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裴忠利同志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我就读于县城红卫岭中学，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汾水乖乖锁坝间”“我们静乐好地方”等一曲曲令人热血沸腾的歌曲唱响静乐大地，传遍整个校园。由此，作为学生的我们也知道了静乐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八路县委书记朱贤英，人们亲切地尊称他朱政委。也因此认识了经常跟在朱政委身边的一位年轻、帅气、戴着黑框眼镜、说着兴县话的大笔杆子秘书——裴忠利。

1974年，静乐任命了一位最年轻的公社书记，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高寒的山区变江南”的号召，在朱政委所包的段家寨公社汾河川试种水稻成功，让人们心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渴望和自豪。这位公社书记就是裴忠利。1983年，我调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裴忠利书记也历经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史志办主任等职务提拔为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终于有了正面接触裴忠利部长的机会，也有幸聆听了裴部长的几次精彩讲话。他口若悬河的讲演，渊博的知识和平易近人的风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5年，裴部长荣升忻州地委讲师团团长，离开了他为之奉献青春和汗水的静乐大地。

裴部长在静乐工作13个年头，其中，主管和从事宣传文化工作近10年。裴部长在静期间，是静乐文化事业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在裴部长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静乐老一辈文化人北上进京、南下入川，走访了一批扎根静乐、艰苦奋战的老一辈革命家，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珍贵史料。在那段时间里，静乐小戏、传统剧目一直活跃在省市的舞台上，革命先驱高君宇的研究、《鹅城》杂志的创刊，都为静乐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静乐文学水平、静乐文艺的推陈出新，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裴忠利同志虽然调离静乐，但一直心系第二故乡，情系静乐，多年来一直关注静乐的发展变化，并以一位老文化人的视角审视静乐辉煌的过去和灿烂的文化。特别是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一直研究静乐，挖掘静乐历史，把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倾注到对静乐的热爱上。本辑文史稿准确地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静乐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两个抗日政府“静乐县人民政府”和“静宁县人民政府”近百位优秀的领导者。不仅添补了静乐抗战史的空白，为浴血战斗的革命前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更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抗日战争史拾回了遗缺。

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静乐”“静宁”两套班子团结和带领静乐人民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和动人事迹。静乐和静宁根据地的建立，并形成对日军的牵制，有力地保护了晋绥边区政府和圣地延安的安全。曾经鲜活的这群人，有的已经血洒静乐大地，有的牺牲于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沙场。幸存者则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几十年过去了，追忆他们和寻找他们实属不易，也成为静乐抗战史中的一大缺憾。但裴忠利同志花甲之后不顾年迈体弱，不讲价钱，毅然决然地担起了这一历史的重担，十几年来，专访数十位德高望重的当事人，行程两万余公里，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市，频繁出入于图书、档案馆所，经常是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为我们找寻回了这段历史。

附录中《静乐县动委会工作的回顾》一文则是裴忠利同志亲自采访静乐县首任动委会主任李蔚然同志，及时抢救和整理出来的一段珍贵史料。《试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静乐县的归属演变和区划变更》一文，也是裴忠利同志在经过大量走访考证的基础上系统地反映了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静乐县独特的地域区划变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史学价值。

本辑文稿不仅仅是每一位先烈和前辈的事迹感人，想象一下裴忠利同志的追寻过程定是同样感人，从和他的交谈中，以及本辑文稿大样出来后的座谈会上，裴忠利同志讲述的一些寻访细节，与会者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我想文史工作者成就文史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惜裴先生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裴忠利同志作为外籍的静乐人，留给家乡静乐的不仅仅是一本珍贵的史料，从他的身上体现出的是一位老文化人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留给我们的是对家乡永久的眷恋和赤子情怀。他的优秀品质和感人事迹也定会激发全县文史战线的同志热爱家乡，弘扬家乡传统文化的热情和自觉。