信来，对高君宇说：“你回京时，烦请将此信交给天津的邓颖超女士。”

高君宇笑着说道：“这真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信通啊！翔宇（即周恩来之字），我保证当好传书的鸿雁、传情的红娘。”

两人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在静寂的寒夜里显得是那么响亮、那么热烈、那么真诚。

高君宇在回京途中，特意在天津站下了车。随即，他风尘仆仆地赶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里，将信交给了周恩来的恋人——邓颖超。事隔半个多世纪后，邓颖超回忆说：“在20年代，大革命时期，我已知高君宇（名尚德）同志是我党北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但未见其人。那是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因为，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我和君宇同志的那次亲切的会见，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而从外貌看上去也较为成熟的青年。”

高君宇回到北京后，孙中山先生因病重而于1月26日入住协和医院治疗，其病被确诊为肝癌！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君宇不禁忧心如焚：眼看着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就要在紧锣密鼓中开场，而和中国共产党同持召开“国民会议”主张的孙中山先生却患了如此之绝症……第二天，他就感到那尚未完全痊愈的病体又隐隐有点不适了。前来看望他的石评梅见他如此，生怕他旧病复发，便苦劝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到陶然亭那个他俩经常聚会的地方游览去了。

从陶然亭回来之后，高君宇的心情似乎不再那么忧郁了，但一种缠绵的情感又弥漫于他的心头。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和石评梅那若即若离的冰雪爱情来了……于是，激情之下，他在灯下，伏案给石评梅写起信来：

珠（即石评梅之乳名“元珠”的简称）！昨天是我们去游陶然亭的日子，也是我们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的历史一半写于荒斋（即“梅巢”），一半写于医院，我希望将来便完成在这里。珠！你不要忘记了我的嘱托，并将一切经过永远记在心里。

我写在城根雪地上的字，你问我：“毁掉吗？”随即提足准备去蹅；我笑着但是十分勉强的［地］说：“蹅去吧！”虽然你并未曾真的将它蹅掉，或者永远不会有人去把它蹅掉；可是在你问我之后，我觉着我写的那“心珠”好像正开着的鲜花，忽然从枝头落在地上，而且马上便萎化了！我似乎亲眼看见那两个字于一分钟内，由活体立变成僵尸；当时由不得感到自己命运的悲惨，并有了一种送亡的心绪！所以到后来桔瓣落地，我利其一双成对，故用手杖掘了一个小坑埋入地下，笑说：“埋葬了我们罢！”我当时实在是祷告埋葬了我那种悼亡的悲绪。我愿我不再那样易感，那种悲绪的确是已像桔瓣一样的埋葬了。

……当我们过了葛母墓地往南走的时候，我发觉你有一种悲哀感触，或者因为我当时那些话说的令人太伤心了。唉！想起了“我只合独葬荒丘”的话来，我不由的［得］低着头叹了一口气。你似乎注意全移到我身上来笑着唤： “回来吧！” 我转眼看你， 适才的悲绪已完全消失了。就是这些不知不觉的转移，好像天幕之一角，偶然为急风吹起，使我得以窥见我的宇宙的隐秘，我的心意显着有些醉了。后来吃饭时候，我不过轻微的［地］咳嗽了两下，你就那么着急起来。珠！你知道这些成就得一个世界是怎样伟大么？你知道这些更使一个人心贴伏在爱之渊底吗？……

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我们将它团成什么样子，它就得成什么样子；别人不会给我们命运，更不要相信空牌位子前竹签洞中瞎碰出来的黄纸条儿。

我病现已算好，那［哪］能会死呢！你不要常那样想。

致石评梅的信寄出后，高君宇那动荡不安的心境似乎平静了许多。他要将儿女情长深深地埋于心底，重新投入战斗了。他明知自己身体羸弱不堪，病根尚未根除，但他决心奋斗到底：纵然是死，也要死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他不仅和赵世炎、范鸿劼等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的负责同志共同策划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而且还参与起草大会的有关文件和宣传材料。

高君宇欣慰地笑了，因为他又重返前线，开始了新的战斗。然而，石评梅每一次见到他，一颗心就像铅块似地格外沉重。自从他住院那一天起，她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无时不为他的病而感到恐怖、悲哀和忧虑。她劝他多休息，少考虑工作。但他却不能这样，即使与石评梅谈心，也总要扯到“国民会议”、“善后会议”上去。他常常告诉石评梅一些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的种种丑闻，以及一些报纸对之的讥讽之言　论……石评梅觉得眼前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人是那么光明磊落、正气凛然。他关心的不是个人的病痛，而是与民族和国家有关的大事。

谈到石评梅她们编辑的《妇女周刊》时，高君宇说：“我最近读了你发表在《妇女周刊》上的《我的为了爱可以独身》的文章。其中有些观点我不甚赞成。”

石评梅谦虚地笑着说：“请君详述。”

“譬如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高君宇开诚布公地说，“‘处此新旧嬗替的现世，爱园里横生荆棘，塑隔铁壁，旧道德偏阻其所好，投其所恶。在系链下挣搏的我们，自然痛苦多而愉悦少，失败多而成功少。饱尝酸辛，历经艰苦之后，心潮自然由枯寂而平静，由平静而绝望，她的爱之信念，遂变成独身的信念。我觉世界（上）爱最伟大，为了爱独身的更较伟大！’这些思想观点，我很难赞同。”

“为什么呢？”石评梅用她那双仿佛饱含泪水的眼睛望着高君宇，像一位小学生一样不解地问。

高君宇说：“不错，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旧嬗变的时代，爱园里确是荆天棘地，旧道德依然十分强大，青年人无不感到悲哀和痛苦。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青年人才应当担负起一种改造社会的责任，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反对旧道德，推翻旧制度；而不应当‘由枯寂而平静，由平静而绝望’。”

“你的话固然很有道理，可是像我这样的弱女子怎样才能去轰轰烈烈地奋斗呢？”

高君宇热情洋溢地说：“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固然是渺小的，但是，只要加入到伟大的人民大众的斗争之中，就完全可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正如一滴水是渺小的，但是无数滴水汇在一起就可成为河流，成为海洋，就可掀起冲天的巨浪！评梅，我衷心希望你能多写一些配合人民大众斗争的文章，譬如眼下的国民会议运动正方兴未艾，你可以运用手中的笔，鼓动妇女关心国事，积极推选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这些话犹如一团火燃起了石评梅奋起战斗的热情。她振奋异常地说：“好，我写，我一定写！”

不久，高君宇就欣喜地看到，在1925年2月25日出版的《妇女周刊》第11号上刊登着石评梅撰写的《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请各地女同胞选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于是，他兴致盎然地读了起来，读到后来时，他竟出声念了起来：

……谁也不能说女子不是人，女子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当然在这万象澄治、百物待理的国民会议里，应该采纳女子的代表。女子也应该代表二万万中华国民的资格，参加国民会议。庶乎有机会希望解决宪法上对女子的错谬，法律制度上对女子的歧视。同时我们期望国民会议，确能解决过去十三年的纠纷，更新以后亿万年的福利；为我们造成两性共支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为谋启迪我们女子拨云见日的时机……我们要取得权，就要运动；我们要保存所取得的“权”，以及更增进于圆满，就要永久去运动……

读毕，高君宇激动不已。是啊，看到挚爱的女友能参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怎能不激动呢！

1925年3月1日，全国人民瞩目已久的旨在对抗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大学三院开幕了！来自20多个省、100多个地区的200多名代表相聚一起，共商国是。作为大会代表和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在会上见到许多革命战友：恽代英、向警予、邓颖超、王烬美……他和他们不仅在中共代表组成的大会党团会议上一起讨论会议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努力用中共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来影响全体参会人员。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加之宣传工作好，深入发动了群众，这次大会一开始就开得隆重而富有生气。

然而，正当这次空前的大会刚刚进行之际，病魔突然又开始向高君宇挑战了。3月2日下午，极度羸弱、极度疲劳的高君宇忽然感到腹部疼痛，但他毫不在意，继续忍痛坚持参会。直至3月4日腹痛加剧，忍无可忍时，他才被其他代表送回他的住处苏俄大使馆那幢房子里休息。

当石评梅接到兰辛的电话，赶来看到形销骨立、枯瘦如柴的高君宇时，不禁大为惊骇：啊，仅仅3天工夫他就瘦得成了一把枯骨，只是眼珠转动，嘴唇开合，表明他还是一具有灵魂的躯壳。她的眼泪顿时像决堤的河水一样从眼眶里汹涌而出……

见石评梅如此悲伤，高君宇那深凹的眼中也涌出将尽的残泪，他紧嚼着下唇，握着她的手抖颤不止，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

“评梅！什么时候你的泪才能流完呢！”

石评梅听了这话更加哽咽了，哭得抬不起头来。高君宇不忍看她如此悲泣，便将头掉过去深深地埋在枕下。后来，她将他扶起来，喂了点橘汁，然后又放卧在床上。高君宇少气无力地低声说：“评梅！我谢谢你这数月来的看护……”话说到这里，他便哽咽住了……

石评梅浑身出着冷汗，突然间她感到她是那样爱恋着眼前的这位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不息的青年英雄。于是，多少年来蒙在她鲜血淋漓的心头上的云翳散了，散了……她跪在高君宇病榻前说：“辛，你假如仅仅是承受我的心时，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它永久用你的鲜血滋养，用你的热泪灌溉。辛，你真的爱我时，我知道你也能完成我的主义，因之我也愿你为了我牺牲，从此后我为了爱独身的，你也为了爱独身。”

高君宇抬起头来望着石评梅那着雨洒梨花似的泪脸，紧紧握着她那纤细的手说：

“评梅！放心。我原谅你，至死我也能了解你，我不原谅时我不会这样缠绵的爱你了。但是，评梅！一颗心的颁赐，不是病和死可以换来的，我也不肯用病和死，换你那颗本不愿给的心。我现在并不希望得到你的怜恤同情，我只让你知道世界上我是最敬爱你的，我自己呢，也曾爱过一位值得我敬爱的你。评梅！我就是死后，我也是敬爱你的，你放心！”

高君宇说这番话时颇有勇气，就像对着千万人演说时那样的气概。石评梅听了，异常感动，又默默地低着头垂泪！

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位俄国青年，他极其诚恳地半跪着在高君宇那枯蜡似的手背上吻了吻，然后站起来颇有礼貌地望着石评梅说：“小姐！我祝福他早日痊愈。”说完，便戴上帽子走了。

待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来后，石评梅因要参加校务会议而不得不告辞。高君宇忽然掉转头来对石评梅说：“评梅！真的我忘记告诉你了，你把那些书信拿去好了，省的［得］你再来一次检收。”

“不，你不要这样胡思乱想。”石评梅悲伤地喊道。

高君宇很平静地说：“我知道，我这架机器不堪耐用了！评梅，死，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一个人能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死，是死得其所，又有何憾！只是国民会议尚未召开，革命大业尚未成功，而我……”以下的话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石评梅安慰道：“辛！你不用焦急。我已告诉静弟马上送你到协和医院，有空我就去看望你。”说完，她不忍再看望高君宇一眼，便匆匆离去。谁知此次一别，竟成永诀。

旋即，高君宇被兰辛送至协和医院，诊断结果是急性盲肠炎。当医院决定动手术时，恰好其弟不在，兰辛因为恐怕高君宇久病的身躯禁受不住而犹豫不决。高君宇十分镇静地说：“开肚怕什么？你也这样脑筋旧！”说完，便亲自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手术后，他感到精神很好。兰辛问：“要不要评梅来看你？”

高君宇说：“她愿意来，来看看也好；不来也好，省得她又要难过！”接着，他又和兰辛谈论起正在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来，并表示过两天出院后再去参加这次大会。

谁知，就在这天夜里，1925年3月6日深夜2点40分，这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共早期领导人和革命理论家、活动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高君宇与世长辞了！死时，年仅29岁。

在惨淡的灯光下，他静静地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仿佛是酣然入睡了。是啊，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奔波了数千个日日夜夜，太累了，太累了，让他好好休息吧！他睡着了，仿佛还在梦中满怀激情地高诵着他自题照片上的那首言志之诗：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天夜里，人们仿佛隐隐听到古城北京第一声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