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忻州知州汪本直第二次对遗山墓进行的大规模修葺,是五次修墓中规模宏大,意义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修墓活动。它不同于其它几次局部零星的修墓,而是全方位的修葺,不但确定了元茔的范围,保存了茔地的遗址遗迹,更重要的是考清了元好问的世系及元陵中遗冢的主人,对元好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切皆与静乐县的李銮宣有着密切联系。
李銮宣(1758—1817),字伯宣,号石农,静乐县人。幼年丧母,由祖母抚养成人。天资聪敏,十二岁补弟子员,二十二岁以拔贡生举于乡。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官刑曹,充秋审处总办。嘉庆三年(1798)年升任浙江温处兵备道。十一年(1806)年,授云南按察使,因龙世恩案,被弹劾,下刑部狱,迁戍乌鲁木齐。期间父丧,放还。后历任天津兵备道,直隶按察使,广东按察使署布政使事,四川布政使权四川总督事。二十二年(1817)年,擢升云南巡抚,未闻命而卒。他恪守儒道,以兼济为务,为人耿直,治事宽简平易,所到之处多有政绩。诗有《坚白石斋诗集》。
(在修葺元墓时)由于缺乏资料,汪本直便四处寻访,遍访故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从静乐县五家庄李銮宣的老家购得渤海戴明说手抄《遗山诗》,《遗山先生世系略》和《元遗山墓图》。而此时,李銮宣却居官在外,事后才从家人口中得知。为此,他还写有文章一篇,记述此事,很后悔未曾阅读这些孤本,但又为被父母拿去造福桑梓深表欣慰。(当时忻州辖有定襄、静乐两县,所以汪本直也就成了李銮宣的父母官)
“祖研箧难守,父薪肩未任。韦编归册府,松檟荟繁林。旧钞《遗山诗集》每首下注作诗岁月,较世行本为详,先大父中宪公所藏书,余家故物也。余索米长安,离里门几及二十年,未曾目睹此本。今为守愚先生(汪本直号守愚)购去,缘是重葺遗山墓。表兄冯仲囫学博来京师,为余详言之。余闻是举,既叹祖研之不能守,而又深喜官兹土者表章先贤之功不朽云。俎豆自千古,瓣香惟此心。后之司牧者,视昔准于今。”此文后收入《元遗山墓图并题辞》。
根据李銮宣故家资料,汪本直才得以辨明遗冢,“其上四冢,乃先生之曾祖与祖暨东岩、陇城两君墓,下二冢则先生之子各拊,孙名若祖墓也。”还考明元世氏系:“元氏自五季后,从汝州迁平定。先生之曾祖春,隰州团练使,靖康末,从平定迁忻。祖滋善,仕金为柔服丞。父德明,即《金史》所称东岩先生。生三子,先生其季,生七月而为叔后,叔陇城君,名格,仕陵川令。”由此知元好问虽为汉族,但祖上早就服务于金朝,所以元好问理所当然为金朝吏。元好问生父为元德明,后来又过继给其叔父陵川令元格。
修毕元墓后,汪本直把从静乐李銮宣故家访得约遗山诗旧抄本和自撰的《重修元遗山先生墓记》寄给山西学政戈源,征求戈源的意见。戈源又作了《校刊元遗山先生墓碑记墨本跋》。汪本直遂将这一切资料,由代州冯百史转呈内阁学士翁方纲,并向其请诗,由此拉开京师围绕汪本直修葺遗山墓同题集咏的序幕。这些诗词一并由南海伍崇曜辑入《粤雅堂丛书》刊刻,流传广、影响大。随着汪本直于1796年秋天致仕南归(因汪本直为今安徽歙县人),集诗刊诗活动随之结束。这次集诗活动参与者有30多人,题诗近50首。题诗者以在京官员为主,如吏部尚书刘墉、礼部尚书纪昀等。还有一些晋籍人士的地方文人。李銮宣就属于这类型。出于对汪本直修遗山墓这一政绩工程的赞颂,更出于对元好问的 认同和推崇。李銮宣也作诗五律三首。
在汪本直修建野史亭130年之后,即民国十三年(1924年),陈敬棠主持扩建野史亭。
陈敬棠,忻府区嘉禾村人。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重要幕僚之一。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尤以拒绝参加曹锟每票5000元的总统贿选而为人所敬重。1937年11月,日军大举入侵忻州,陈敬棠宁愿身死,不为亡国奴,与全家十口服毒以殉国难。
此次扩建野史亭,还建了“青来轩”,将元好问石刻画像嵌于野史亭正壁,集历代名人题咏16家17首携诸“青来轩”中。对于汪本直乾隆五十九年的修墓集诗,陈敬棠只收入翁方纲与李銮宣两家,且李銮宣原本为三首,也只收录前两首(第三首见前面李銮宣“祖研箧难守”句)。
赡其裔孙俾耕读墓侧系之以诗两首
李銮宣的诗作,代表了清朝官员和学者对元好问的一致认同和尊崇敬仰。不仅肯定了元好问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和勇于承担的执着精神。如果没有元好问的记载,金朝的历史不会如此多姿多彩,金朝的许多人物也会暗淡无光,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而且盛赞了元好问的个人才情,认为他的诗风堪与陶渊明、陆游比肩。同时也反映了在国运衰微之际,以李銮宣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们希望有所作为以及经世致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