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知州以前，韩岩村的墓冢有元好问曾祖春、祖滋善、父德明、叔元格、好问长子抚、孙若祖，其中好问墓最大。冢高丈余，四周砌以砖石，墓端志大盘榆一株，墓前立石三尺，书“诗人元遗山之墓”，墓左旁有元代大德四年（1310年）郝经撰墓碑，墓前享堂三间，室内有历代修葺元墓的碑碣。堂前石翁仲、石羊、石虎排列甬道两旁，都系元代原物。“诗人元遗山之墓”是元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通议大夫、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魏初和大中大夫、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济南姜彧遵照遗山先生生前所嘱：“某身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立的。元以后的四五百年中，长期失修，“小碑脱落不全”（指至元碑）大碑决裂四散（指大德碑）墓冢瓷石倒塌，荒草漫地，人迹罕至，亭毁迹灭，一派萧条破败景象。经过汪知州的精心策划修复后，元墓完好如初。这也就是李銮宣第一首诗后四句里听描述的：“枯树村鸦哺，荒阡石兽蹲。墓田余劫火，五色尚留痕。”

元好问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后人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的诗祖李（白）、杜（甫），具律切精深而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愈）、欧（阳修）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新作，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在大战乱大动荡的年代，元好问感叹故国沦亡，避难异乡，心情悲伤惨淡，立志誓不为官，以整理故国文献为已任。在他所处的金元时期，北方大地几经沧桑，世事屡迁。短短一百余年间，辽、金、宋、元几个朝代相继废兴。在历史兴亡面前使他看到的则是一座座高耸的帝王大厦接连不断的崩塌。他“不敢南向望，故国又丛台”，他难以理解世事的沧桑翻覆。世道的变幻，人生无常使他感到惊愕、困惑，他“追往事，叹今吾”，故而向陶元亮学习，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拒不应聘做官，解职而归，过其田园生活。他把隐居当作躲避灾祸、追求解脱、向往自由的一块圣土，表明他具有遗臣志士的气节，大有“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真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台万户侯”的英雄气概。文学、史学是元好问的专长，他的诗词沉雄豪健，慷慨苍凉，清新遒劲，众体皆备。他著书立说为金源写史，不阿时俗秉笔直书，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用诗大声疾呼，反对压迫，反抗残暴落后的统治和侵掠。尤其是其“丧乱诗”所反映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可与陆放翁等两宋名家相媲美。他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四库全书》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的诗歌创作无不表现了轩昂豪壮的气魄和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他“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凌云壮志。正如陆放翁临终前《示儿》所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国仇家恨永志不忘，这便是志士的风格。所以李銮宣第二首诗这样赞赏元好问：“马鬣凭谁剪？韩岩宿草中。金源有遗老，旷代仰宗风。节比陶元亮，诗如陆放翁。横流沧海急，巨笔补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